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貝多芬曾說過，“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将無法使我完全屈服。”最近，全網刷屏的《我們的天才兒子》正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八旬老父親金性勇在老伴去世後，講述了身患躁郁症的兒子金曉宇發揮語言天賦，全情投入翻譯外國著作，以此自我拯救、同殘酷命運抗争的故事。他們一家人不離不棄、互相扶持的經曆打動了很多人。
▌過低的翻譯稿酬
這篇文章有這樣一個細節:金曉宇翻譯千字漢字的稿酬僅僅幾十元。這讓很多人詫異、感歎，想不到翻譯的稿酬如此之低。
這讓我聯想到2014年因抑郁自殺的70後知名翻譯家孫仲旭。孫仲旭曾翻譯過《麥田裡的守望者》、《一九八四》、《動物農場》等著作。幾年前，孫仲旭曾投文某報紙，從反諷的角度揭露了目前一些出版社及圖書公司克扣譯者稿費的做法，題為《如何剝削譯者》，但由于某種原因，沒能在報紙上發表。他因抑郁症輕生後，引發了輿論發出“保護譯者，保護他們的權益”的呼聲。
▲ 《一九八四》有多個譯本，包括上海譯文董樂山版、北京十月劉紹銘版、時代文藝傅霞版、譯林孫仲旭版。
趙德明是北京大學西語系西班牙語教授和博士班研究所學生導師，從事文學翻譯幾十年。他在接受《華西都市報》記者采訪時坦言，這些都屬實，“文學翻譯稿費如此低得嚴重不合理，已經到了離譜的地步了！這也是多年的老問題！以我幾十年從事文學翻譯的經驗，稿費千字20—80元的标準，差不多已經30年沒變化了。要知道這30年内，物價、工資都漲了多少倍啊！”
與翻譯稿費可以做一個對比的，是原創性稿件的稿費。不說為競争網紅寫手開出的極具吸引力的稿酬，即便是作者在傳統媒體上寫稿，評論、專欄三四百元每千字的價格已經算很低了，但比起翻譯的稿費，還是高了一個檔次，可支撐起一般的城市生活。
有人認為，不僅僅是大環境過分貶抑的問題，還因為個别出版社迎合市場、忽視文化、不尊重翻譯家，開出極低的價格，肆意盤剝他們的勞動。曾經有出版圈的人說，喜歡找老翻譯家，因為這些人都不好意思讨價還價。
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翻譯稿費低的根本性原因。
所謂“找不好意思讨價還價的人”，是因為這些有專業能力的人，“不好意思讨價還價”，但如果他們善于讨價還價呢？出版社其實還有其他選擇，就會另尋他人。
歸根到底，出版社的行為無非是在給定品質的前提下，尋找市場上的最低價。這與在市場上與菜販讨價還價，與裝修勞工锱铢必較，并沒有太大差别。中國大部分媒體、出版者都已經市場化了，按市場價格給出價格，也是天經地義。是以，從道義上來看，這種行為是模糊的，即使不合情，也很難說不合理。
是以，不管是孫仲旭所諷刺的那些盤剝行為，還是老翻譯家被出版社壓價，歸根到底，不在于出版社的道德水準怎麼樣，而在于它們為什麼有能力這麼做？
▌邊際效用低
在大緻翻譯出原文意義後，提升翻譯品質是一個費力不讨好的苦活，如果用經濟學的概念來形容，那就是邊際效用非常低。
英譯漢市場，是一個門檻不高，但天花闆非常高的市場。一個英語6級的人，就能借助工具書，進行翻譯。随着人工智能在不斷提升，有些不負責的翻譯公司在完成低端業務的時候，甚至直接依靠人工智能翻譯，再進行修改。而且，現在人工智能翻譯的品質還不錯，依托于大資料，谷歌翻譯和DEEPL這樣的翻譯工具，在很多時候甚至比大部分人做得好。有一次，一位經濟學家在群裡說，他的論文，機翻品質甚至好過請翻譯公司。
當然，這是論文翻譯。不是所有的翻譯都可以機翻，尤其是文學翻譯，完全不一樣。一個好的文學類譯者，在傳遞那些字裡行間的意思時，反複推敲琢磨，所需要的資曆與腦力都不可同日而語，從能翻譯，到翻譯得非常好之間，差距非常懸殊。
著名文學翻譯家王智量曾談到，他翻譯《屠格涅夫散文詩》，稿費本該是按行數計算，但在20世紀90年代，一個出版社編輯卻隻肯按字數給他千字20元的稿費，不到4萬字的書，王智量總共才拿了600元稿費。
王智量家裡牆上挂着的屠格涅夫畫像，旁邊有其散文詩中的兩句話：“你想要幸福嗎？先得學會受苦。”用俄語飽含深情地念完這兩句話後，王智量自嘲，按那家出版社給的稿費，譯這一句話，我隻能得兩角錢！一天能翻譯20行就不錯了，才70元，還沒有住院時醫院的護工阿姨工資多。
20行詩，漢語譯文不會超過600個字，如果譯者不負責任，也許一個小時就夠了，但如果譯者認真負責，反複推敲琢磨，就會花費很多時間與精力，實際上，這已經是一個再創作過程。反過來說，可見翻譯這份工作，會做與做好之間，有着天壤之别。
但很遺憾的是，譯者的努力與水準，讀者很難感覺得到。
文學翻譯，可以說是提升翻譯品質邊際效用小的典型例子。文學翻譯所需要的背景知識、文學修養，無疑需要長期的積累，但最終展現的效果，卻很難有客觀的标準。“僧推月下門”與“僧敲月下門”，其中苦苦推敲的意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領會的。
▌讀者容忍度高
此處的容忍度高，指讀者對劣質譯文的容忍度高。
讀中文版本的讀者，一般不會讀原版，處于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很難從原著作者的意圖、字裡行間的潛在含義等角度對翻譯品質做出判斷。
讀者能判斷的，僅僅是語句是否通順、流暢。即便譯文連通順、流暢都達不到，甚至語句拗口，但漢語畢竟是讀者的母語，閱讀過程的順帶除錯能力高，是以對譯文品質的包容性也高，一般不會産生較大的抱怨。哪怕抱怨诘屈聱牙，購買者也主要是沖着原書的内容。這就意味着，譯文的品質并不會對出版社産生太大的壓力。
而且，一本外文書籍，能被出版社引入國内，要麼作者有名氣，要麼内容值得一讀。很多時候，這些賣點就遮蔽了翻譯者的努力與名氣。
此外，很多中譯本僅此一家。讀者就更無法比較了，比如，王智量翻譯的狄更斯《我們共同的朋友》，是目前唯一的中譯本。即便公版文學著作有好幾個翻譯版本，但并不是所有人在買書的時候，都會反複比較各個譯本。
▲ 《我們共同的朋友》封面。 ©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1月
▌本質是市場價格低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原因是，随着全民英語水準的提高，很多譯者本身或出于興趣，或由于工作，本身就需要通讀原文，翻譯對他們而言，就隻是一件附帶的事情。毫無疑問，他們的要價會更低一些。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孫仲旭、金曉宇這樣出于興趣或順帶的業餘譯者，拉低了整個翻譯行業的價格。這是一個互為因果的事，有興趣的人才有能力，因為有興趣，價格就開得更低；反過來，價格更低，就淘汰了那些非興趣的譯者。
攝影領域也有這樣的情況，一般愛好者本身不以此謀生，有時候反而需要模特練手。雖然這影響不了高端攝影市場，但對于低端的日常藝術照市場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價格甚至拉到了免費，這就是所謂的“互勉”（互相免費，當然，如果想得樂觀一點，那就是互相勉勵）。小紅書上就有人讨論，這樣的拍攝，到底應該是攝影師請模特喝奶茶，還是模特請攝影師喝奶茶？看起來，這是一個玩笑，但背後的經濟原理是相通的。
是以，翻譯市場上，好的産品，文化價值、社會效益非常高，勞動成本更是非常高，但遺憾的是，市場價值卻注定很低。
市場規律是客觀的，可以參照的是，美國翻譯的收入也不高。美國作家協會(Authors Guild)釋出的一份關于美國翻譯人員工作狀況的報告稱，2016年65%的文學翻譯人員總收入不足2萬美元，僅8%的收入在6萬-10萬美元之間。
可以作為參考的資料是，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釋出的報告顯示，2016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增長了3.2%，從2015年的57230美元增至59039美元，這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值。也就是說，兩個翻譯人員組成的家庭，其收入還達不到美國家庭收入的中位數。
美國作家協會執行董事瑪麗•拉森伯格指出，作協的法務人員制定了文學翻譯标準合同(model contract )，以解決調查中展現的收入和工作問題。合同作為協會正在實行的“公平合同計劃( Fair ContractIntitiative)”的一部分公布。這是一個類似行業工會統一定價的方法，但可以想見的是，這個辦法不會太有效，因為這沒有強制力，有些譯者在協會之外。如果變為強制，又成了壟斷。
▌改進的可能
市場規律性的問題，其實很難有根本性的改變。但是，這并不是說不能作出一些改善的努力。
總體上看，出版社能夠壓低翻譯費用，是因為翻譯品質的資訊傳遞是缺乏效率的。那麼，促進翻譯品質資訊的傳遞，就能幫助市場資訊透明，進而提高優秀譯者的報酬。
首先，名氣是傳遞翻譯品質的一個重要因素，譯者一定要強調自己的署名，打造自己的品牌，如老一代的傅雷等。此次金曉宇破圈出名後，其本人就是作品的價值辨別，翻譯稿酬肯定會有一個提升。
其次，行業協會可以通過一些網站、公号、微網誌賬号，來收集讀者對外文翻譯書籍的翻譯品質的評價，建立一個公正的出版社譯文的評價，還可搞一些獎項，建立辨別，幫助讀者感覺翻譯的品質，或者反向的，用類似“金酸莓獎”的形式，對翻譯品質極差的出版物做出批評。總之，促進市場資訊透明，建立譯者品牌，才能促進翻譯的報酬提升，進而推動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