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履歷
丁憲邦，漢族，1929年農曆7月5日生于北京大興區丁村的一戶貧苦家庭。1944年4月參加八路軍平南遊擊隊。1945年入黨。1947年任大興獨立營三連指導員，1952年奉調軍委直屬軍法處(三級、正營)助理員。1961年任鐵道兵5師22團一營教導員，1964年任鐵道兵大興安嶺會戰指揮部團職協理員、東北指揮部(代号505部隊)青年處長，鐵道兵3師15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鐵道兵14師副政委。離休前任沈陽軍區赤峰守備區後勤部政委。
作者 丁憲邦
【鐵兵故事】我記憶的興安嶺
文/丁憲邦
記憶深處的富庶
世界上有什麼可以遮住陽光的嗎?森林。行走在茂密的森林裡，是感覺得到森林的勇敢，特立獨行，一手遮天，随心所欲的。中國北部的大興安嶺就是這樣一片任性的林子。它東西之寬三百餘公裡，南北之長六百餘公裡，大小面積十三萬四千多平方公裡，是一個浙江省的大小;木材積儲量八億三千萬立方米。按(當時)中國人口算，每人都分得一立方米多木材。木材中，落葉松是最好的坑導木，樟子松是國防用材，使用價值高。加上蘊藏的煤，鐵，鋁，鋅，金，銅，磷，鎢，瑪瑙等礦産，天上飛的飛龍鳥，沙曼雞，烏雞，野雞等珍禽，地上跑的熊，鹿，猂，狍，野豬，山瀬等走獸，鹿茸，黃芩，掌參，桔梗，白芍等藥材，猴頭，木耳，蘑菇，黃花等山珍……興安嶺原住民歌這樣表達着自信：走進大森林，滿目都是寶，取不盡，用不完，天下也難找。
縱橫交錯的河流更讓人目不暇接，流連忘返：呼瑪河，額穆爾河，旁烏河，塔河，盤古河五條河流，像伸開的手掌終日由東向北汩汩流去;甘河，多布庫爾河，那都裡河又從北向東流;無論向東向北，它們交彙，交錯，又分出支流，豐富地滋潤着古老的森林，冬春秋它們封凍，夏天它們開化;林子裡古木參天，潮濕陰涼，花香鳥語，萱草遍野，五百五十多萬畝可耕地和随處可見的山谷……
來者皆英雄
古往生活在這裡的是鄂倫春人。他們用純樸和自然的情感呵護着森林的生命，愛情。
1958年初，興安嶺一片金黃，成熟地風掠過山林，有一位黨員幹部扛着紅旗，帶着上千人，走進興安嶺，他們肩負着某種使命，從黑龍江逆水向上遊行走，行經塔河，他們停下來，在這裡安了點，又一路走到塔源，蓋了一些房屋。八月中旬，天迅速冷了，下雪了，森林一片雪原。
一千多人在雪原裡，在沒有後援，沒有道路可以保證後援運輸的情況下，留下幾幢小屋和那面紅旗，像前兩次一樣，撤退了。留下旗子在風雪裡，抖落了一地紅色情緒。
這是一次試探，一次目的不單純的遠征。對于這次遠征的總結卻“行走”了幾年——幾年後，随着黨中央制定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度過了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困難，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新局面。1958年那面插在原始森林的旗幟附上了國家建設設計圖紙——
這一次，林業副部長、黨組書記羅玉川胸有成竹地邀請了鐵道兵副司令員郭維城少将一同視察大興安嶺。
大興安嶺山巒起伏，腹地曠古洪荒，渺無人煙。
他們從嫩江啟程。
嫩江有一望無際的黑土地，它們後來成了鐵道兵團的農場。種大豆，玉米，高粱，洋芋，葵花……;他們走過十一站，呼瑪縣，十八站，塔河……他們一路聊大興安嶺的曆史，數次開發的困頓，意義。
羅玉川書記給這一路地方起了很多優秀的名字，至今它們都這樣被命名着：碧水，翠崗，秀峰……這些充滿綠色的名字們似乎表達了對這片森林的偏愛。郭維誠副司令在他填寫的【沁園春】詞裡，更一覽無遺地抒懷了他的某種期待：“大小興安，嶺選川盤，無限風光。看河谷北外，娟紅柳綠;山巒上下，桦白松蒼。清風軟吹，一塵不染，陣陣花香夾樹香。”
兩位首長向中央提出了開發大興安嶺的主張，這個主張得到了黨中央毛主席的準許，并令組建大興安嶺林區會戰指揮部。
衆人十萬 往來無白丁
大興安嶺會戰指揮部1964年8月成立。指揮部所在地加格達奇。會戰指揮部從業人員由鐵道兵和林業部派出，聯合辦公。鐵道兵出兵八萬，先遣部隊八月底前報到，九月一日正式辦公。
1964年7月14日我到加格達奇會戰指揮部報到，親身經曆了這個時期的工作情況：指揮部副指揮沈鴻林少将七月初最先到達加格達奇，帶領會戰先遣隊，主持了指揮部初建時期的工作――會戰指揮部工組人員，無論是從鐵道兵部隊抽調的幹部，還是林業系統抽調的幹部，絕大部分在八月報到，極少數人九月始來。
指揮部下設五大部，早期到任的部隊幹部有工程部副部長、總工程師馬繼慧，副總工程師杜志襄，作戰處長華豐，副處長田洪，通訊處長紀序清，技術處黃處長，機要處長冉令純，軍務處長吳傑，辦公室主任周逸龍;政治部秘書處長呂心川，白寶玉，保衛處長孫維堂，馮進祥，組織處長宋海清，直工處長張棟，文化處長劉善廷，宣傳處長梁青;後勤部副部長陳繼雲，物資處長徐丕揚，财務處李處長，生産處長劉先;特區區長聶濤。還有計劃處長楊林，管理處長錢承燾，婁慶雲，副處長劉景坤、于副處長，辦公室主任王瑞，協理員(青年處長)丁憲邦，幹事劉震，陳勵模等。
此時，凡會戰指揮部召集軍地兩方幹部會議，具體會務事宜大都由秘書處長呂心川承辦;九、十兩月，鐵道兵三、六、九師先後開進大興安嶺。沈副司令一面指揮部隊就位，一面指揮部隊、機關盡快進入工作狀态，帶領各部上司下部隊檢查部隊安營紮寨情況。十一月，指揮部總指揮何輝燕将軍，政委羅玉川，副政委蘇超相繼到職上任。為使指揮部有效開展工作，除指揮部黨委，機關各部側重專業，鐵道兵和林業部分開辦公， 鐵道兵特成立東北指揮部，總參批予代号：505(部隊)。原工程部改為東北指揮部司令部，參謀長宋瑞璋，副參謀長章燕，總工程師馬繼慧;政治部主任徐誠之，副主任楊成威;後勤部長張沛之，政委馮瑗。各部正副處長配齊，從業人員到位。林業方面，統由特區管理，籌建林業局點，撤銷會戰指揮部的生産部。
1965年是伴着開發大興安嶺的緊鑼密鼓來的：調整後的軍地上司班子更精幹，友善指揮。十萬軍民井然有序地開始了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大兵團”作戰式的開發建設。
鐵道兵是毛主席“越是艱苦的
地方越是要去”思想的符号
話還是要從1964年九月說起。九月的興安嶺，冰雪封山，一支支鐵道兵部隊肩上扛着帳篷，腳踩着雪原，冒着嚴寒，頂着從西伯利亞來的寒流和冷風，向設在大興安嶺原始森林腹地的營地挺進。
任何一個新事物的發生，都會有兩種意見，開發大興安嶺如此。此時踢踏行進的隊伍不僅戰士，就是幹部心裡也嘀咕：原始森林，人迹罕見，高寒酷冷，施工難，生活難，國家窮，有必要在這裡大動幹戈， 費錢費力嗎?情緒的來源說也很簡單：對“苦”的畏懼。山巒疊嶂，很多機械上不了山，又要手提肩扛地開發，建設了。八萬官兵隊伍，無論職務高低，都要過吃苦這一關。
回憶興安嶺，沒有哪段記憶不是和艱苦有關。而部隊對幹部戰士的教育，實戰的教育也是從“苦”開始的。大興安嶺有個小站，鐵路通過時，得名“三榮崗”，就是為了紀念鐵道兵吃苦在先，勞動光榮，艱苦光榮，當鐵道兵光榮的三榮思想。此地原來有名：死地。森林，塔頭，沼澤，瘴氣，陰霾，蠻荒，不适合人類生存。部隊開進興安嶺，沒有放過這片死地。 耐人尋味的是“地火龍”正是由死地誕生的一條涅槃之龍。否極泰來，地火龍成就了開發大軍在興安嶺安營紮寨之意志，成就了硬骨頭戰士張春玉代表八萬開發大軍走向祖國，接受祖國表彰之可能。
原始深林，千年無道路。幾隻部隊都成立了先遣分隊，先遣分隊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用斧頭，鐵鍬，鎬在積雪盈尺的山坳裡，刨出進山便道，使後續部隊按時準确到達圖紙标出的指定營地。
每支部隊到了營地，遇到的都是吃住的問題：搭帳篷，床是砍下凍的細白桦木搭的，帳篷搭起來，生起火了，帳篷裡有點熱氣兒，開始又潮又煙，“床”化(凍)了，向下滴水，被窩裡又潮又涼;炊事班更辛苦，到了營地，别的班安營紮寨，炊事班要點火做飯。有的竈坑搭起來了，水成了問題，有的營地設在風口，地凍如鐵，一頓飯功夫刨不出個竈坑，加上風吹殘雪，不息不止，火都點不着。炊事班扯上雨布擋雪，架起鋼扡支鍋，把自己“吊”在懸崖上打炮眼，修出通向冰河的棧道，然後拎上麻袋，在冰河上刨冰，刨下的冰丢進麻袋，扛回營地化水，生活和施工用水解決了，艱苦的生活，因為自然的刺激，變得沒有定數，戰士們在與自然的交手中，淩厲，尖銳，剛強了，也因其團體的青春年少，使得克服艱苦的過程，充滿活力，件件都是置死地而後生，拍案叫絕的故事。勘察隊每天都背着幹糧袋，扛着測量器走在部隊前面的。這天走在前的戰士突然停下，張着嘴，指着前面不遠一團毛茸茸的東西，說不出話來：隊長跑到前面，一把把戰士拉向自己身後;那家夥已經站起來，伸出了前爪，有人叫起來：黑熊!黑熊又名黑瞎子，又肥，又大，又有力氣，關于黑瞎子的傳說在當地很多，是一種不近人情地兇猛動物，據說拍人一下，半張臉就沒了。說時遲那時快，隊伍中有人砰砰開了幾槍，黑熊掙紮着向前走了幾步，“噗通”倒在了地上。驚魂之後，小分隊十分興奮：有熊肉吃了。支帳篷，炖熊肉，夜裡睡到一半，由遠而近傳來嬰孩哭聲，此起彼伏，不絕于耳。大家爬起來，聽得頭皮發麻，也覺得奇怪，深山老林，荒無人煙，何來孩子?有經驗的老同志阻止了欲出帳篷的同志：别動。搞不好我們被餓狼盯上了。
家在帳篷裡生起火，抱着槍，直到天大亮，四周聽不到任何聲音，才端槍走出了帳篷。真夠懸的，帳篷四周的雪地上密密麻麻都是狼的腳印!這天，這支勘察隊完成勘察任務，快快離開了這裡。據獵人說：狼的記性好，不快離開，晚上它們還會來。勘察兵的腿上都綁着計步器，這樣可以準确地算出裡程。大興安嶺的每一條鐵路，橋梁的定标劃線都是他們風餐露宿，排除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靠着兩條腿一步一步丈量出來的。
一定有人問：為什麼不乘車? 那個時候，車很金貴，嚴格地說，用來運輸和後勤保障都不夠，沒有多餘車輛調配給勘察隊呀。
汽車兵也很辛苦。嚴寒裡，為了防滑，車輪上都綁着鐵鍊條，車廂裡帶着烤車盆，擋風玻璃上結了冰霜，司機看不清路，隻有打開車窗，伸出頭看路，很多汽車兵就是這樣凍壞了臉，凍壞了手。還有通訊分隊的戰士，每天都冒着零下四、五十度嚴寒野外作業，一個冬天架設了二百七十餘公裡通信線路。在鐵路通車之前，是這些20來歲的通信戰士們保證了通信線路的暢通無阻。
六師有個十三連，駐紮在風口，豬肉凍得斧頭都砍不開，需要鋸子鋸;白菜凍的要用斧頭砍。這個連有個班長叫王世忠。這天夜裡他把鑽進涼被窩的戰士都叫起來，“開個會吧，”他說：不能就這麼凍着，大家想想辦法制住這個冷。全班十來個人，開始是七嘴八舌，漸漸就說出門道：他們把鋪闆掀開，在鋪闆下刨冰鏟雪，挖出了一條燒火坑道，又把挖出的凍土砸碎化開，做成土坯，壘在通火道上。火燒起來了，散熱慢，帳篷裡還是涼涼的。王世忠不放棄。天亮了，他帶着班裡的戰士到山上找石片，擡冰化水，幾天後，通風道改成了有通道，有出煙口，散熱好，保暖，經濟的“地火龍”。王世忠沒用國家一塊磚，一分錢，就為部隊的開發大軍在高寒禁區站住腳立了頭功，這無疑鼓舞了士氣。部隊在大興安嶺安家啦，王世忠立二等功一次!這個青年班長，這個那個時代的青年才俊，是第一位在大興安嶺獲得表彰的戰士。後來，他為了能加快和提高工期，又立戰功，發明了“凍土爆破法”，又立戰功。
毋庸置疑地，他就是古老，生存條件惡劣的大興安嶺的克星——
在部隊，班長是“戰士之母”。有個連隊進入原始森林不足兩年，搬家十來次，搬起家來，誰最辛苦?當然是炊事班。每每搬家，到了新營地，冰天雪地，沒夥房，沒鍋竈，别的班掄鎬撐扡支帳篷安家，炊事班掄鎬撐扡，為了在雪地裡挖出竈坑，支鍋做飯。那個冬天，地凍得比石頭硬，一鎬下去一個白點，半天也刨不出碗大的坑。炊事班長趙英松果斷地說：快去河邊撿石頭，河卵石壘竈台，别誤點開飯。切菜的，撿石頭的，一會兒竈壘好了，火生上了，鍋有了熱氣了，竈台塌了。原來，竈膛裡的石頭受熱，有冰的化了，沒冰的漲了，石頭散了，連鍋都倒了。有的戰士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抹眼淚。趙班長把戰士拉起來說：來來，都起來，開個“諸葛亮”會。咱要是不把自己變成小諸葛，咱這個炊事班就要讓全連餓肚子，這咋行?!沒幾分鐘，辦法有了：架鍋——利用四邊形的穩定性，把四根鋼扡打進凍土層，纏上鐵絲，鍋就可以穩“坐”支架上。那時沒風，趙班長說：快生火做飯。這個大興安嶺呀，變臉比翻書快。
風雪是不禁念叨的。沒一會兒，小西北風飛舞着來了，一如往日地越刮越烈，架子下的火東西南北地晃悠，就是不往中間去，這一來，饅頭是蒸不熟了。趙班長有辦法，他說：小王把床闆給我扛來，立起來，咱請風雪“睡”在床闆上。小王這才回過神兒：原來班長為風“安”了一塊擋風“牆”。饅頭熟了，還沒到開飯時間，班長把自己的大衣蓋在了鐵鍋上。有樣學樣，炊事班戰士的大衣，工作服都捂在了鐵鍋上。開飯時間到了，遙遠的太陽灰暗地透出小半張臉，雪地倒是明晃晃的，天确是更加冷;司号員掐着時間，吹響了開飯号。号聲吹着森林，遠着像被凍在半天的炊煙，全連看着被“保溫”起的鐵鍋，心暖暖的，連隊的家就這樣安下了。炊事班從此被叫做：“開得動，過的硬”的炊事班。趙英松班長，是這個小集體的“媽”。
要問鐵道兵的戰士是什麼？
是拿起槍能打仗，放下槍能建設的英雄
八連是個有曆史的連隊，光榮一直可以追溯1948年冬。東北幾大戰役剛結束，戰場還沒有清理完，八連接配接到搶修松花江大橋的任務：南下的部隊将通過松花江橋向南挺進，去解放全中國。這是一個光榮的任務。沒有足夠禦寒的衣服，指戰員們披着麻袋片，踏着冰塊打橋梁;在北韓戰場上，沒有哪一天不是冒着敵人飛機的轟炸搶修大同江大橋，保證運輸線暢通無阻的……這樣的連隊，向來啃的是硬骨頭。一跨進大興安嶺，上級就給了一項任務：在最短時間内，把一座一百五十多米高的山峰劈開;劈開的山峰會有近三萬二千多立方岩石，這些岩石要填入山腳下的冰河，築起傍山倚河的鐵路路基。說起來，其任務就是這麼幾句話，做起來可事無巨細，艱苦卓絕。山峰上雪深石滑，稍不留意，就會滑下懸崖，加上狂風卷着飛雪，拉着風箱般嗚嗚作響，戰士腰上系着安全繩，腳蹬峭壁，一手扶扡，一手掄錘，一錘一扡在岩石上打炮眼，挖豎井，爆破炸山。在裝炸藥時最糟糕的是出瞎炮。戰士為了防止瞎炮，摘了皮手套，用手扒炮眼，裝炸藥，接雷管。很多戰士的手凍得生了凍瘡。一個寒冬，八個月，戰士們開鑿了十三個近二十米深的爆破豎井，炸開了半個山，半山岩石一如圖紙上設計的，把四十多米寬冰河的一半，填成了路基，帶子一樣的鐵軌從圖紙駛出，途經半山河上，繼續北馳——
森林的冰河原本沒有橋。鐵道兵在幾十條冰河上架了幾十座橋，呼瑪河橋曾是控制工期的關鍵工程。寬400多米的河面，下面是幾尺厚的冰層，上面是過膝的積雪，冰河兩側是塔頭沼澤，是百丈峭壁。在這裡破冰架橋，開挖橋基，機器用不上，爆破也不行，隻能一錘一扡，逐層破冰。冰堅如鐵，八磅大錘掄起來，砸下去，震得虎口開裂，兩臂酸疼，幾十錘下去，隻能破開一個坑;八磅大錘不吃力，換12磅，冰面上，乒乒乓乓之聲，加上狂飛亂舞的北風一陣陣抽在臉上，針紮刀割般疼，呼吸都困難;十二磅大錘從上工打到下工，汗水浸透棉衣，凍成“冰甲”; 鋼扡鐵鎬凍得發脆，用力一撬，就折成了兩段;手不小心碰上鐵器，立刻扯去一層皮……寒冷沒有退讓的意思，戰士們也沒有。七八米深的橋基，全是大冰窟窿，冰層時有滲水，一旦滲水就可會淹沒橋基，戰士們跳進刺骨的冰水堵塞漏洞，争取填洞時間。往橋基裡灌注混凝土的時候，為了防渣當機，戰士們用鐵闆炒砂石，用開水燙砂石，六十萬方砂石就這樣從零下40多度升到零上30度，裝上鬥車，蓋上棉被，用最快的速度推進基坑，一座座鋼筋混凝土橋墩台就是這樣鑄成的。
在鑄成橋墩台之前，還有一個大攔路虎：河兩岸的塔頭沼澤地。塔頭沼澤地也被叫做“畏道”。如果說人迹罕至的大興安嶺有什麼“藏龍卧虎”之詭詐，畏道就是其中之一，有人叫它爛泥坑，有人叫它“冰碴窖”。有人叫它“狗交腿”。林區曾經幾次開發，卻經曆失敗，跟它千絲萬縷之幹系——冬天塔頭沼澤地凍，可以進，卻因為奇冷，無法安頓;夏天每一處塔頭沼澤都是活的，進去，出不來，由其是運輸，很多主意在畏道的面前黯然失色。即使是這次大兵團“作戰”，同樣繞不開畏道：七百多公裡鐵路線必穿過星羅棋布般散落在興安嶺連接配接起約二百公裡長的塔頭沼澤地。而這些塔頭沼澤地帶，也是能否戰勝大興安嶺高寒禁區的關鍵。
時至夏天，地表化凍，塔頭沼澤成片片爛泥坑，機器進不去，肩扛人挑的土辦法也行不通，一不小心掉進沼澤，是更大的危險。紅軍過草地時，多少紅軍戰士就這樣陷在沼澤地裡再沒有出來。是以不管我們的工期多緊，面對夏天的塔頭沼澤地，隻能望“洋”興歎。等到冬天，風像往年從西伯利亞一路寒流着奔來，封天凍地，鐵道兵施工的季節，修理塔頭沼澤地的季節就來了：凍得鐵塔一樣的塔頭，一鎬下去，塔頭沒動，鐵鎬抓不牢，就會被反彈出去，戰士們放下鐵鎬，用闆斧劈，用大鋸鋸，塔頭草砍平了，能踩着沼澤上的冰碴擡土運石，填築路基了。有三個尖刀連，為加快工期，在塔頭地上架起了一條十幾米高的空中“便道”從幾裡外裝土運石，小車來往如飛。戰士們做了一個統計：每個戰士每天要在空中“便道跑”個百來公裡。 個個是“長跑”能手，常勝将軍。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靠着一輛輛手推車，運送了三十多萬方炸山土石方，又廢物利用地(現在叫環保)用它們填築了路基，節省了一百二十八萬多換填土方，加強了基底冰凍層，避免了路基下沉現象發生。
從以上的故事，我們知道，開發大興安嶺最靓麗的風景，是戰士們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想出的一個又一個好主意，好辦法，好發明，好創造，這些好主意，好方法，好發明，好創造是每一個任務能夠準确如期地完成的保障。這些保障們一共有五百多項，從沒有聽過有任何一個人找組織把某一項發明算在自己頭上，成為向上級、向國家要待遇，要發明權的理由。“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在那個時代，這兩句話不僅是口号，還是真情實感的寫照。我任三師政治部主任，考核幹部的時候，和張春玉做過長談，他很動感情地說：作為黨員，任何時候集體，國家，黨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我因為為國家，為他人做過一些事情，就把手伸向國家，伸向黨，那我就不是英雄，而是個人主義者，是狗熊。這是張春玉說的，也是很多戰士說的，是那個時代說的，這是那個時代集體的價值觀，世界觀。是以，每每想起這些我都會舉起右臂，敬禮。
徐錦榮是九師總工。50多歲，是部隊培養出的工程技術人員。他沒有上過什麼學， 十幾歲就在資本家的工廠當了童工，入伍的時候，他隻是個普通架子工。可是他克服困難讀了很多書，和其他戰士、工程技術人員一起，解決了很多工程技術上的難題。他自己也從架子工，成為技術員，工程師，總工程師。
在大興安嶺修鐵路，最大的困難是冷。比如在冰河上架橋，要用當機法施工。可是這種當機施工法，部隊頭一次運用，沒有經驗。橋基才挖到幾米深，就開始打漏，一股股冰水從坑底往上湧，不一會兒挖好的基坑裡就灌滿了水，然後凍得死死的。徐總下到連隊，每天和戰士泡在工地，一起研究，讨論，有個戰士說：如果我們知道凍層當機的規律，就不怕基坑打漏。這句話啟發了徐總，他綜合了大家的意見，叫上幾個戰士，再次勘查了冰河上下遊，弄清了冰河基坑陰陽面冰層厚度，特别是每一天冰層當機的厚度，想出了分層開挖的辦法，很好地掌握了分層開挖的時間，方式和科學地利用天氣，解決了打漏問題，這座橋是提前工期修建完成的。
要設計一個裝幾百斤炸藥的大炮井位置。為了準确找到大炮井位置，需要爬上淩空面測量高度。山高岩險，徐總年紀大，連隊的幹部戰士都不同意徐總上山，大家說：我們可以測量，拿回資料。徐總不同意。别人的實踐，不能代替自己的實踐，設定的炮位準不準，關系到能不能多快好省地修下這條路，這個山我得進，而且一步不能少啊。攀崖越嶺，一處一處測量。發現了圖紙上的偏差，糾正了偏差，測好了炮位，成功地進行了大爆破，加快了開山速度。
徐總還有很多别的發明，像“引冷促凍加速橋基開挖法”，“爬坡車運土”，“扒杆船架橋”，“穿心錘打樁”等等。他帶着年輕的戰士，在高寒禁區引人入勝地表現了革命者主人翁的工作态度和精緻優雅的科學創新精神。
英雄不怕苦，不怕苦的英雄才不怕死。張春玉是這樣的代表，孟祥玉也是這樣的代表。炮井塌方，他不往外跑，而是到危險的地方排險石，支排架。一塊石頭塌下來，他用身體頂住，救了戰友。腳被砸傷，戰友把他送進醫院，腳剛能下地，就拄着棍子回到工地。
工地繁忙，時有危險。開山是這樣，隧道裡施工也是這樣。隧道裡施工不僅“遇見”塌方，還會“遇見”地下水。一遇地下水，坑道裡就結滿冰淩，整個坑道成了“水晶宮”，讓人哭笑不得，及其突出地把嚴寒，酷凍擺在了幹部戰士面前。
查技術資料，資料裡查不到“解決地下水不凍”的方法。那時候有個名字叫“三結合小組”，就是技術人員，戰士，幹部技術攻關組。這樣的技術攻堅小組很多，每個部隊都有。這個部隊的技術攻堅組，經過很多實地考查，很多個辦法，主意逐一實驗，得出了一批“制服冷和凍”的經驗，一個一個寫成資料，總結出了地下水結凍的特點，規律，一個排水制凍的方法“冒”了出來：在砌築好的隧道中心線下幾米深處，挖一個洩水洞。這個方法要求有較高的技術和精确度，等于在隧道裡又開了一個隧道。在挖洩水洞時，戰士們打着火把，踩着冰水，一鍬一鎬在隧道裡挖了一條地下長廊，地下水由此引入了洩水洞，隧道積水結凍的問題解決了。但是洩水洞向外排水時又遇到了困難。水一洩到洞外，就凍，就堵在洞口，排不出去。“三結合”小組提出了一個土法子：利用塔頭草和河卵石在出水口造一個保溫錐體，控制水溫，防止結凍，再用擴大落差的辦法，加快水流速度，最大可能地提高和保留水溫。于是，錐體保溫和提高水流熱量的方法，使地下水流出隧道口時不再結凍，隧道裡再沒有冰淩冰丘，可以正常施工，為在高寒區開挖隧道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科研經驗。
“圍冰堰”也是個了不起的發明。當指戰員們在嚴寒的實踐中體驗了冷可以使河流當機數尺，也可以讓這個冷為橋梁施工創造出“天然浮橋”：在冰河上開挖橋基，然後逐層剝冰，逐層當機，河床下流的水被人工地改變了千百年結凍習慣而成就了另一種天然“冰圍堰”，使冷在河底當機，橋基垂直開挖。很多時候，雖然戰士們鼻子凍得發白，還是希望天氣能變得更冷：在基坑旁築“兜風牆”;在冰河岸砍“引風道”等等，把寒風引入基坑，加冷促動。
五十多條冰河，鑿去了十二多萬方冰碴子，築起了二百多座橋墩，修起了五十多座橋梁。更為重要的是培養出了為國為民不計較得失，不怕苦和累的和平時期軍人的“天職”。這種天職讓我們這些親曆者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回想起來，都充滿自豪感和英雄主義的情懷：“鐵道兵戰士志在四方，興安嶺上擺戰場……”是那段生活實不為過的寫照。
幾百公裡鐵路線，填築了幾千萬方土石方，這幾千萬土石方除了少量機械作業，都是用推土車完成的。高寒林區開山劈嶺，石方多，凍土多，樹根多，施工需要大量炸藥，是伸手向國家要，還是自己動手解決?戰士們說：炸藥是國家戰備物資，我們能不伸這個手，就不伸這個手。部隊組織幹部、戰士、工程技術人員跋山涉水地到兄弟機關學習造土炸藥的經驗。回到自己的部隊，沒有廠房，工棚代替，沒有原料，鋸木廠背鋸末，汽車分隊挑廢機油……不到兩個月，整個線路上，辦起了數個小炸藥廠。
火車将從龍頭山大拉溝通過。龍頭山大拉溝要開挖幾十萬方凍土和岩石。三師十五團技術員周治安帶領戰士，用一頂舊帳篷，幾塊舊鐵闆，辦起了炸藥廠。沒有碾壓肥田粉的碾子，用石臼舂，石磨磨;沒有烘幹裝置，砌竈炒，用火炕烘;沒有過濾裝置，用篩子篩……終于制成了适應高寒地區使用的土炸藥。這種炸藥性能好，能放土炮，石炮，水炮，降低了工程造價，為國家節省上百萬元。
實際上，開發大興安嶺的第一期工程，八萬大軍已經為國家節省了2100多萬元。預制凝土涵管沒有保溫房，戰士們在住的帳篷裡一節一節灌注涵管，每一頂帳篷都成了保溫房、加工廠;施工點沒有照明裝置，戰士們糊紙燈，冰燈，燒篝火解決照明有的戰士甚至摸黑上現場施工。那個年代，很多戰士都是自覺地用土辦法，窮辦法克服困難。
有一支部隊在修了一支很長的隧道時，需要從山坡鋪設二三百米長的水管，把冰河下的水抽上山，但是水還沒有從管子裡抽上山，就凍成了冰棍。有人提出向國家申請一個管道保溫裝置。這個手能伸向國家嗎?連隊幹部讓戰士自己讨論。戰士們說：我們自己動手解決。戰士們想了很多辦法，先用草繩子捆，不行;用鹽水灌，不行，寒冷把鋼管都凍裂了;戰士們“拿”出了看家本事：“地火龍保溫法——把十幾個舊油桶串聯在抽水機的送水管上，再從山裡砍來樹枝、幹柴，明火加溫，保證了水管在零下四、五十度低溫下也可以正常運轉……“窮”法子戰勝了酷寒，冰河下的流水被抽到了80多米的隧道工地上，順帶還解決了施工用水。
白嘎拉山，也叫滾兔子嶺山，山嶺陡峭，地勢險峻，在這裡打隧道混凝土裡需要摻合大量砂石料，汽車開不上山，隻能人挑肩扛，很影響工程進度。徐光遠工程師到了連隊，覺得如果可以在懸崖上加一個索道就可以解決運輸。但是幾百米長的鋼繩在何處生根呢?戰士們在腰上栓上安全繩，冒着危險在懸崖上打炮眼，挖坑道，把兩米多長的粗鋼扡埋進岩洞，再拴上粗鋼繩，架上了索道，裝上了天車，河對岸的砂石料直接運到了隧道口。原來一個工作面，需要四五十人，有了“索道運輸法”，兩三個人就夠了;以前幾十台汽車供應砂石料還供不應求，現在不用一台車，用料還有富餘，功效一下提高了十幾倍，三百九十多米的大隧道，不到一年完工。
在部隊的施工現場，處處可見修理機械小組，縫補帳篷小組，修舊利廢小組……一台機械修了又修，一頂帳篷補了又補，一件工作服班長穿了交給老戰士，老戰士穿了又交給新戰士，所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汽車連的戰士，人人會開車，也人人會修車，小修不出班，中修不出排，大修不出連。一輛汽車幾十個部件，3000多個螺絲，拆了裝，裝了拆，熟悉了汽車性能，掌握了修車技術，還自制出土機具，土裝置。沒有大梁校正器，用千斤頂代替;沒有鉚釘鏟，就用鋼釺頂;沒有鉚搶，就掄起大錘幹;全連就靠着一台舊機床，幾把老虎鉗，做到了汽車大修不出連，更做到了滿足施工現場運輸的需要。
這樣的故事數不勝數，是開發建設的主旋律。由此，我想起來郭維誠副司令沁園春詞的下半阙裡：待月夕，望素娟籠翠，儀态萬方。長林不複寂寥，有無數青年鬥志昂揚。聽馬達聲喧，歌兒嘹亮;移山填谷，建設繁忙。四通八達，鐵路公路，定叫僻壤變康莊。”
這是何等溫暖寬闊的共産黨人的激情和胸懷!我要像他們那樣，像那些優秀的共産黨員們那樣不退縮地的走完自己的革命的路!
不是後記（的後記）
開發大興安嶺林區會戰，從1964年8月開始，到1974年7月結束，用時十年，不誇張地說，鐵路公路甚至林業的砍伐栽植建設，是成功的多、快、好、省的經驗。更讓人思考的是，開發的十年，有八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的。
1967年春，505部隊委派參謀長宋瑞章，組成了一個“支左“工作辦公室，原秘書處長呂心川為辦公室主任，政治部保衛處長馮進祥，青年處長丁憲邦，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周逸隆，帶領百來名幹部，分組介入特區各機關，支援地方工作，堅持生産。臨行，政委蘇超對我們這些将去地方執行特别任務的同志說：不論在部隊還是到地方，都不要忘記我們的會戰任務，因為會戰是軍民共同奮鬥的目标。修路也好，林區建設也好，都要用革命的理想去改造人們的主觀和客觀世界，創造奇迹。
參與地方的工作建設，在我的戎馬生涯中是第一次。雖則兩年，卻使我由衷地感覺到我和我的戰友們，特别是犧牲了的戰友們用生命，血汗，打下的新中國了不起，值得。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值得我們用心，用我們的革命意志去愛護。1976年6于13日《解放軍報》登了這樣一篇大興安嶺的報道：“十年來，随着鐵路深入林海，沿鐵路線建設起一百多個林業企業，林場和貯木場，修建了三千多公裡運材公路和六十多公裡的專用鐵路，每年為國家采伐數百萬立方米的木材，運往祖國各地。”這是奇迹。而奇迹是這樣來的：
新林林業局，有幹部勞工一萬四千人，是一個年産量達80萬立方米的現代化林業企業。1967年産量為一百，1968年産量為一百三十一，至1976年逐年上升的勢頭接近五百，上交國家的财政收入，超過國家當年投資的30%還多。林區首府加格達奇由當初幾間護林防火和狩獵人憩息的小屋，發展成有十萬人居住的現代化地市級城市。
我有一個小本，記錄了一些在地方工作（兩年）的小事，摘錄幾件，與大家分享：
塔河林業公司築路隊的兩台機械被碰壞，油箱漏油，嚴重地影響了施工進度。機器壞了要修，可是荒山野嶺，沒有修理裝置，也沒有修理機器的勞工。總支書記想起一個人，鐵匠爐工栗慶潤，栗師傅心靈手巧，是個能人。總支書記就去和他商量。栗師傅說他修過拖拉機，推土機，盡管缺這少那，他還是接受了任務，半年裡，修複機器20餘次。還自己制作扁擔，鎬把，土籃，一切能省就為國家省着。甚至他有人的膠鞋壞了，他自己買來粘鞋的膠水，晚上大家睡下了，他幫助人家一一補好。施工員劉玉堂，3個月撿回40多個土籃，修複後繼續使用，快樂地為國家節約了60多元。
塔河房建處老勞工徐振昌長期患心髒病，上司為照顧他不安排他的工作。他想，自己是勞工，又是黨員，長期不工作，怎麼對得起國家和人民?他多次向上司要工作，都被拒絕了。他想出了一個“起早貪黑”的工作法：趁勞工、上司沒上班，他偷偷上班;勞工、上司上班，他就下班。如果被上司看見，他放下活就走，上司走了，他接着還幹。沒辦法，上司隻好配置設定他去打更，看場子。他一面工作，一面把掉在地上的釘子、螺絲、合葉、拉手等都撿起來，不到半年，他撿的物資值550元。
新林勞工韓玉生自己的鞋穿了修，修了穿，新買的鞋卻送給需要的同志。白天勞動一天，晚上看見同志的褲子破了，就給補好。同志們過意不去，拒絕的時候，他就等他們睡了，打着手電筒，悄悄補好放回原處。記錄員齊彥斌，自己吃粗糧，把細糧送給身體不好的同志吃。來自内蒙設計院的孔繁榮和其她女同志，經常給同志們拆洗被褥，還早起晚睡，把已經報廢的工作服拆了洗，洗了補，為大家解決了五十多件工作服。塔河醫院護士于春香說，患者想吃面條，食堂沒有，她就在家做好送到醫院，用自己的錢給患者買罐頭、紅糖;婦科大夫王淑芝知道患者紀文想喝小米粥，小米一時難買到，她就把糧食部門批給自己喂孩子的小米，熬了粥端給紀文喝……。
這樣的故事在大興安嶺随處可見。參加會戰的勞工們，不把苦當苦，不把累當累，相反，把多為國家，為他人做事，當作快樂。塔河勞工高為章聽說李玉秀家人生病，急需錢用，賣了手表，錢悄悄寄去了李玉秀家;新林勞工郝季祥回伊春搬家，看到一位老人如有所失，一臉焦灼，上前詢問，老人說：錢包丢了，沒錢回家了。郝季祥把身上僅有的六元錢和七斤糧票給了老人。老人感動得熱淚盈眶，再三問郝季祥的名字，郝季祥說他是大興安嶺林業會戰的林業勞工。
大興安嶺林業會戰的林業勞工是好樣的。磚廠的勞工也是好樣的。
建設需要木材，也需要磚，磚廠就是這樣成立了，有七畝地大。可是山高水深，磚廠“夠”不到水源;石多土薄，扒開草皮，沙多土少，磚廠的同志驚訝地發現找不到可供燒磚用的土源。磚廠上司帶着勞工找來一塊塊沙泥，比較，實驗，用手捏成磚坯，放在爐内反複試燒……土的問題終于解決了。打井解決水。一眼井打了二十多米深還不見水，再打第二眼，第三眼……井沒有打出水，卻在山後發現了一個積水塘。積水塘的水是地表水，因地勢低窪，水從四面八方滲流過來，水源充足。磚廠決定引水上山，讓水倒流進磚廠。為此，搭高架，用木頭做成水渠，一桶桶水被提上高空，從木渠倒淌進磚廠，磚廠提前八天投入了生産。大興安嶺有了自己的磚。
資料提供 丁岚(作者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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