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翻译家”与“最美书店老板”，文化精英的时代悲歌

骏瑜

一篇关于患躁郁症“天才翻译家”的文章，正被广泛传诵。很多人开始关注“翻译者的稿酬竟然这么少！”南都观察专栏文章《为什么翻译稿费那么低？》提出一个观点——提高翻译质量对出版社来说是一个经济学上边际效用很低的事情：市场对高质量的翻译需求不多，对低质量的翻译容忍度高，高质量的翻译并不会为出版社带来与投入相应的收益，因而出版社不会出高价去寻求更好的翻译。

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翻译者作为文化精英，却没有得到精英的报酬。

但这就是市场。

翻译的酬劳低，其实有很多可以细分的原因：

根据内容的不同，翻译可以分好几种：日常翻译、商务翻译、学术翻译、文学翻译，每一种的市场原理都不同。

日常翻译：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在与外国人日常的沟通中，需要专门请通外语的人士协助双方对话。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打开国门时，外国人基本不会中文，国人基本不会外文，日常非商业性质的活动如旅游、零售、交谈都需要有人居于其中沟通。

这种需求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中文，越来越多的国人掌握外语（哪怕水平一般）——已经渐渐消失。

商务翻译：对商务翻译的需求，是上世纪90年代外企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时兴起的。外企进入后，商务会谈、文件，包括管理沟通，很多需要用到外语。那时学外语很热门，因为80年代“可以出国”，90年代可以“去外企赚大钱”。严格来说，在外企里，翻译的地位来自他们居间沟通的能力，而非产业的专业技能如生产、销售、管理。这个类型的衰退在于两个因素：

一是随着外语教育的普及，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多少会一些外语，能够基本满足企业日常运作的需要（虽然也有英语专业出身的外企老员工吐槽：年轻人的外语邮件和报告写得不忍卒读），加上科技进步，基于大数据的机器翻译，至少可以让不同语言两端的人明白彼此的意思，这时企业只需要保留产业的专业人士，不需要那么多语言翻译了。当然，高端的商务会谈和正式的文件还是需要有表达准确流畅规范的翻译，但这里其实已经包含了语言本身之外的附加值，良好的外语表达，隐含着“我是受过高端教育的精英人士”之意，如同英国人说牛津口音，是一种价值的传递。

二是由于商业的发展和中国地位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也开始学中文，或至少尊重中文的存在。90年代之前，见到外国人，国人会下意识地说外语去让对方理解自己，如果自己的外语不流畅、语音不标准、语法出错，会或多或少有点羞愧——当年很多国人会因为口音或语法问题，不肯说外语，认为自己“不会外语”。而现在更多地是双方地位平等的情况，互相之间都可能笨拙地说对方的语言，只要彼此理解就可以。

两个因素总结起来，就是需求减少（不需要那么多外语翻译），供给增加（会外语的人越来越多），市场价格自然就走低。

学术翻译：学术翻译是“边际效应极低”的典型例子。一个大学四六级水平的人借助机翻，就能在一两个月内把一本大部头学术著作“译成中文”——真的只是“译成中文”，很多译文离流畅通顺距离甚远，更不用说理解作者的学术观点。

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不理解作者的学术观点和著作的意义，就敢动手翻译？

但事实也很无奈：学术著作通常是原作者几年、甚至几十年研究的心血，即使同领域的专业人士，要做到大致理解，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深厚的学术功底。理想状态下，当然是由能理解原作者学术观点、又掌握出色外语技能的专业人士来翻译最好。可是这样的专业人士一则数目极少，二则即使有，他们也宁可把时间用在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不是翻译他人的著作上，或者从经济学角度说，理想的译者机会成本太高。

另一点。则在于翻译的学术著作，其学术价值和翻译价值是混在同一个商品里的，无法分开单独定价，也就是所谓“冲着原著的价值去买书”，翻译好不好，倒是次要的。因而劣质翻译并不能给生产者以恰当的反馈，也就是说“以市场定价配置资源”这一条在某种程度上失灵了。

一种解决方法是同一本学术著作，出不同的译本，不同的译本根据翻译质量定价。但一则很多当代学术著作在版权期内，引进时只能由一家出版社买断，只有一个译本，二则如果是同一本著作的不同译本，有多少读者愿意为了优秀的翻译支付溢价，是个未知数——这从一些公版图书的不同译本就可以看出来，优秀的译本，未必销量很好，这还是在定价基本持平的情况下。

文学翻译：这可能是大众接触最多、也是对译者要求最高的一个类别。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文学其实是不可翻译的。用翻译理论家奈达的话说：好的翻译，要让目标语言的读者，有源语言读者阅读时的同等感受。但现实生活中，即便是同种语言的使用者，由于年龄、社会阶层、生活环境的不同，对同样的表述也有不同的理解——网络时代就更明显了，很多网络用语，对非网络原住民来说就是天书。如果说表意还能出于功能性的原因勉强达到一致，纯语言审美的文学，对同种语言使用者就已经有不同的感受，遑论外语使用者。

在早期以小说情节和人物塑造取胜的古典文学时代，翻译还可以让外语读者感受到情节的曲折、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形象，但到了罗兰·巴尔特所谓的“零语言”阶段，文学更多是一种文字的游戏，这种单纯的文字之美和趣味，就非常难翻译了。

另一个原因，则是严肃文学在大众市场的衰落。上世纪80年代，由于多年压抑的需求集中爆发，文学作品广受欢迎，随便一本文学著作都有极高的销量（这里也有各种原因，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掌握话语权的80年代文艺青年书写的历史，更多的人并没有出现在历史里；再比如在那个没有商业、没有艺术的年代，人们的选择并不多），而现在，又有多少人去读文学作品？

这样一个衰落的市场，如何支持技能要求极高的高质量专业翻译？

学术翻译和文学翻译与前两种不同的是，它们又涉及中国出版系统的特有情况，即只有官方的出版社才有书号，或者说有出版许可可以出书，因而这个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出的书数目有限，这时出版社就有相当的话语权来定价。

90年代以来，这种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制度被证明并不能产出有质量的图书满足市场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变通的方式如合作出版，由市场导向的图书工作室策划执行，在某种程度上引入了市场竞争，但由于书号数目有限，这依然不是完全的竞争。一方面，有资源的一方（出版社）相对强势，另一方面，因为书号这样的资源很珍贵，出版社会非常重视投入产出，作者/译者必须让出版方相信，他们的作品可以赚钱。这时就回到了之前讨论的问题，当翻译作品的价值和原著价值混在一起时，译者如何证明自己？

还有一个因素是出版审查，引进版权后拿不到书号、作品/翻译完成后不过审的情况比比皆是，作为理性经济人，出版社自然会尽量压低可变成本如翻译费以应对风险，但这个话题牵涉太广，已经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这是一个让人叹息、但的确存在的事实：翻译，尤其是好的翻译，作为文化精英的代表，是一个正在衰退的职业，它的从业者，得不到与自己所受教育、所付出精力相应的报酬。

这样被人们认为“精英”、“有价值”、却随着市场变迁日渐衰落的行业，不止是翻译，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实体书店，然而，和正在消逝的翻译不同，书店探索出了一些创新，让自己生存下去，哪怕不是很多读者认为的“真正的书店”。

很多人相信实体书店是“精神家园”，是“大地上的异乡者”的归宿，但实体书店越来越少，少数活到现在的，通常会精心打造环境空间，卖咖啡和文创，以致于有人吐槽，这是“带咖啡馆的书店”，还是“带书店的咖啡馆”？

事实上，现在的书店，都不是靠书本身盈利，它更多地是在贩卖空间与感受，是一种虚拟消费。

书是有定价的，书店从出版社进货，到把书卖给终端消费者，毛收入只是定价的30%左右。加上线上书店的兴起，大部分人并不在折扣更高的实体书店买书，书店的销售完全不足以覆盖房租、人工的成本。走文创空间的道路，是逼出来的方法，但也不失为一种创新。

有人会抱怨，书店搞得这么花里胡哨，已经失去了严肃文化的格调，不“纯粹”了。

“纯粹”的书店不是没有，不用付房租，因而还活着的新华书店，他们会去吗？

模范书局的创始人姜寻近日在仓库遭遇意外去世，让人们的目光又一次投向实体书店的困境。这起事件让人想起2008年2月，香港著名的二楼书店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在春节假期独自去仓库整理书籍，被倒塌的图书压住，假期无人施救，终致去世。

二楼书店是香港文化界的一个风景，本身就是因为书籍的利润不足以支付一楼的高房租而搬到楼上，而青文书屋早已因经营困窘在2006年结业，罗志华将书籍搬至仓库，期待有朝再起，却“爱书人葬身于书籍”。

姜寻事件后，凤凰网的“风洞”刊登了一篇姜寻创业过程的文章，题目是《“最美书店”老板坠亡：诗和远方，以及催债电话》，文中提到，2020年，姜寻开了两家店，关了两家店，都是合约到期，实在无力维持，被迫关闭。

在这样一个行业衰退的时代，还有人坚持理想，让人动容。

但“为爱发电”终是不可持续的，书店的经营模式需要改革。模范书局已经在尝试的路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书店在探索，内容略有不同，如先锋书店与旅游结合，在旅游景点和风景优美的乡村开店振兴乡村文化；西西弗书店与商业地产结合，在各个mall开店提升空间的文化品味；万圣书园依托高校学者做文化沙龙，也有投资失败的例子，如言又几。但本质上，都是在出售空间和体验，而非书籍本身——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是在市场里，大家随时代变迁，改进业态，给消费者提供更好更精细产品的努力。

口语/书面翻译也好、实体书店也好，都是曾经兴旺一时，被视为“文化价值很高”的产业，在产业随着时代变迁衰败后，也有很多文化人一边叹息，一边呼吁，要保留我们的高雅文化，不能让他们消失。

但其实，职业只是文化的载体，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存在永远兴旺的职业，点煤气灯的工作会因为电和市政路灯的普及而消失，代写书信的人会因为全民识字率提高而失业，而文化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传承——即便会和初始状态相比有所变化。所谓“精英”所谓“文化价值高”无不例外。

更何况，“文化价值”是非常个人化、非常阶层化的判断，著名的英国讽刺剧《是，大臣》里，哈克先是（出于争取选票的动机）认为应该拆掉无人问津的美术馆，将补贴发给对平民更有价值的足球俱乐部。然而公务员老油子汉弗莱相信，不能用公款补贴“粗鄙的流行文化”、“我们有义务给公众提供高雅的艺术”。一番操作后，两个中产阶级取消了拆美术馆的计划，愉快地出发一起去看接受950万英镑年补贴，卖30镑一张票的皇家歌剧院的演出。

只不过，对于消失的职业，个人只能调整自己的行为；对衰退的产业，商业主体需要改变经营的方法；但对于机构，如安东尼·唐斯在《官僚制内幕》中所说，为之创建机构的任务完成后，机构本身会寻找新的目标，以证明自己存在和消耗公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