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翻譯家”與“最美書店老闆”，文化精英的時代悲歌

駿瑜

一篇關于患躁郁症“天才翻譯家”的文章，正被廣泛傳誦。很多人開始關注“翻譯者的稿酬竟然這麼少！”南都觀察專欄文章《為什麼翻譯稿費那麼低？》提出一個觀點——提高翻譯品質對出版社來說是一個經濟學上邊際效用很低的事情：市場對高品質的翻譯需求不多，對低品質的翻譯容忍度高，高品質的翻譯并不會為出版社帶來與投入相應的收益，因而出版社不會出高價去尋求更好的翻譯。

這是一件令人歎息的事，翻譯者作為文化精英，卻沒有得到精英的報酬。

但這就是市場。

翻譯的酬勞低，其實有很多可以細分的原因：

根據内容的不同，翻譯可以分好幾種：日常翻譯、商務翻譯、學術翻譯、文學翻譯，每一種的市場原理都不同。

日常翻譯：現在的人已經很難想象，在與外國人日常的溝通中，需要專門請通外語的人士協助雙方對話。20世紀80年代中國剛打開國門時，外國人基本不會中文，國人基本不會外文，日常非商業性質的活動如旅遊、零售、交談都需要有人居于其中溝通。

這種需求随着中國國際地位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學習中文，越來越多的國人掌握外語（哪怕水準一般）——已經漸漸消失。

商務翻譯：對商務翻譯的需求，是上世紀90年代外企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時興起的。外企進入後，商務會談、檔案，包括管理溝通，很多需要用到外語。那時學外語很熱門，因為80年代“可以出國”，90年代可以“去外企賺大錢”。嚴格來說，在外企裡，翻譯的地位來自他們居間溝通的能力，而非産業的專業技能如生産、銷售、管理。這個類型的衰退在于兩個因素：

一是随着外語教育的普及，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輕人，多少會一些外語，能夠基本滿足企業日常運作的需要（雖然也有英語專業出身的外企老員工吐槽：年輕人的外語郵件和報告寫得不忍卒讀），加上科技進步，基于大資料的機器翻譯，至少可以讓不同語言兩端的人明白彼此的意思，這時企業隻需要保留産業的專業人士，不需要那麼多語言翻譯了。當然，高端的商務會談和正式的檔案還是需要有表達準确流暢規範的翻譯，但這裡其實已經包含了語言本身之外的附加值，良好的外語表達，隐含着“我是受過高端教育的精英人士”之意，如同英國人說牛津口音，是一種價值的傳遞。

二是由于商業的發展和中國地位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也開始學中文，或至少尊重中文的存在。90年代之前，見到外國人，國人會下意識地說外語去讓對方了解自己，如果自己的外語不流暢、語音不标準、文法出錯，會或多或少有點羞愧——當年很多國人會因為口音或文法問題，不肯說外語，認為自己“不會外語”。而現在更多地是雙方地位平等的情況，互相之間都可能笨拙地說對方的語言，隻要彼此了解就可以。

兩個因素總結起來，就是需求減少（不需要那麼多外語翻譯），供給增加（會外語的人越來越多），市場價格自然就走低。

學術翻譯：學術翻譯是“邊際效應極低”的典型例子。一個大學四六級水準的人借助機翻，就能在一兩個月内把一本大部頭學術著作“譯成中文”——真的隻是“譯成中文”，很多譯文離流暢通順距離甚遠，更不用說了解作者的學術觀點。

聽上去有點匪夷所思，不了解作者的學術觀點和著作的意義，就敢動手翻譯？

但事實也很無奈：學術著作通常是原作者幾年、甚至幾十年研究的心血，即使同領域的專業人士，要做到大緻了解，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很深厚的學術功底。理想狀态下，當然是由能了解原作者學術觀點、又掌握出色外語技能的專業人士來翻譯最好。可是這樣的專業人士一則數目極少，二則即使有，他們也甯可把時間用在自己的學術研究，而不是翻譯他人的著作上，或者從經濟學角度說，理想的譯者機會成本太高。

另一點。則在于翻譯的學術著作，其學術價值和翻譯價值是混在同一個商品裡的，無法分開單獨定價，也就是所謂“沖着原著的價值去買書”，翻譯好不好，倒是次要的。因而劣質翻譯并不能給生産者以恰當的回報，也就是說“以市場定價配置資源”這一條在某種程度上失靈了。

一種解決方法是同一本學術著作，出不同的譯本，不同的譯本根據翻譯品質定價。但一則很多當代學術著作在版權期内，引進時隻能由一家出版社買斷，隻有一個譯本，二則如果是同一本著作的不同譯本，有多少讀者願意為了優秀的翻譯支付溢價，是個未知數——這從一些公版圖書的不同譯本就可以看出來，優秀的譯本，未必銷量很好，這還是在定價基本持平的情況下。

文學翻譯：這可能是大衆接觸最多、也是對譯者要求最高的一個類别。從最嚴格的意義上，文學其實是不可翻譯的。用翻譯理論家奈達的話說：好的翻譯，要讓目智語言的讀者，有源語言讀者閱讀時的同等感受。但現實生活中，即便是同種語言的使用者，由于年齡、社會階層、生活環境的不同，對同樣的表述也有不同的了解——網絡時代就更明顯了，很多網絡用語，對非網絡原住民來說就是天書。如果說表意還能出于功能性的原因勉強達到一緻，純語言審美的文學，對同種語言使用者就已經有不同的感受，遑論外語使用者。

在早期以小說情節和人物塑造取勝的古典文學時代，翻譯還可以讓外語讀者感受到情節的曲折、故事的發展、人物的形象，但到了羅蘭·巴爾特所謂的“零語言”階段，文學更多是一種文字的遊戲，這種單純的文字之美和趣味，就非常難翻譯了。

另一個原因，則是嚴肅文學在大衆市場的衰落。上世紀80年代，由于多年壓抑的需求集中爆發，文學作品廣受歡迎，随便一本文學著作都有極高的銷量（這裡也有各種原因，比如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掌握話語權的80年代文藝青年書寫的曆史，更多的人并沒有出現在曆史裡；再比如在那個沒有商業、沒有藝術的年代，人們的選擇并不多），而現在，又有多少人去讀文學作品？

這樣一個衰落的市場，如何支援技能要求極高的高品質專業翻譯？

學術翻譯和文學翻譯與前兩種不同的是，它們又涉及中國出版系統的特有情況，即隻有官方的出版社才有書号，或者說有出版許可可以出書，因而這個市場并不是一個完全競争的市場，可以出的書數目有限，這時出版社就有相當的話語權來定價。

90年代以來，這種帶有強烈計劃經濟色彩的制度被證明并不能産出有品質的圖書滿足市場需求。随着市場經濟的發展，也産生了變通的方式如合作出版，由市場導向的圖書工作室策劃執行，在某種程度上引入了市場競争，但由于書号數目有限，這依然不是完全的競争。一方面，有資源的一方（出版社）相對強勢，另一方面，因為書号這樣的資源很珍貴，出版社會非常重視投入産出，作者/譯者必須讓出版方相信，他們的作品可以賺錢。這時就回到了之前讨論的問題，當翻譯作品的價值和原著價值混在一起時，譯者如何證明自己？

還有一個因素是出版審查，引進版權後拿不到書号、作品/翻譯完成後不過審的情況比比皆是，作為理性經濟人，出版社自然會盡量壓低可變成本如翻譯費以應對風險，但這個話題牽涉太廣，已經不是本文讨論的範圍了。

這是一個讓人歎息、但的确存在的事實：翻譯，尤其是好的翻譯，作為文化精英的代表，是一個正在衰退的職業，它的從業者，得不到與自己所受教育、所付出精力相應的報酬。

這樣被人們認為“精英”、“有價值”、卻随着市場變遷日漸衰落的行業，不止是翻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實體書店，然而，和正在消逝的翻譯不同，書店探索出了一些創新，讓自己生存下去，哪怕不是很多讀者認為的“真正的書店”。

很多人相信實體書店是“精神家園”，是“大地上的異鄉者”的歸宿，但實體書店越來越少，少數活到現在的，通常會精心打造環境空間，賣咖啡和文創，以緻于有人吐槽，這是“帶咖啡館的書店”，還是“帶書店的咖啡館”？

事實上，現在的書店，都不是靠書本身盈利，它更多地是在販賣空間與感受，是一種虛拟消費。

書是有定價的，書店從出版社進貨，到把書賣給終端消費者，毛收入隻是定價的30%左右。加上線上書店的興起，大部分人并不在折扣更高的實體書店買書，書店的銷售完全不足以覆寫房租、人工的成本。走文創空間的道路，是逼出來的方法，但也不失為一種創新。

有人會抱怨，書店搞得這麼花裡胡哨，已經失去了嚴肅文化的格調，不“純粹”了。

“純粹”的書店不是沒有，不用付房租，因而還活着的新華書店，他們會去嗎？

模範書局的創始人姜尋近日在倉庫遭遇意外去世，讓人們的目光又一次投向實體書店的困境。這起事件讓人想起2008年2月，香港著名的二樓書店青文書屋老闆羅志華，在春節假期獨自去倉庫整理書籍，被倒塌的圖書壓住，假期無人施救，終緻去世。

二樓書店是香港文化界的一個風景，本身就是因為書籍的利潤不足以支付一樓的高房租而搬到樓上，而青文書屋早已因經營困窘在2006年結業，羅志華将書籍搬至倉庫，期待有朝再起，卻“愛書人葬身于書籍”。

姜尋事件後，鳳凰網的“風洞”刊登了一篇姜尋創業過程的文章，題目是《“最美書店”老闆墜亡：詩和遠方，以及催債電話》，文中提到，2020年，姜尋開了兩家店，關了兩家店，都是合約到期，實在無力維持，被迫關閉。

在這樣一個行業衰退的時代，還有人堅持理想，讓人動容。

但“為愛發電”終是不可持續的，書店的經營模式需要改革。模範書局已經在嘗試的路上，我們也看到很多其他的書店在探索，内容略有不同，如先鋒書店與旅遊結合，在旅遊景點和風景優美的鄉村開店振興鄉村文化；西西弗書店與商業地産結合，在各個mall開店提升空間的文化品味；萬聖書園依托高校學者做文化沙龍，也有投資失敗的例子，如言又幾。但本質上，都是在出售空間和體驗，而非書籍本身——這沒有什麼不好的，是在市場裡，大家随時代變遷，改進業态，給消費者提供更好更精細産品的努力。

口語/書面翻譯也好、實體書店也好，都是曾經興旺一時，被視為“文化價值很高”的産業，在産業随着時代變遷衰敗後，也有很多文化人一邊歎息，一邊呼籲，要保留我們的高雅文化，不能讓他們消失。

但其實，職業隻是文化的載體，這個世界上沒有永遠存在永遠興旺的職業，點瓦斯燈的工作會因為電和市政路燈的普及而消失，代寫書信的人會因為全民識字率提高而失業，而文化卻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傳承——即便會和初始狀态相比有所變化。所謂“精英”所謂“文化價值高”無不例外。

更何況，“文化價值”是非常個人化、非常階層化的判斷，著名的英國諷刺劇《是，大臣》裡，哈克先是（出于争取選票的動機）認為應該拆掉無人問津的美術館，将補貼發給對平民更有價值的足球俱樂部。然而公務員老油子漢弗萊相信，不能用公款補貼“粗鄙的流行文化”、“我們有義務給公衆提供高雅的藝術”。一番操作後，兩個中産階級取消了拆美術館的計劃，愉快地出發一起去看接受950萬英鎊年補貼，賣30鎊一張票的皇家歌劇院的演出。

隻不過，對于消失的職業，個人隻能調整自己的行為；對衰退的産業，商業主體需要改變經營的方法；但對于機構，如安東尼·唐斯在《官僚制内幕》中所說，為之建立機構的任務完成後，機構本身會尋找新的目标，以證明自己存在和消耗公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