文化人殺人是真的不用刀的。宋神宗元豐二年，蘇轼從徐州調任湖州。上任以後，蘇轼依照慣例，向皇帝上表謝恩。這種表，都是一貶一

文化人殺人是真的不用刀的。

宋神宗元豐二年，蘇轼從徐州調任湖州。上任以後，蘇轼依照慣例，向皇帝上表謝恩。

這種表，都是一貶一吹，貶自己幾十年對朝廷沒什麼功勞，吹皇帝聖恩浩蕩。寫得情真意切，說不定打動皇帝，還可以來個再造之恩。蘇轼文采又好，寫得時候想當然的奉承宋神宗：“陛下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意思就是皇帝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時代，難以和年輕人搞到一起，跟不上朝廷最新的思路，曉得我年老本分，也許可以把小地方的百姓治理好。

本來挺得體的一番話。宋神宗看了也還覺得蘇轼認錯态度良好。

但是監察禦史何正臣卻摳字眼，從“新進”、“生事”等詞語裡找到了破綻，給蘇轼扣上攻擊變法，反對皇帝的政治帽子。

一紙書信怎麼能殺得死名滿天下的蘇學士呢。禦史台的這夥子人又到處去搜尋蘇轼的其他的罪行，有個叫舒亶的，用了四個月的精讀細讀，從《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裡搜出來幾首蘇轼的詩，說蘇轼：

“至于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讪渎謾罵，而無複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轼也。蓋陛下發錢（當時的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堿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嫌古文麻煩的可跳過，其實大意就是這人找了新政和蘇轼的詩，挑出來一一對應，證明蘇轼時時刻刻在譏諷神宗皇帝。

與此同時，國子博士李宜之、禦史中丞李定也來了，曆數蘇轼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于朝廷而斬首。

他們羅列了一堆莫須有的罪名，要殺了蘇轼！

皇帝派人來拿他問話，一衆好友都以為是在賜罪的。吓得蘇轼官服都不敢穿，趴在地上乞求給個機會和家人訣别。

在捉拿回京的路上，為了避免蘇轼牽連其他的好友家人，家人們将他的平生詩書付之一炬。大宋最好的文章，在這裡被燒得七零八落。

在京城牢獄，蘇轼一直戰戰兢兢，在恐吓中度日如年。後來禦史台申報蘇轼詩案的審理情況，整理出來一份所謂的譏諷名單，裡面幾乎都是變法保守派，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诜、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殺蘇轼而後快。好在神宗皇帝還有一點仁心，想起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是以殺蘇轼的決策一直懸而未決。

但恰恰是這種要殺不殺的折磨才最令人内心煎熬。

十二月，蘇轼因該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驸馬王诜因涉嫌洩露機密給蘇轼，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轼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

王鞏，被禦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北。

蘇轼的親弟弟蘇轍，因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于家庭連帶關系，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司馬光等大臣一并受罰。

烏台詩案雖然沒有殺死蘇轼，卻殺死了他的那股“西北望，射天狼”的英雄氣概。

在黃州蘇轼就寫了一首令人肝腸寸斷的《蔔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缥缈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這首詞，通篇都是那種無奈無力孤獨，道盡了被貶之後的辛酸。

但最悲慘的是，在此後的後半生中，蘇轼開始了一直的颠沛流離，經曆黃州儋州惠州流亡生活。

盡管這一曆程也重鑄了蘇轼的文風，開始他蘇學士到東坡居士的轉變。

然而這内心的惶恐無助，卻也成為蘇轼後半生惶惶不可終日的一根刺。

有一次蘇轼寫了一首詞：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 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裡秋千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蘇轼一生都渴望做出點事業，但對朝廷的一片忠心，卻被解讀成壞心。

一句“多情卻被無情惱”，讓人想起屈原對楚王的告白。也更透露出他自己被無情的攻擊的殘忍。

據說當時王朝雲在唱了這首詞以後，就哭了，沒多久幽泣而死。

恐懼悲傷孤獨的蘇轼，寫了這樣一副挽聯：

不合時宜，唯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必思卿。

我每次讀蘇轼的詩詞，都會在心裡傷感。那個意氣風發的蘇轼，其實在宋神宗元豐二年，已經死了，是被禦史們的刀無聲殺死的。

題主問有文化有多可怕，我想也許就是可怕就可怕在，他們有一萬種方法讓人消失。可怕就可怕在，他們一定能找到看起來很光明、很正當、理由很充足的東西，讓你不得翻身。

順便提一嘴，将詩文作為罪證大興特興的起點不是明清文字獄，恰恰是在宋朝，範仲淹，蘇轼這些都因為寫詩被處罰得很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