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杀人是真的不用刀的。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上任以后，苏轼依照惯例，向皇帝上表谢恩。这种表，都是一贬一

文化人杀人是真的不用刀的。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上任以后，苏轼依照惯例，向皇帝上表谢恩。

这种表，都是一贬一吹，贬自己几十年对朝廷没什么功劳，吹皇帝圣恩浩荡。写得情真意切，说不定打动皇帝，还可以来个再造之恩。苏轼文采又好，写得时候想当然的奉承宋神宗：“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就是皇帝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时代，难以和年轻人搞到一起，跟不上朝廷最新的思路，晓得我年老本分，也许可以把小地方的百姓治理好。

本来挺得体的一番话。宋神宗看了也还觉得苏轼认错态度良好。

但是监察御史何正臣却抠字眼，从“新进”、“生事”等词语里找到了破绽，给苏轼扣上攻击变法，反对皇帝的政治帽子。

一纸书信怎么能杀得死名满天下的苏学士呢。御史台的这伙子人又到处去搜索苏轼的其他的罪行，有个叫舒亶的，用了四个月的精读细读，从《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里搜出来几首苏轼的诗，说苏轼：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当时的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嫌古文麻烦的可跳过，其实大意就是这人找了新政和苏轼的诗，挑出来一一对应，证明苏轼时时刻刻在讥讽神宗皇帝。

与此同时，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来了，历数苏轼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他们罗列了一堆莫须有的罪名，要杀了苏轼！

皇帝派人来拿他问话，一众好友都以为是在赐罪的。吓得苏轼官服都不敢穿，趴在地上乞求给个机会和家人诀别。

在捉拿回京的路上，为了避免苏轼牵连其他的好友家人，家人们将他的平生诗书付之一炬。大宋最好的文章，在这里被烧得七零八落。

在京城牢狱，苏轼一直战战兢兢，在恐吓中度日如年。后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整理出来一份所谓的讥讽名单，里面几乎都是变法保守派，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杀苏轼而后快。好在神宗皇帝还有一点仁心，想起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所以杀苏轼的决策一直悬而未决。

但恰恰是这种要杀不杀的折磨才最令人内心煎熬。

十二月，苏轼因该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驸马王诜因涉嫌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且更因对待公主不礼貌，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

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

苏轼的亲弟弟苏辙，因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司马光等大臣一并受罚。

乌台诗案虽然没有杀死苏轼，却杀死了他的那股“西北望，射天狼”的英雄气概。

在黄州苏轼就写了一首令人肝肠寸断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通篇都是那种无奈无力孤独，道尽了被贬之后的辛酸。

但最悲惨的是，在此后的后半生中，苏轼开始了一直的颠沛流离，经历黄州儋州惠州流亡生活。

尽管这一历程也重铸了苏轼的文风，开始他苏学士到东坡居士的转变。

然而这内心的惶恐无助，却也成为苏轼后半生惶惶不可终日的一根刺。

有一次苏轼写了一首词：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一生都渴望做出点事业，但对朝廷的一片忠心，却被解读成坏心。

一句“多情却被无情恼”，让人想起屈原对楚王的告白。也更透露出他自己被无情的攻击的残忍。

据说当时王朝云在唱了这首词以后，就哭了，没多久幽泣而死。

恐惧悲伤孤独的苏轼，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必思卿。

我每次读苏轼的诗词，都会在心里伤感。那个意气风发的苏轼，其实在宋神宗元丰二年，已经死了，是被御史们的刀无声杀死的。

题主问有文化有多可怕，我想也许就是可怕就可怕在，他们有一万种方法让人消失。可怕就可怕在，他们一定能找到看起来很光明、很正当、理由很充足的东西，让你不得翻身。

顺便提一嘴，将诗文作为罪证大兴特兴的起点不是明清文字狱，恰恰是在宋朝，范仲淹，苏轼这些都因为写诗被处罚得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