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美國小鎮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訪美國知名社會學家羅伯特·伍斯諾

羅伯特·伍斯諾（Robert Wuthnow），美國知名社會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原社會學系主任、榮休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46年出生于堪薩斯州，1968年在堪薩斯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975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并先後在亞利桑那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出版專著30餘本，代表作包括《重塑心髒地帶: 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美國中部》（Remaking the Heartland: Middle America Since the 1950s，2013）、《小鎮美國：現代生活的另一種啟示》（Small-Town America: Finding Community, Shaping the Future，2015）、《留守者：美國鄉村的衰落與憤怒》（The Left Behind: Decline and Rage in Small-Town America，2019）等。曾因教學和研究成果獲得多項榮譽和獎項。

　　長期以來，美國社會學領域的研究多集中在美國城市，關于鄉村的甚少。近年來，由于美國政治極化、社會分裂、城鄉沖突突出，鄉村問題引起越來越多關注。要了解當代美國，繞不開美國鄉村小鎮。正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 《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的：“小鎮是美國這個民族的力量所在，美國的政治生活始于小鎮。”

　　羅伯特·伍斯諾教授是一位有較高知名度的美國社會學家，幾十年來一直在研究美國鄉村問題，尤其是通過大量實地采訪和多年追蹤研究，出版了多部聚焦小鎮社會變遷的專著，從文化層面上闡釋了美國小鎮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近日，記者采訪了伍斯諾教授，聽他講述美國小鎮的發展現狀、當地群眾的想法和認知、小鎮在當今美國社會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作為一名社會學家的探索、研究和實踐。

社會學方法論：深入調查和定性訪談

　　《中國社會科學報》：首先，請分享一下您是如何開始學術生涯的？在堪薩斯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接受的社會學訓練，對您之後的學術研究産生了哪些影響？

　　伍斯諾：我在堪薩斯州一個小農場長大，一直認為自己長大後會成為一名農民。然而，大一那年父親過世了，這迫使我重新思考今後的出路。我覺得自己沒有哪方面特别突出，是以就想着今後或許可以成為一名大學老師。在大學選專業時我經曆了各種艱難的嘗試，考慮過商學、經濟學和心理學，但在讀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和埃米爾·塗爾幹（émile Durkheim，1858—1917）的著作後，便開始學習統計學并對社會團體感興趣，最後選了社會學。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研期間，由于當時正趕上校園反叛運動，收獲不如預期，所幸還是适應了校園文化，也遇見了幾位好教授并得到了他們的指導。

　　對我幫助較大的一位教授是查爾斯·格洛克（Charles Glock），從他那裡我了解了調查研究，并與他一起合編了一本關于青少年偏見的書。我還跟随錢德勒·塞茲尼克（Gertrude Selznick）教授研究種族關系，選了特羅伊·達斯特（Troy Duster）教授一門關于黑人民族主義的課。這些都讓我十分受益。在确定研究課題時，有好幾個月我經常去隔壁的研究所學生院神學聯盟（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聽課，并與那裡的老師和同學們交流，也閱讀了不少神學方面的文獻和著作。我從尼爾·斯梅爾瑟（Neil Smelser）和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兩位教授那裡進一步學習了相關理論。如果沒有格洛克和貝拉等幾位老師的引導，畢業論文我應該不會選宗教意識這個課題。

　　韋伯和塗爾幹的著作對我影響很大。我的研究深受韋伯曆史社會學方法的影響。對塗爾幹嘗試把社會學變成一門科學的做法我并不贊同，但他對道德共同體的研究讓我受益匪淺。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能簡單概述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或理論嗎？

　　伍斯諾：我在研究方法和理論方面不拘一格。我做過很多全國性的調查，并十分看重定量分析，但對民調持批評态度，因為它們的有效傳回率太低，實際效果大打折扣，無法實作精确統計分析。我主張多種研究方法的結合，尤其重視定性訪談、民族志研究和曆史資訊，與其比對度最高的是實踐理論，它從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著作中演變而來，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及美國其他實用主義者和道德哲學家們的著作，如今已成為美國社會學領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實踐理論強調社會互動、情境、控制力和話語權，我認為這些都非常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田野調查在實際操作層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訪談人的身份是否會影響受訪人的态度與回答的内容？如何平衡這些影響？

　　伍斯諾：我認為進行田野調查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幾點：（1）把研究置于情境中，即事先做好功課，對當地的文化規範、曆史和經濟水準等要有基本了解；（2）對自己研究的目标和具體問題等細節要十分明确；（3）采用配額設計，以確定采訪對象能合理覆寫不同種族、社會階層、性别和年齡的人群；（4）遵循以人為研究課題的所有程式，包括得到被研究者的同意；（5）誠實地說明你是誰以及你為什麼要做這項研究，并允許受訪者就此研究提出問題或決定是否參與；（6）從非正式的交談和進行試點訪談開始；（7）在訪談過程中認真做好現場記錄，及時記錄下第一印象；（8）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你采訪過的對象進行匿名處理，這樣對方更願意暢所欲言；（9）不要急于關注主題和概括性的東西而忽略了受訪者使用的具體詞彙；（10）對與其他研究人員或助理合作保持開放态度，他們有助于平衡你的觀點。

　　許多剛入門的研究人員在進行定性采訪時很容易犯的一個錯誤，是在概括了五六個要進行的主題後就不再做更多深入細緻的準備工作，這往往會影響後續進展，使采訪結果不盡如人意。對我來說，通常一個約60分鐘的采訪需要準備10—15頁的詳細問題和後續問題，在實際訪談過程中不一定每個提問都用到，但準備充分可以促使采訪人對訪談内容預先進行認真、仔細、全面的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研究主要關注宗教、公民社會和社群、文化社會學這三個領域。請問這三者有何關聯？

　　伍斯諾：這些都可稱為“軟”話題，即如何定義它們、測量它們以及如何解釋結果都存在争議，也很難對它們作精确研究。然而，這類話題引起了包括韋伯、塗爾幹和托克維爾在内的一些開創性學者的興趣，至今在美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内的社會學研究中依然占據重要地位。這些話題互相交錯，因為宗教是文化的，由社群組成，同時也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社群可以說也是如此，它們是文化建設的場所，也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話題，正如塗爾幹所說，也意味着道德義務。它們引導、促成和限制我們作為個人、家庭成員和朋友的行為。是以，這些領域的研究需要運用多種研究方法。調查可以對所有成員進行歸納并研究變量間關系；定性訪談可以探究個人的獨特經曆及其話語；背景和曆史資訊使我們得以洞察社會變化的遺産和軌迹。

　　我在研究中從未嘗試創造一種可稱之為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我志不在此，認為這樣做更多是為了“沽名”，且容易作繭自縛、缺乏多元視角。然而，一些主題會在我的著作中反複出現，社群就是一個重要主題，因為我相信個人主義常常是一個社會問題，而社群強化了公民社會并深刻塑造了我們作為個人作出的選擇。社群也讓我着迷，從親密的家庭關系到我們生活的周邊，再到我們所生活的更大範圍的跨國大環境，在這些不同層面我們都能夠體驗到社群的魅力。

美國文化的基石——小鎮的韌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過去10年間，就小鎮/鄉村這個話題您出版了5本書（《重塑心髒地帶》《小鎮美國》《粗野之地：得克薩斯州如何成為聖經地帶中的最強的州》（Rough Country: How Texas Became America’s Most Powerful Bible-Belt State，2016）、《留守者》《血統：了解美國鄉村家庭》（In the Blood: Understanding America’s Farm Families，2020））。請簡要概括一下這些年來您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

　　伍斯諾：《重塑心髒地帶》重點關注位于密西西比河與落基山山脈之間的11個州，考察了那裡的農業、肉類加工業、中西部文化形象的變化，以及從小鎮到諸如堪薩斯城、明尼阿波利斯、聖路易斯這樣的大都市等不同地區人口的變化。這本專著通過曆史案例的研究方法，對美國内戰以來堪薩斯州的宗教和政治作了深入探析。我又考察了内戰期間已加入南部邦聯的得克薩斯州的宗教和政治，以作比較研究，《粗野之地》是這一研究的成果。《小鎮美國》分析了人口發展趨勢和小鎮居民對自己生活變化的看法，該研究基于數百次定性采訪和美國人口普查資料。《血統》也是基于大量的定性采訪（采訪對象為四個地區約200戶農戶）。《留守者》是一本為非專業讀者撰寫的通俗讀本，書中提供了一些說明性案例研究，是對之前研究的總結。

　　簡言之，這幾本書的主要結論包括：（1）鄉村縣和人口低于2.5萬的共1.4萬個小鎮占美國人口的17%；（2）這個數字（分别為5000萬人和6000萬人的總人口數）相對穩定，雖然相對于城市和郊區而言美國鄉村的人口數量有所減少，但其絕對人口數量并沒有下降；（3）鄉村人口随美國人口普查定義的變化而改變，是以在得出相關結論時一定要謹慎；（4）鄉村人口更多集中在中西部、南部和山區，在美國沿海相對較少；（5）與城市人口相比，鄉村人口中白人占比更高，黑人占比更低，西班牙裔人口總體有較大幅度增長；（6）在文化和經濟上，鄉村人口呈現多樣化特征，從專注于高科技産業和農業經濟的小鎮到以采礦為主的貧困小鎮，從白人占絕大多數的社群到西班牙裔占大多數的社群，等等；（7）小鎮的特點與當地社群密切相關，居民對所在社群的價值觀有着強烈的道德義務感；（8）小鎮居民對其生活方式日漸衰敗感到擔憂，并且經常感到受都市趨勢，以及聯邦政府決策時似乎更偏向城市的政治問題的威脅；（9）由于美國的聯邦政府體制，鄉村地區對州和國家政治有着人口不成比例的影響；（10）人口下降的鄉村地區往往存在一些嚴重問題，它們與老齡化、醫療保健不足以及無法獲得其他社會服務等問題相關。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問美國小鎮有何特點？您的關注點主要在哪方面？

　　伍斯諾：盡管小鎮和鄉村地區的人口和經濟特征引起了我的興趣，但我研究的關注點主要是把這些特征作為背景進行考察，即生活在小鎮的人們如何适應、感覺和選擇的背景。例如，我一直很感興趣地傾聽人們談論當鎮上的學校關閉時，當他們不得不開車到更遠的城鎮去看醫生時，當孩子為找工作而搬離小鎮時他們的感受。與此同時，對新移民如何在小鎮安家，人們對慢節奏生活方式和鄰裡間互相認識這種文化的重視，為什麼他們經常能夠發現看似貧瘠的地方的美，我也一直有興趣了解。許多故事聽了令人心酸，背後訴說着當地居民的艱辛，也展現了他們的韌性。

　　小鎮居民與其他地區的美國人沒有本質差別。他們在同樣的快餐店吃飯，在同樣的折扣店購物，看同樣的電視節目，在同樣的選舉中投票。但是，小鎮居民對自己的社群非常忠誠。如同城市居民可能對來自芝加哥或紐約而感到自豪一樣，小鎮居民也為生活在鮮為人知的地方而感到自豪。他們認識所屬教堂裡的每一個人，支援當地圖書館，談論最近一場足球比賽，在雜貨店遇到街坊鄰居時都能叫出對方的名字，等等，這些都讓他們感到自豪。小鎮提供了一種安全感，一種昔日美國曾有過的聯結，是一個人們熟悉所有一切的地方，但也要求居民們具有責任感，那種出自己的一份力來幫助鄰居和做一名負責任的公民的責任感。

　　小鎮一直是個可以更深入認識社群的場所。在小鎮，一個人對自己從事什麼工作、有何愛好以及政治上做怎樣的決定往往無法避開他人的影響。換言之，由于是一個熟人小圈子，他們深受社群其他人的影響，而且也重視這種“歸屬感”。當他們認為自己社群所代表的價值觀受到威脅時會感到憂慮，并相信這種威脅是對整個社群的威脅。是以，他們常常批評聯邦政府，因為政府離他們太遠，總是偏心于城市、照顧城市地區居民的特殊利益，以及幹涉他們看重的當地的自由。出于這些原因，小鎮居民有時傾向于在總統選舉中把選票投給他們認為會改變體制的“局外人”或“特立獨行者”。是以，那些來自城市（占大多數）的總統候選人經常以“局外人”自居，或者強調自己來自住在小鎮的家庭。例如，裡根和卡特總統都自稱是政治局外人并強調自己的小鎮出身。

多樣性和複雜性

政治極化和城鄉分裂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開始研究小鎮并在撰寫《小鎮美國》時曾提到，您“最大的願望首先是期望大家對小鎮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有更好的了解，其次是期望大家對小鎮能多一份尊重，對小鎮為這個社會的貢獻多一份感激”。自您開始研究小鎮以來，您覺得它們發生了哪些變化？您現在的願望有改變嗎？

　　伍斯諾：我剛開始進入這一領域時，幾乎還沒有其他社會學家就“小鎮”或鄉村社會學做過長期研究，相反，幾乎每個大學的社會學系都認為應該開設城市社會學課程。更糟的是，我們經常會看到表明城市化是唯一重要的趨勢、認為很快大家都會居住在城市的相關圖表，好像鄉村人口根本不存在似的，即使存在，也純粹是無趣的、不值一提。然後就有了2016年的總統選舉，面對突如其來的結果，專家們（錯誤地）認為大選結果是由鄉村選民決定的。是以，他們争先恐後地跑到美國鄉村去一探究竟，看看那裡到底是怎麼回事，想找出症結所在。他們通常在紐約找人，派到艾奧瓦州或密西西比州，再和那裡的人聊上幾個小時，然後下結論。這樣的結論往往帶有貶義，言下之意不外是鄉村地區的美國人是愚蠢的種族主義者，他們已經與進步開明的人脫節。那時我已完成了這方面的研究，是以《留守者》是本小書，簡要總結了之前相關研究的觀點。現在的專家學者們對小鎮确實有了更多的了解，不是因為我的書，而是因為随着時間的推移，研究小鎮的學者開始多了起來。

　　研究這一領域的一個長期困難，是美國人口普查對鄉村、城市的粗略區分和媒體過度強調差異性，這加大了城鄉鴻溝。例如，大部分關于美國鄉村的文章都基于被定義的“鄉村”縣，而沒有更多地關注這些縣之間的差異，或者基于鄉村居民對小鎮的認同感遠超他們對所在縣的認同感這一事實。問題是，正如我們社會學家所說，“類内差異”（within-category variation）與“類間差異”（between-category variation）一樣多或更多。換言之，“美國鄉村”不是“一碼事”，正如“美國城市”不是“一碼事”那樣。實際上，就曆史和地形而言，美國鄉村一個地區和另一個地區可能有着天壤之别，包括人們工作的經濟類型（林業、采礦業、畜牧業、糧食種植業、輕工業）、族裔、社群規模、職業和收入。例如，我在《血統》一書中曾寫到，一些農民過着勉強維持生計的日子，竭力在家庭範圍内留住小農場，而一些農民則在使用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衛星定位的拖拉機，用以耕種數千英畝的農田。有在幾英畝土地上精耕細作有機蔬菜的，也有動則出口數千噸小麥和玉米的。同樣，在人口過千的小鎮上，有人為幫助年邁的父母而選擇留在小鎮，不得不住着過時的房屋，而在人口達到2.5萬的小鎮上，有人在需要研究所學生學位的專業崗位就職并領着高薪。所有這些差異反映了美國鄉村的複雜性，而并非傳統刻闆印象那樣千篇一律。

　　慶幸的是，目前出現了新一波面向該研究領域的高品質獎學金。關于小鎮如何受到石油和天然氣工業、肉類加工業、學校合并、政治、技術和移民的影響，已經有不少有價值的研究。與此同時，小鎮内的變化沒有那麼大。規模更小的鎮繼續面臨着人口減少的問題，而較大的鎮人口總體保持穩定，甚至在有些情況下呈增長态勢。然而，一個重要的變化是社交媒體和衛星技術給人們帶來了更多機會，他們生活在小鎮的同時還能從事更多樣化的職業。此外，通過與其他城鎮的聯系，小鎮的高品質中等教育（高中）從對方提供的課程中獲益，小鎮醫院與大型醫療中心之間的聯系也日益密切。小鎮居民們從未疏遠或斷開與城市中心的朋友、家庭、新聞、娛樂及媒體的關系，而如今這些聯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牢固。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怎麼看美國政治極化的現象？這與城鄉分裂有何聯系？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鄉村地區政治生态有何變化？

　　伍斯諾：美國政治極化很嚴重，這個問題在近半個世紀始終是個大問題。1980年以前，南方鄉村大部分選民投票給民主黨，而中西部鄉村選民大部分投給共和黨，但1980年以來，這兩個地方的鄉村選民多數都投給了共和黨，這意味着城鄉分歧與兩個政黨之間的分歧相吻合。宗教領域也發生了變化。例如，在《紅州宗教：美國心髒地帶的信仰與政治》（Red State Religion: Faith and Politics in America’s Heartland, 2014）一書中，我分析了堪薩斯州如何變得更加堅定地支援共和黨，因為保守的天主教徒和保守的新教徒聯手反對堕胎，而在該州曆史上大部分時間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很多事情上都沒達成過一緻。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勝負差距通常很小，小到任何一個小群體的團體性決定都足以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是以，反對堕胎和同志的“福音派”（保守派基督徒）經常被認為是助力共和黨人獲勝的功臣，而福音派人士往往生活在小鎮和鄉村地區。換言之，城鄉鴻溝有時與福音派—非福音派的分歧十分吻合。共和黨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獲勝引發了人們對鄉村人口是否是決定性因素的猜測。與2016年大選相比，2020年總統大選期間城鄉差距受到的關注要少很多，原因可能是民主黨候選人獲勝了。

作為社會學家對大資料和疫情的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您的學生時代到現在，就理論和研究方法而言，社會學領域中發生了哪些較大的變化？如今，大資料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各學術領域，請問這對社會學有哪些影響？

　　伍斯諾：不幸的是，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已變得過度自戀：鼓勵學者為小衆寫作、玩概念遊戲，創造一系列讓現實世界變得更晦澀難懂的概念來追逐功名。好在最優秀的社會學家抵制了這種趨勢，轉而專注于收集和分析有關重大社會問題的資訊，如不平等、種族、性别、家庭、社群、移民、國際關系和刑事司法。慶幸的是，大資料讓學者可以獲得更多的定量資料，而且為人種學和曆史學提供的研究基金也越來越多。盡管民意調查的資料大多毫無價值且不可信，但不少機構收集了許多高品質的調查資料和人口普查資料，而且也有了更好的統計分析方法。大資料通常是對這些方法的有益補充。如今，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搜尋和電子郵件方面的資料有很大研究價值。當然，誰可以獲得這些資料的通路權限也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2006年關于專著《美國神話：為什麼我們竭盡全力建設一個更美好國家的目标沒有實作》（American Mythos: Why Our Best Efforts To Be a Better Nation Fall Short）接受采訪時，您曾提到，“對我而言，最持久的影響可能是提高了我作為社會學家的意識，即我們如何從文化上了解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災難”。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您如何看待這次新冠肺炎疫情？

　　伍斯諾：包括我在内，沒有人預料到會出現像新冠病毒這樣具有破壞力的東西，并以現在這樣的方式占領世界。幾年前我寫過一本書《極度恐懼：對恐怖主義、疫情、環境破壞、核毀滅等災難的文化反應》（Be Very Afraid: the Cultural Response to Terror, Pandemics, Environmental Devastation, Nuclear Annihilation, and Other Threats,2010），探究了以前的大流行病和自然災害，并指出，當災難發生時會有一種強烈的要“做些什麼”——“做什麼都可以”的心理沖動，以“行使代理權”并重新獲得某種掌控感。正如書中所言，這種傾向會導緻反應過度、反應不足或錯誤的行為等各種後果，有時後果是毀滅性的。在應對突如其來的災難時，最好的辦法是采取基于準确資訊的深思熟慮的理性行為。我們也看到了在目前大流行病暴發的情況下，由于公共衛生官員對這場危機的評估，以及科學家們通過創新研究作出的回應，采取的一些基于資訊的深思熟慮行為的價值。碰巧的是，保持社交距離和遵守隔離限制在心理上也是有益的。不幸的是，在美國，這種應對為陰謀論者推動錯誤資訊的散播提供了絕佳機會，進而受到政治極化的負面影響，結果讓處理本應該更容易解決的問題變得困難重重。

　　不過，它也帶來了更廣層面的有意思的結果，包括技術讓人們不必面對面而可以通過網絡實作線上見面。很多人認識到，我們無須花費巨額資金和浪費時間旅行，網上也可以進行良好的對話和有效開展業務。當然，這次大流行病也再次強有力地表明世界許多國家之間互相聯系的程度。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些年來，您對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出版有中長期規劃嗎？您對青年學者有何建議？

　　伍斯諾：在學術生涯早期，我在完成畢業論文并陸續出版了幾本書後，從調查研究轉向曆史研究并立志開啟“十年項目”。随後十年間，我撰寫了一些關于西歐重大文化變遷的論著，進而獲得了一些研究基金。我第二個十年的研究得益于此，研究主題大部分集中在宗教領域，這也使我有機會研究美國宗教和藝術、移民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同時激發了我對話語分析和實踐理論方面的興趣。此後，我根據自己在堪薩斯州的成長經曆及與此相關問題的聚焦，做了中西部社會變革方面的研究，還有許多研究基于小鎮、鄉村和鄉村生活這些話題的大量采訪。最近，我又回到宗教社會學。

　　對青年學者而言，一開始研究課題的選擇非常關鍵，研究任何東西至少需要5—10年甚至更長時間，是以它應該是研究者真正關心并懷有極大熱情的課題！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褚國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