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嚴建平先生找到我，邀我參與編輯其祖父嚴獨鶴的文集。早就聽說老先生是上海圖書館創辦初期的副館長，主持全國報刊索引及剪報工作，恰好1995年我剛從大學畢業就進入上圖報刊索引編輯部，在此八易寒暑，可知冥冥中似有天意，于是二話沒說，便欣然應允。
嚴獨鶴
自編集伊始，即時刻注意搜集當時人對老先生的觀感與評價。随着時間的增長，文集慢慢成形，我對老先生也由陌生到熟悉，并逐漸為其人格魅力所吸引，意識到他在那動亂年代為民請命之不易。誠如戚再玉主編《上海時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9月版）裡所言：“嚴獨鶴先生，……廁身新聞界數十年如一日，風格高潔，淡于名利，以視彼以新聞記者為從政之階梯者，相去何可以道裡計。為人倜傥不羁，富正義感，執筆為文，短小精悍，砭刺時事，常有獨到之處，而為輿論所重。”
與民國時期衆多活躍作者有所不同，嚴獨鶴身處大報，使用筆名并不多，除了習知的獨鶴、知我、槟芳館主之外，年臻花甲後也在1949年後的革新小報《大報》《亦報》上撰文時，用過諸如晚晴、老卒的筆名。此外偶一用之的，還有一個思招，則鮮為人知。
話說1986年10月3日下午，上海市政協、上海新聞學會、上海圖書館等聯合舉辦“紀念嚴獨鶴先生誕辰97周年座談會”。會議由時任市政協副主席、新民晚報社社長趙超構主持，會上，上海各大報總編及老報人如馬達、陳念雲、馮英子、陸诒以及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等先後發言，回憶了獨鶴先生為大陸新聞和圖書館事業作出的積極貢獻。嗣後不久，馬達在會上的講話以《學習嚴獨鶴先生的愛國精神》為題，刊于《新聞記者》雜志。文中提及抗戰勝利以後，獨鶴先生在《新聞報·新園林》上繼續撰寫雜文，批評國統區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腐敗現象，并列舉《端陽節的感想》等三篇文章，揭露國民黨的倒行逆施。無獨有偶，獨鶴先生次女嚴汝珍女士也于1991年11月撰寫《我的父親——新聞界前輩嚴獨鶴》（刊《盧灣史話·第3輯·名人專輯》），同樣談及此文。不難檢索，該文原題《端陽的感想》，于1947年6月23日端午節當天刊載《新聞報》，署名便是思招。可令人疑惑的是，它何以見得出自老先生手筆呢？畢竟在幾本常見的筆名類工具書，如徐迺翔、欽鴻編《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陳玉堂編《中國近現代人物名号大辭典》中均無記錄。
後來有機會讀及1985年學林出版社特約王知伊、任嘉堯、張友濟所編《編輯記者一百人》，書中收錄獨鶴先生長子嚴祖祺的文章《嚴獨鶴和〈新聞報〉副刊》，其中寫老先生時常注意從讀者來信中擇取文章素材，還關注文章見報後的讀者反映：“抗戰勝利後，我在工廠工作，他經常詢問我廠裡勞工的工作勞累程度、生活情況，以及他們日常所想的是什麼，希望什麼，需要什麼”，“那時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在1947年就曾多次議論物價及生活指數的問題，許多勞工讀後感到痛快，認為道出了他們的心裡話。當年端陽節前，米價幾度猛漲，他寫成《端陽的感想》，就這種現象加以發揮，指出如此下去‘恐怕要把多數老百姓都要帶到深淵裡與屈原會面去了’。這是我在廠裡同勞工們閑談中聽到的原話，向他反映後他應用到文章中去的。”
經複按，引文出自《端陽的感想》的末段，作者将端陽龍舟競渡的習俗，比之于物價競渡，“甲漲了一萬倍，乙便漲到兩萬倍，丙丁戊己如法泡（炮）制，并且循環不息，于是三萬、五萬、十萬倍，毫不足異”。随後自然而然，引出那句令人啼笑皆非的，把多數的百姓，都帶到深淵裡，與屈原會面的話。嬉笑之餘，足令今人對當時的世亂時艱有了更深一層的感悟。
如此，當然足以證明思招乃是嚴獨鶴的筆名了。（祝淳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