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當“勝利”的消息傳到日本後，頓時舉國沸騰，人們紛紛上街遊行，慶祝大捷。
而正當日本全民在為“勝利”歡慶的時候，作為戰争的發動者東條英機在做什麼呢？根據東條英機的妻子，東條勝子後來的回憶，在歡慶“珍珠港勝利”的當天晚上，東條英機卻躲在了自家的一個小暗房裡，哭得肉牛滿面，一邊哭，還一邊說道，完了，完了。
偷襲珍珠港，标志着日本已走向了戰争的瘋狂
對戰争的前景悲觀，是當時日本高層的普遍情緒，比如日本聯合艦隊的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就曾說道，如果與美國開戰，那麼我的最終命運就是戰死在長門号（長門号是太平洋開戰前日本聯合艦隊的旗艦）上吧。
一邊是日本群眾的歡呼雀躍，一邊又是東條英機這類高層的扼腕歎息，這就是日本發動太平洋戰争之初的景象。普通群眾對情況是不了解的，真正了解情況的，是日本的高層，那麼既然日本高層知道一旦對美開戰，前景十分暗淡，日本為什麼還要對美國開戰呢？而當日本對美國開戰後，整個日本不但沒有半點緊張和害怕，卻反而陷入了全民戰争的瘋狂當中，那麼日本為何會在二戰中變得瘋狂起來的呢？本文就來說一下這個事情。
滿蒙利益，日俄戰争留下的梗
日本走向瘋狂，一切還要從日俄戰争說起，甲午戰争之後，日本侵占了北韓以及大陸的台灣，其勢力範圍就與俄國發生了沖突，當時的俄國正在大陸東北擴張，日本也曾與俄國協調，甚至表示将東北讓給俄國，隻要俄國承認日本在北韓的利益就行了，可即便是這樣的要求，俄國也還是拒絕了。
對于日本來說，如果連北韓都保不住，那甲午戰争就等于是白打了，俄國等于是觸及到了日本的根本利益，由此日俄戰争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日俄戰争，日本付出了慘重的損失
整個日俄戰争，日軍付出了傷亡24萬人，戰死8萬8千人的慘重代價，日本不僅付出了慘重的傷亡，戰後也沒能從俄國哪裡獲得一分錢的賠款，唯一的收獲就隻有南滿鐵路。消息一到日本，日本國内立馬就炸鍋了，不少日本人認為，日本付出了如此慘重的代價，怎麼就談成了這麼個結果？很多日本人對此就表示出了強烈的不滿，由此也引發了日比谷騷亂等事件。
日比谷騷亂，其實就是日本的一幫青年，聚集在了離皇宮不遠的日比谷公園，他們認為日本死了這麼多人，就談出這麼個結果，一定是有人賣國。後來這群人還跑到了使館區，要驅逐所有的外國人，在使館區搞起了打砸搶燒。
就日本高層來說，日俄戰争是為了讓日本獲得一個戰略上的安全區，隻要俄國人的勢力得到遏制，日本能安心占着北韓就行了，不過戰争帶來的附加品就是日本獲得了滿蒙利益，是以日本人就認為，無論如何也要保住滿蒙的利益。
但實際上這個利益是保不住的。
當年李鴻章跟沙俄簽中俄密約的時候，沙俄就表示要在東北修一條中東鐵路，這條鐵路貫穿了整個東北，一直修到了海參崴，南滿鐵路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這條鐵路是有個租借期限的，一共80年，80年後這些利益要還給中國。
庚子國難後，沙俄就永久占據了這條鐵路，根本就不會還。但對于日本來說，他們在國際上是打着替中國人出氣，把俄國人趕走這個理由而發動的戰争。
那麼現在日本人把俄國人趕走了，東北這塊地日本是不是應該還給中國呢？即便不還，按照協定來說，80年後日本也應該還呀，而俄日戰争打到1906年的時候，也隻剩下70年了。
是以這些利益日本人感覺也不多，當時日本國内的輿論就認為，滿蒙利益是日本用“鮮血”換來的，一定要保住。保住滿蒙，就成了日本後來走向瘋狂的一個梗。
大正時代，日本走向正常國家的可能
恰巧的是，後來日本國内的政治局勢也發生了變化，明治天皇死後，大正天皇上位。由于日本皇室長期以來搞近親結婚，是以很多天皇就有一些先天的疾病，大正天皇在40歲的時候就得了腦血栓，由于大腦供氧不足，後來就發展成了精神病。
大正天皇
而大正天皇相對于他的兒子裕仁來說，還是明白一些的，在大正時期，日本國内也有一定的民主風氣，當時的日本政府也能壓住軍國主義勢力。比如日本當時一個著名的政治人物西園寺公望，在他當首相的時候就制止了軍部的擴軍計劃。
而當時的日本軍部一聽不能擴軍，就不幹了，表示軍部不會提名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也就是說在日本的内閣中，軍部是要退出内閣的，如果這樣的話，那麼西園寺公望就無法組閣，軍部以陸軍和海軍大臣的提名，來要挾西園寺公望同意他們的擴軍計劃。
而這個事情出來以後，當時是1912年，日本國内的民主氛圍非常濃厚，日本國民對于軍部的做法就普遍表現出了抵觸情況，國内大量的左翼媒體就公開抨擊了軍部的做法，大正天皇也在這個時候出面，指責了軍部的行為，軍部一下子就成了衆矢之的，不得不選擇了妥協。
西園寺公望
在這種情況下，西園寺公望的内閣也就穩定了下來，此後，日本軍部的權力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果日本沿着這樣的路子走下去的話，那就不可能會發生二戰了。
在日本的大正時代，民間的媒體、思想的發展都是非常蓬勃的，到了1924年的時候，日本就實作了政黨議會，日本很多憲政人物，比如起草《和平憲法》的币原喜重郎，就是這個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位政治人物，二戰之後當過日本首相，他在《和平憲法》中明确規定日本要放棄選擇戰争的權力，這點就連麥克阿瑟都非常吃驚。
又比如石橋湛山，二戰之後也當過日本首相，他提出過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主義，叫小日本主義，核心思想就是說，日本是一個小國，資源有限，動員能力有限，是以應該學荷蘭那樣的歐洲小國，以貿易立國，做生意賺錢，就不要滿蒙利益了，不是挺好麼？日俄戰争，就是我們為了保衛國家而進行的一場自衛戰争。而且如果我們把滿蒙還給中國，我們也能跟中國搞好關系，以後大家也好做生意，共同抵禦西方。
石橋湛山
小日本主義在當時的日本是非常流行的，石橋湛山，包括後來的首相犬養毅等人，都是這樣的觀點。而這樣的觀念，在大正時代的日本，也一度是甚嚣塵上的。
昭和時代日本國内輿論的右翼化
但是日本到了昭和時代以後，這種民主化的思想就受到了反制，形成了舉國一緻的思想。
而舉國一緻的思想其實緣于一戰，一戰剛開始的時候，日本是作為一個中立國而存在的，是以日本在歐洲各國都有大使，也有大量的駐外武官，這些駐外武官都是軍中的精英，也是日本軍隊未來的明日之星，因為成為了重點培養對象，才被派往了國外。
這些駐外武官中，就有一個叫永田鐵山的人，此人在一戰時期，擔任過日本駐歐洲多個國家的駐外武官，而他還跟當時還是皇太子的裕仁，關系非常地要好。
永田鐵山
永田鐵山在用心地觀察了歐洲的戰局後，就感覺大事不好了，因為當時歐洲的整個戰争形态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們知道，一戰之前，全世界的戰争是一種有限戰争，比如甲午戰争，清朝并沒有耗掉所有的國力，再比如日俄戰争，日本與俄國也沒有拼掉全部的國力，這是一種有限的戰争。
在有限戰争的情況下，日本是得利的，因為無論是清朝還是俄國，都不會拼盡全力跟日本打。
但是在一戰的時候，情況就完全變了，在一戰中，所有的國家都拼盡了全力，産生了總體戰的戰争形式，也就是所有的國家都掏空了家底來進行戰争，直到打到一方徹底戰敗為止。
永田鐵山等人就感覺到，如果是總體戰的形式，日本就根本打不赢戰争，畢竟日本是個小國，如果是周邊的國家，比如跟中國這樣的大國打一場總體戰，如果中國的動員能力上來了，而日本的國力就無法支援總體戰，最終會打輸。
于是永田鐵山就提出了總體戰的思路，打了個報告上去。當時大正天皇身體已經不行了，由太子裕仁攝政，這個報告就被裕仁看到了，裕仁一看這個報告就覺得永田鐵山是個人才。一戰結束後裕仁去歐洲通路的時候就專門見了永田鐵山，對永田鐵山表示了支援。
于是在日本軍部就以永田鐵山為主導，逐漸發展起了一個軍國主義組織二葉會，石原莞爾、坂原征四郎、東條英機等人都加入了這個組織。這些人的觀念就是要統合國家的一切實力，進行一場舉國一緻的戰争，這是當時日本軍部的情況。
而對于裕仁來說，他不僅要在軍部搞舉國一緻，也要在全國搞舉國一緻，他首先針對的是日本媒體。
裕仁
1926年的時候，裕仁開始攝政，直到1937年之間，日本國内被政府勒令關停的左翼報社就有350多家，日本國内一下子就從大正時代高昂的狀态，變成了昭和時代萬馬齊喑的狀态。
在裕仁看來，這些媒體都是在添亂，你們最好不要發聲，整個國家最好就一個聲音，這個聲音就是裕仁的聲音，而且裕仁還聯合了軍隊裡永田鐵山這幫人一塊動手，對日本的媒體進行了管制。
明治維新後日本産生了各種思想，既有軍國主義，也有自由主義，在明治後期，自由思想這派人，到了昭和時期就逐漸老去，退出了日本輿論的主流。
相反日本的少壯派就是大正時代出現的一批人，這些人在兒童時期，日本打赢了甲午戰争，到少年時期，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戰争，這段時間日本一直都是不斷地獲勝，在他們的眼裡，日本就是戰無不勝的存在，是以對于他們看來，隻要他們能将日本的資源全部統合起來，日本就是一個神擋殺神，佛擋殺佛的存在。
這在日本國内就形成了很大的對外擴張的民意。
而日本右翼的民意在當時到了什麼程度呢？日本在昭和8年，也就是30年代中期的時候，搞過一個防空大演習，他們認為未來戰争中 ，日本可能會遭到空襲。但是日本的媒體，就有一個叫新藤每日新聞的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章就認為，日本的房屋都是木質結構的，而美國人當時正在研制燃燒彈，如果真的跟美國打起來，美國人扔下燃燒彈，一燒就是一大片，你們搞的這種防控演習其實根本就沒用。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該報紙的說法，但文章一經釋出，在日本國内就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民間的不少人士就直接打到了報社，要求主編辭職，要求發表文章的記者也辭職。報社就表示，我們這麼說也是為了國家好呀。結果這個事情就鬧到了法院，法院也不管這個事情，結果在日本大量憤青的作用下，報社也不得不屈從了這種潮流。
後來日本的憤青們就發動了一場不買運動，就是不買左翼媒體的報紙，這種運動也形成了勢力，最後左翼媒體噤若寒蟬，再也不敢發表左派觀點的文章了。
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右翼媒體的得勢。比如今天日本三大媒體之一的讀賣新聞，在1930年代的時候其實已經進入到了砸鍋賣鐵的囧境，發行量隻有幾百份了。
但是在1931年的時候讀賣新聞就剛好遇到了一個契機。
宣揚右翼思想，讀賣新聞成了當時日本最成功的報刊
九一八事變發動的時候，當時日本國内的媒體很多還能保持冷靜，他們認為九一八事變不一定是好事，因為發動九一八事變後，這種硬搶行為在國際社會上會遭受诟病，這種公然侵占一個國家領土的行為，在很多日本國内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看來，是不對的，隻是當時還沒人敢就這個事情說話。
但是讀賣新聞卻出來說了，率先打破沉默，為關東軍的行為叫好，為日本的侵略行為站台，日本的右翼分子一看，終于有人替他們說話了，于是就瘋狂地購買讀賣新聞，讀賣新聞一下子就從一家瀕臨破産的小報，在短短幾年内就成了日本最大的報社，到1941年戰争發動的時候，成了發行量數千萬份的大報社。
于是從民間來說，日本就等于屏蔽了理性的聲音。其實當時日本國内也有理性的人存在，這些理性人的作用就是，日本每往前走一步，可以反思一下，這樣走到底行不行，好不好。但當日本國内隻允許一種聲音存在的時候，當日本國内隻允許右翼聲音存在的時候，日本就樹立了一道左牆，那麼日本就隻能往右走了，右翼的聲音于是就愈發地瘋狂。
右翼思潮使日本外交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日本的這種右翼勢力在昭和初期就有了，并且迅速地反應到了外交上。
如今日本一直在尋求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但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的希望，向來都十分地渺茫。不過可能我們誰都沒想到過，日本曾經就是個常任理事國，在國聯時代，日本作為亞洲的代表，在國聯中就占據了五常中的一席，在國際上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的。
九一八事變之後，顧維鈞接到任務在國聯狀告日本，而當時日本是國聯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在國聯沒有多少政治地位，這種狀告其實是有很大難度的。
但是顧維鈞卻抓準了一點，就是歐洲主導的英法等國一戰創傷未愈，如果放任戰争發展下去的話，将會把英法拖入一戰之前的格局，英法就很可能會再次面臨大戰，是以這個事情英法要管。
大陸著名外交家顧維鈞
經過顧維鈞的努力，英法就逐漸放棄了初期中立的态度，開始在外交上支援中國，這種事情後來就擺到了日本面前，當英法支援中國以後，國聯赴東北的考察團也認為，不支援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中的行為，不認為日本是出于自衛，而是日本主動發動的侵略戰争，同時也不支援日本扶持的僞滿洲國。考察團的報告出台後，這個報告也表明了國聯的态度，消息傳到日本，由于此時的日本已完全陷入了右翼氛圍，是以日本人就認為這是國聯在欺負他們，日本要抗争到底，老百姓就到處寫聯名信，甚至還有些激進分子直接切掉了小拇指，寄給了日本在國聯的代表團。
當時日本駐國聯的代表是松崗洋右，他在戰後也成為了戰犯，接受了受審。其實松崗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到了美國，長期生活在美國，是日本國内少有的英語說得比日語還溜的日本人，也是個非常老道的外交人才，他知道日本留在國聯，跟英美那些國家去扯皮的話，對日本的利益來說其實是最好的。
但日本國内形成了強大的壓力，要求松崗必須抵制調查團的報告，在保留擔任常任理事國的情況下，保留滿蒙利益，并且要以強硬的态度回應。
松崗在看了國内的訓示後也是哭笑不得，他知道日本不可能既保留滿蒙利益，又能保留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于是就隻能借着昔日英日同盟的交情跟英國去談，但談到最後也還是談不攏。
對于松崗來說，如果日本要留在國聯，保留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就要承諾就滿蒙問題進行整改，如果這樣的話對日本也是有利的，不至于會陷入外交空前的孤立，在國聯好歹還有個巨大的話語權。
但是松崗也有自己的計算，如果他在國聯同意進行整改的話，那麼他在國内就會變成日奸，當時日本國内已經出現了大量的刺殺官員的現象，比如五一五事變，即便是首相犬養毅都被殺了，是以松崗也知道，搞不好自己也會被國内的右翼分子給殺了。
是以松崗作為一個典型的知英美派，作為一個日本開眼看世界的這麼一個人，就做出了一個特别極端的發言，1933年他就在國聯大會上發表了名為《十字架上的日本》的演講。
松崗在國聯上的講話，令國際社會感到莫名其妙
他的這篇演講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說，日本就是耶稣，被釘在十字架上，替世界受難，雖然我們日本現在受難了，但是幾年後，國際上會了解我們的。
當然，今天我們再看松崗的這篇演講，就完全是搞笑加胡扯了。松崗說完，他就宣布日本退出國聯，然後就直接走人了。松崗洋右的演講當時就震驚了整個國際社會，這在當時的國際上看來，就非常地令人詫異，這日本人說的是什麼呀？日本人會不會辦外交呀？
那麼松崗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當他回到國内的時候，你就明白了，松崗回到國内後，就立馬受到了天皇般的待遇，群眾夾道歡迎，直接把他埋了。當時美國的報紙也說道，即便是天皇出巡，也不會有這樣的待遇。
按照日本軍部的要求，松崗在國際上不卑不亢，慷慨激昂地維護了日本的利益，但是松崗在私下卻道出了真相，他說道，我們明明遭遇了外交上的重大失敗呀，反而在國内受到了這麼重大的歡迎，來歡迎我的這幫人是不是腦子有病呀？
右翼思潮導緻日本在戰争道路上越走越遠
可惜的是，這些話在當時的日本是沒人聽的，日本已經陷入了右翼的瘋狂當中。
當時日本的任何媒體，隻要是一點點左派的觀點，就會被人認為是何居心？報社就會馬上被關停，是以整個日本的媒體，就隻有一片喊打喊殺的聲音了。
于是從九一八之後，日本就開始朝着戰争之路一騎絕塵而去。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陷入了與中國的全面戰争，當時的天皇裕仁也知道事情鬧大了，那到底該如何收場呢？
根據近衛文麿的回憶，在盧溝橋事變後，裕仁就召見了陸相衫山元，天皇也知道這個事情主要是陸軍搞出來的，因為陸軍大臣隻對天皇負責，不對首相負責，裕仁就問衫山元，現在事情鬧得這麼大了，你怎麼收場？
衫山元就拍胸脯保證說，三個月内解決中國事變，我們這邊的“三個月内滅亡中國”論，其實就出自于這裡。非常有意思的是，1941年末的時候，日本決定對美開戰，當時内閣做出決定後，就要有個人去跟天皇做報告，結果還是衫山元去跟裕仁做的報告。
衫山元
裕仁一看，你又來了，就問跟美國開戰，你打算多久解決呀？此時的衫山元就謹慎了一些，說道南洋方面我們有信心三個月解決，太平洋方面，我們可能需要半年吧，半年之内打敗美國。
裕仁一聽這話就知道衫山元說的也太扯了，就問道，當年跟中國開戰，你說三個月解決，現在都打了四年了，怎麼還沒解決？衫山元就硬着頭皮說，哪是因為中國腹地太廣大了。天皇一聽就來氣了，說中國腹地廣大，太平洋腹地就不大麼？中國腹地龐大，美國腹地就不龐大？
這時候衫山元就沒話說了，一旁的海軍大臣永野修身就說，現在的問題是病人得了病動不動手術的問題，如果動手術還有得救，如果不動手術就沒得救了。
這時候裕仁也算是明白了，就問，這是不是傳說中的死馬當活馬醫呀？一旁的衫山元點頭稱是。
當時的日本就是這個局面。
隻有一種聲音存在，導緻日本人思維的局限
日本之是以會走到這一步，就是當日本國内的反思褪去之後，日本人就陷入了自我思維之中。
其實衫山元說的三個月解決中國問題，以及半年解決美國問題，都不是說要三個月打敗中國或是美國，當時日本人的思維還停留在甲午戰争和日俄戰争當中，執行的是一種有限戰争。
而在日本大正時代，石橋湛山這些人就明确提出過，如果再發生戰争就不是一場有限戰争，打到一半雙方和談，然後日本獲得一些利益，雙方罷兵，這樣的好事以後就沒有了。接下來的戰争基本上是兩個國家動員全部的資源作戰，直到一方把另一方完全打趴為止。
而永田鐵山等人搞了舉國一緻後，石橋這些人的聲音就被屏蔽掉了，日本國内就沒有這種想法了，當時的日本人就認為，我們要打戰争，還是要打局部戰争。
而在這種局部戰争的思維下，衫山元就認為日本可以三個月打到民國首都南京，然後民國就會跟日本和談，日本就可以逼着中國承認僞滿洲國的合法性，賠些款，最好華北再割讓一些土地出來。
但是衫山元就沒想到，當時世界已經進入到了總體戰的階段，除日本外的其他國家，很多都已經進入到了總體戰的思維當中，包括中國也是如此。
當時我們中國就執行了抗戰到底的政策，總之就是除非日本退出1937年7月以來占據的全部領土，才有和談的可能。
而日本的想法卻是三個月内，能把中國打趴下就可以了，在1941年對美國開戰的時候，也是這種想法。
我們現在看當時的史料，日本當時的思維還停留在日俄戰争，日俄戰争的時候，日本海軍實力是俄國的六成，而俄國因為領土太大，不僅太平洋有海軍，在波羅的海、黑海也有艦隊，是以不可能将所有的海軍都集中在一處，是以日本能在亞洲對俄國海軍形成兵力優勢。日本在日俄戰争中，先是消滅了俄國的太平洋艦隊，然後再消滅從俄國遠道而來的波羅的海艦隊（第二太平洋艦隊），進而取得了海戰的勝利。
而日本對美國也是這個思路，美國雖然海軍實力遠超日本，開戰的時候日本海軍實力相當于美國海軍的六成，但是日本認為，美國有兩洋，太平洋和大西洋，是以在太平洋上，日本海軍對美國海軍還是有優勢的，開戰以後，日本先消滅美國的太平洋艦隊，然後再消滅遠道而來的大西洋艦隊，這樣日本就能在太平洋戰争中獲勝了。
是以為什麼日本要急于在1941年末對美國開戰呢？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一種思維。
而日本當時國内的輿論已經極端右翼化了，日本國内就反複宣傳，即将爆發的太平洋戰争是日俄戰争的翻版，美國人也沒什麼了不起，他們也是兩洋，我們先消滅太平洋艦隊，再消滅遠道而來的大西洋艦隊，然後美國就會跟當年的俄國一樣跟我們談和，這樣日本就能取得最終的勝利了。
其實如果稍微理性一點的話，我們也都知道這隻是日本人的一種單相思而已。因為别的國家根本就不會按照日本人的套路來呀，如果别的國家不按這個套路來，你怎麼辦呢？
而關于日本海軍為什麼要趕在1941年開戰這個事情，其實是日本海軍做的一個計劃。日俄戰争的時候日本海軍是俄國六成左右的實力，是以六成就成了日本海軍的一個标準，就是在對方有兩洋的情況下，日本可以以六成的兵力獲得勝利。
但在當時，因為歐洲戰事，美國的戰争機器其實已經啟動了，美國通過大量的援助法案援助了英國，工廠已經開始大量生産軍工産品。到1941年末的時候，日本就認為，當時日本海軍實力隻能勉強維持在美國的六成左右，還能勉勉強強打敗美國，但如果錯過這個時機，等美國的戰争機器繼續開動下去的話，日本海軍就沒有獲勝的可能了。
是以海軍本來是避戰的，但是到了這個節骨眼上，就急于開打，日本海軍認為，如果錯過了這個點，就沒有信心打了。
石原莞爾
促成日本開戰的另一個理由就是石油、鋼鐵等工業品。日本是個資源匮乏的國家，石原莞爾等人發動九一八事變，目的也是為了資源，按照石原莞爾的想法，日本在九一八之後，就要停一停，在東北發展一下經濟，把東北經營好了，擁有了豐富的資源再做下一步的計劃。
本來這是一個思路，但是到了1941年的時候，石原莞爾這種理性的右派也沒法發聲了，在右翼紮堆的日本陸軍當中，已經完全沒了理性了。
日本軍部的很多人看到，石原莞爾等人因為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而飛黃騰達，他們按捺不住，要繼續對外擴張，建功立業。
是以當時日本陸軍内部擴張的沖動就很大，但要擴張就要啟動戰争機器，而要啟動戰争機器，就要有石油、鋼鐵這些工業品做支撐，這些東西日本又沒有，隻能由美國來提供。當時日本80%的廢鋼，90%的石油都由美國提供的。
當時日本右翼的瘋狂也是沒根據的，隻要美國人把石油廢鋼一掐，日本就沒轍了。但是美國也沒想到，日本竟然已經瘋狂到了這種程度，要跟美國打一仗。
而這種思潮又反過來倒逼日本要發動一場針對美國的戰争，美國在1939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警告日本，如果日本繼續發動侵華戰争，美國就會對日本實行貿易制裁。
就美日關系來說，其實當時還是可能會緩和的。美國實行了綏靖政策，1941年7月的時候美國也僅僅要求日本撤出中國本部和越南地區，這個條件是非常優厚的了，美國還暗示日本，如果日本按照這個條件來做，美國會承認僞滿洲國。如果日本及時停止了戰争，至少還能以拿走東北的結果結束戰争。不過這樣的話，我們中國就倒黴了。
因為如果當時日本做了這樣的選擇，那麼日本不但擁有東北、北韓和台灣，在戰後美國主持的世界格局當中，日本還能占據聯合國五常中的一席，那麼到今天的話，日本就會成為一個政治經濟大國了。
不過萬幸的是，日本國内已經聽不進不同的聲音了。
東條英機當時有個小兄弟叫佐藤賢了，這個人在戰後也是主要戰犯之一，他就對東條說，美國人就是軟，我們打到東北後，美國人就承認北韓，我們打進中國腹地後，他們就跟我們談東北，我們打進越南，他們就承認僞滿洲國了，那麼如果我們再打一仗，是不是會得到更多呢？
佐藤賢了當時還很年輕，是正兒八經的昭和青年，在那樣的環境下，他已經沒有正常思維了，在他看來，跟美國打一仗也沒什麼，很多問題打一仗也就解決了。而且美國人很軟，即便日本得寸進尺，美國人也不會有所為。佐藤還有個言論，他說到美國人正步都走不齊，出門還嚼口香糖，而日本兵走正步多齊呀，日本士兵非常愛國，是以一個日本兵能打敗三個美國兵。
而東條英機的身邊，就盡是這種思維不正常的人。
那麼東條英機是個什麼情況呢？其實東條英機在日本國内就是個傻不愣登的存在。當年他報考陸軍大學，連續考了三次也沒考上，後來因為他老爹曾是陸軍大學的學霸，看在他老爹的份上才讓他上了陸軍大學。
可以說東條本身就智商不高，身邊還圍繞着這麼一群腦殘的人，他受到身邊人的影響，也認為日本能跟英美對抗。
山窮水盡的日本最終選擇了将戰争進行到底
是以到了1941年末的時候，近衛文麿政府就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一方面海軍交了報告上去，表示再不開戰就沒機會了，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赫爾也在這個時候警告日本，要求日本不僅要撤出中國腹地，還要從東北也撤出來。如果日本不這樣做的話，美國将會當機日本的資産，中斷與日本的任何貿易往來。美國一旦中斷了日本的貿易，日本就無法獲得石油、鋼鐵這些工業品，沒有了石油鋼鐵這些工業品，日本就無法開戰軍工生産，沒了軍工産品，日本的侵華戰争也沒法打下去。
這種情況下，日本就面臨是戰是和的抉擇，如果選擇和談，那麼日本國内已經煽動起來的民意，會允許這種和談嗎？恐怕近衛還沒有和談，就會被國内的激進分子給大卸八塊了。
如果選擇開打，近衛文麿也知道，日本根本就打不過美國，到時候日本戰敗了，要追究戰犯的責任，自己也跑不了，是以當時的情況，對于近衛文麿來說就真的是左右為難了。
官場老油條近衛文麿
為此當時近衛文麿還召開了内閣會議，在内閣會議上就沒人敢發言。所有人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該怎麼辦。最後東條英機站出來表示，情況已經是這個情況了，沒有辦法了，唯有對英美開戰才有一線生機。
而近衛文麿這個官場老油子，一看東條英機主動站出來說話，馬上就抓到了救命稻草，既然你東條這樣說了，那很好嘛，這個首相就你來當吧，你來承擔對美開戰的責任就行了。
于是近衛内閣很快就提出了總辭職，由東條英機組建了一個新的内閣，來承擔對美開戰的責任。
東條上任後不久，很快就收到了不少請戰書，東條宣揚戰争，本來是他喊出的口号，以綁架日本整個國家，為他的政治前途開辟道路，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他反而就被自己提出的口号給綁架了。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本文開頭的一幕，當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當所有的日本人都在歡呼的時候，東條卻在小黑屋裡獨自流淚。
由此我們也能看出，到了這個時候，東條也明白這場戰争日本是不能打的，日本根本就沒有獲勝的可能。
但他有什麼辦法呢？他本來是想用舉國一緻的口号去綁架國民，但到頭來卻被自己的口号所綁架，被日本國民的情緒給綁架，隻能走向了戰争的不歸路。
是以日本走向戰争的道路，實際上是群眾和官方一個互相催眠，互相激勵的過程，最開始的時候是裕仁，是永田鐵山這些人通過舉國一緻的手段，把群眾往自己的方向拉一把，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但結果是，輿論又反過來催逼日本政府走向了戰争的不歸路。
就這樣，當日本無法存在反對的聲音的時候，當日本社會不能存在一絲理性的聲音的時候，日本就隻能在戰争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走向了毀滅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