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回憶錄》，[智利]聶魯達著，李文進譯，台北：蓋亞文化2020年9月出版，622頁，820元新台币
《我坦言我曾曆盡滄桑》，[智利]聶魯達著，林光、林葉青譯，南海出版公司·新經典文化2020年4月出版，597頁，88.00元喜愛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詩人聶魯達（筆名Pablo Neruda, 原名Neftali Ricardo Reyes Basoalto，1904-1973）其人其作的讀者，相信不會錯過2016年上映的法國電影《追捕聶魯達》（Neruda），也應該已經看過意大利經典名片《郵差》（Il Postino）。但如果想更了解詩人本尊，直接閱讀他的自傳也是一個好方法。這部收入聶魯達個人照片集與手迹的回憶錄，從2017年問世的智利版譯成中文，2020年在台北出版，全書皇皇六百二十二頁，厚重精裝，絕對值得珍藏。此書西班牙原文标題是：Confieso que he vivido: Memorias。副标題中的Memorias是西班牙文中回憶錄的複數形式，而正題這句Confieso que he vivido直譯的話，意思是“I confess that I have lived”——坦白說，我曾經活過（簡體中文本譯為《我坦言我曾曆盡滄桑》）。仔細揣摩标題句，我們可以知道，作者回顧自己的一生時，覺得并沒有虛度。
此書智利版責編Dario Oses在序言《未曾結束的傳記》中一開篇便這樣介紹：“《聶魯達回憶錄——坦白說，我沒有白活》是一部卷帙浩繁、手法獨特的作品。聶魯達一直到1973年9月臨終前，都還在整理這部回憶錄。回憶錄當中有他對先前不同時期、不同出處作品的重寫，也有他審視和反思個人生平之後再創作的作品。”其中收入了三份不曾出版、撰寫于1954年的自傳式演講稿。根據責編介紹，這部回憶錄本來計劃在1974年出版，作為慶祝聶魯達七十大壽的活動之一，但由于詩人1973年驟然離世，書雖仍按計劃出版，卻成了他的遺作。
聶魯達于1973年9月23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聖瑪利亞診所逝世。僅僅在十二天前，皮諾切特将軍政變推翻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推行獨裁統治直到1990年。作為阿連德的好友，詩人究竟是病逝，還是被謀殺，真相撲朔迷離。2013年，聶魯達的司機阿拉亞（Manuel Araya）向媒體透露說聶魯達曾緻電給他說有人在他肚子上紮了一針。随後，智利法官卡洛薩（Mario Carroza）下令開棺驗屍以查明聶魯達的死因。他的一部分遺骸樣本被送到四個國家的法醫實驗室化驗分析。2015年，智利政府表示聶魯達之死“很可能由第三方造成”。2016年，聶魯達的遺骸才被重新埋葬于他的家鄉，智利中部的黑島（Isla Negra）。然而，聶魯達的真實死因，至今仍然未能查明。
人無法選擇被生下來的命運，而死亡也難以計劃。可以選擇的，隻有愛與創作——在何時何地去愛？愛上誰？和誰相愛？用什麼寫作？寫什麼作品？為什麼而寫作？十多年前，為了紀念聶魯達百年誕辰，聶魯達詩歌重要中譯者趙振江和他的學生滕威編著出版了《聶魯達畫傳 1904-1973》，其中用三個關鍵詞“愛情、詩、革命”總結詩人波瀾壯闊的一生。
《聶魯達畫傳 1904-1973》
詩歌：生存表達于此
在回憶錄中，聶魯達認真響應了自己經常被問到的問題“第一首詩是什麼時候創作的，第一首詩是什麼時候誕生的”——“我試着回想。在我還很小，才學會寫字的時候，突然産生一股強烈的情感，然後就随便寫了幾行與平常說話很不一樣、有點押韻的句子，就連我自己都感到很奇怪。我把那幾句話謄寫在紙上，當時我感到一股強烈的焦慮，一種在當下也說不上來的情緒，有點痛苦，又有點悲傷。那是一首獻給我當時認定的母親，也就是有如天使般溫柔呵護我童年的繼母。”靈感附體而全身顫抖的他把這首詩拿給父母看，卻得到父親漫不經心的“文學批評”——“你哪裡抄來的？”（41頁）
1923年，聶魯達出版的第一部詩集《晚霞》，題目來自他的一首詩，題為“馬魯裡的晚霞”（Los crep sculo de Maruri）描寫自己居住的馬魯裡街513号陽台上看到的傍晚景色。詩人敝帚自珍，如此回憶：
我的第一本書！我總是認為，作家的工作既不神秘也不可悲；相反地，至少一個用陶土捏出來的盤子，又或是技巧不成熟但很有耐心雕琢出來的一件木雕作品。不過，我認為沒有任何的手工藝匠能和詩人一樣，一生僅此一次地陶醉在親手做的第一件作品當中，而且神魂颠倒，感覺像在做夢般。這個時刻不會再出現第二次。雖然第一本書還會再出更好、更精美的版本，雖然它令人陶醉的内容會被翻譯成各種語言，猶如美酒倒進他的酒杯裡，在世界各個角落流傳、飄香；但是第一本書帶着新鮮的油墨與柔軟的紙張誕生的那一刻，有如小鳥飛舞、有如第一朵鮮花在被自己征服的高峰綻放時發出的聲響一般，如此地令人着迷、醉心、那一刻在詩人的一生中隻會出現一次。（85-86頁）
愛情：陽光海洋陰影
聶魯達一生有三位重要的女性伴侶：在爪哇寂寞難耐之時迎娶的首任妻子瑪露卡（Marijke Antonieta Hagenaar Vogelzang，昵稱Maruca，1900-1965）、比他年長二十歲的人生導師黛麗亞（Delia de Carril，1885-1989），陪伴他逃亡異國的靈魂伴侶瑪蒂爾德（Matilde Urrutia Cerda，1912-1985)。在自傳開頭，聶魯達回顧了自己少年時的初戀和相關的文學初創作，代同學寫情書追求鐵匠之女布蘭卡·威爾森（Blanca Wilson），反而得到對方的青睐。
回憶錄中第一部分“鄉下的年輕人”中有兩個故事很有意思，分别是“麥稈堆裡的愛”和“返鄉的少女”。前者描述的是少年聶魯達的第一次性愛體驗，如題所示，正發生在深夜的麥稈堆，對象是一位靜靜前來、激情無語的陌生女人，直到第二天中午午飯時間，剛進入青春期的他才在飯桌上依稀辨識出前一晚的秘密訪客。這部自傳裡還收入了此次初體驗幾天之後發生的一段難忘插曲，關于一位“返鄉的少女”。騎馬回家的少年聶魯達，馬背上受他人之托，又載了一位二十多歲的少女，後者的手很不安分，少年血脈贲張，但由于返程一路都找不到地方拴馬，兩人最終未能成其好事。五十年後，聶魯達仍然難忘這段往事，還認為“在漫長的人生當中，那是我最挫敗，最失意的其中一天”（53頁）。
這種愛而不得的情緒，醞釀出聶魯達在其滿二十歲前幾天出版的第二部詩集《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Veinte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在回憶錄中，詩人總結這部詩集“是一部憂傷、具田園風格的作品，内容包含了我青少年時期最痛苦強烈情感，還混合了我祖國南方令人贊歎的大自然風光。這是我很喜愛的一部作品，因為盡管它散發着濃濃的憂郁氣息，但它令我享受到存在的快感”（88頁）。這部詩集中的二十一首詩，分别獻給三位聶魯達深愛過卻無法厮守的三位女性。在回憶錄中，聶魯達這樣介紹這兩位名字分别代表海洋與太陽（mar y sol）、海洋與陰影（mar y sombra）的女性：
經常有人問我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二十首情詩》中的女人是誰？那部詩集中穿插了兩三位女子，例如：瑪莉索爾和瑪麗松布拉。瑪莉索爾來自夜空布滿星辰的故鄉，她是田園之愛的女神，黑色水汪汪的眼睛就像蝶夢谷濕潤的天空。……活潑、俏麗的形象，伴随着港口的河水與海水，以及山巒間的月牙，瑪莉索爾幾乎出現在所有的詩篇中。瑪麗松普拉則是在首都讀書的女孩，她化身為灰色的貝雷帽，化身為無比溫柔的雙眼，也化身為時常散發出大學生用情不專氣味的忍冬花香，還呈現出在大城市隐秘處激情幽會後回複平靜的模樣。（89頁）
這部詩集中譯本的譯者序中，兩位台灣譯者陳黎與張芬齡如此考證：“聶魯達在五十歲的時候說第 3、4、6、8、9、10、12、16、19 和 20 首是為瑪莉索爾（泰瑞莎）所作；其餘十首（即第 1、2、5、7、11、13、14、15、17、18 首）則是寫給瑪莉松布拉（阿爾貝蒂娜）的。時間會模糊或混淆記憶，聶魯達有時候說‘灰色的貝雷帽’是瑪莉松布拉的，有時又将它戴在瑪莉索爾的頭上。或許這兩個女孩都曾戴過同樣的帽子，也或許這兩位青春期的戀人早在詩人心中融合為一體。六十五歲時，聶魯達還說第十九首情詩其實是獻給馬莉亞·帕若蒂（Maria Parodi）——他在散發着海洋和忍冬氣味的薩維德拉港所結識的另一名女子。”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受歡迎，出版和翻譯版本最多，流傳最廣的聶魯達作品集。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瑞典學院院士卡爾·拉戈内·西耶羅博士在授獎辭中如此評價這部詩集：“從他《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裡我們可以大體窺見聶魯達的詩對于操其語言的大多數人來說意味着什麼。人們一次又一次地為它配上樂曲，并且到處傳唱，但常常并不知道作者是誰。這部詩集譯本的出版更具世界性，十年前已達百萬冊。然而在那些充滿豐腴美與陰郁美的畫面裡所描述的相逢，總是由彼此陌生的兩個人在霧蒙蒙的冰冷的黃昏裡進行。”
第二十首情詩寫給瑪麗索爾，其中有一句脍炙人口，流傳甚廣——“愛是這麼短，遺忘是這麼長”。此句來自第二十首情詩《今夜我可以寫出》，開篇直抒胸臆，對自己深愛的女生告白，同時也知道這位女生對自己未必付出同樣的感情：
今夜我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
寫，譬如說，“夜綴滿繁星，
那些星，燦藍，在遠處顫抖”。
晚風在天空中回旋歌唱。
我愛她，而有時候她也愛我。
開篇中提到的哀傷，來自于詩人對單戀對象的失望，因為對方無法響應自己的愛，于是寫詩抒懷。但是，在此詩最後五段，詩人百感交織，複雜情緒呼之欲出：
如今我确已不再愛她，但我曾經多愛她啊。
我的聲音試着藉風探觸她的聽覺。
别人的。她就将是别人的了。一如我過去的吻。
她的聲音，她明亮的身體。她深邃的眼睛。
如今我确已不再愛她。但也許我仍愛着她。
愛是這麼短，遺忘是這麼長。
因為在許多仿佛此刻的夜裡我擁她入懷，
我的心不甘就此失去她。
即令這是她帶給我的最後的痛苦，
而這些是我為她寫的最後的詩篇。
從以上數段可以看出，詩人似乎已經放下自己曾經深愛，卻無法擁有的女性，确認自己現在對她已經不複愛戀，但在知道對方即将出嫁之後，卻仍然無法釋懷，懷疑自己的嫉妒痛苦也許還是愛的表現。這首詩，是詩人與自己的心靈對話，也是對這二十首詩歌的一個總結。在最後一首詩“絕望的歌”裡，詩人承認，所有的煩惱都來自于個人欲望的黑洞無法滿足，對單一個體的愛欲無法持久：
哦肉，我的肉，我愛過又失去的女人，
在這潮濕的時刻，我召喚你并為你歌唱。
如同一個杯子，你盛着無盡的溫柔，
而無盡的遺忘打碎你如同一個杯子。
在最後一段中，開篇中黎明的碼頭這一意象重複出現，被遺棄的感覺被再三強調：
像黎明的碼頭般被遺棄。
隻剩顫抖的影子在我手中扭動。
啊，超越一切。啊，超越一切。
這是離去的時刻。哦，被遺棄者！
（以上詩歌譯文引自陳黎、張芬齡譯本，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10月版）
被誰遺棄？也許是被夫妻，也許是被記憶，也許是被時間，也許是被命運。所謂絕望，正來自于詩人對愛情本質的參透，了解到欲望一旦實作便不複誘人，更加無法持久，隻有在永恒的追尋與失落過程中，愛欲才能保持其鮮活強盛。詩歌，正為這種絕望呼告提供了表達的出口，也在萬千輾轉求愛的讀者之間産生深刻共鳴。
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
革命：文學創作之根
就在聶魯達完成《二十首情詩》之後，智利社會發生巨變，一方面，“群衆運動轟轟烈烈地崛起，他們在學生和作家間尋求更多支援”，另一方面，失業潮席卷智利全國上下，勞工領袖成立全國總工會，勞工運動風起雲湧，聖地亞哥示威遊行被警察鎮壓（89-90頁）。由此，聶魯達開始以文學創作投入革命的人生征程。
先後作為外交官和流亡者，詩人足迹遍布世界。1927年，二十三歲的聶魯達被智利政府委派出任駐緬甸領事，之後的八年裡他先後到過印度、中國、日本、爪哇、新加坡、阿根廷、西班牙和巴黎。這期間，聶魯達出版了《熱情的投擲手》（El honderoentusiasta）和《土地的居民》（Residencia en la tierra）。後一部詩集出版于1933年，這是三卷作品中的第一本，描述了聶魯達在他多年的外交旅行和社會活動期間所見證的社會動蕩和人類苦難。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我的作品中，Residencia是一本黑暗而陰沉的但是必不可少的書。”此部作品的第三卷“西班牙在我們的心中”（Espa a en el corazón）對遭受内戰之苦的西班牙人民表示深切同情。1936年，馬德裡遭到轟炸之後，聶魯達離開此地，到巴塞羅那與妻女團聚。同年，智利駐兩地領事館關閉，聶魯達不再獲派領事職務，于是與家人經由馬賽抵達蒙特卡羅，與前妻分開，随後與第二位伴侶黛麗亞赴巴黎居住，并創立編輯《世界詩人捍衛西班牙人民》雜志，籌辦一系列幫助西班牙難民的活動，協助他們前往法國避難。四十年代，聶魯達與黛麗亞通路墨西哥、美國、巴拿馬等地，受到熱烈歡迎。1945年加入智利共産黨，1947年被智利政府起訴，1949年為逃避追捕前往阿根廷，輾轉到達巴黎。電影《追捕聶魯達》正是以此經曆為藍本創作。
在智利政府的追捕下，聶魯達四海為家，寫詩是他獲得存在感的唯一方式。在回憶錄“黑暗中的祖國”部分，聶魯達寫到關于“根”的情景：
愛倫堡一邊讀我的詩、翻譯我的詩，一邊指責我：太多“根”了，你的詩歌裡太多“根”了。為什麼這麼多？
沒錯。邊境的土地在我的詩歌裡紮根，而且永遠無法離開。我的生命長時間漂流，不停地反複奔走，但總是傳回南方的樹林，傳回被遺忘的森林。
……
或者之後，當我騎馬穿越山脈到阿根廷時，在巨樹所構成的綠色穹頂底下，遇到了一個阻礙：其中一棵樹的根比我們的馬還要高，截斷了我們的去路。我們好費力氣還動用了斧頭，才讓道路暢通，那些根就像坍塌的大教堂，發現它們的巨大，也讓我們了解它們可敬的地方。（278頁）
在回憶錄第十一章“詩是一種職業”中，聶魯達如此寫道：“在我們這個有着戰争、革命、巨大社會動蕩的時代中，能夠順利地寫詩，将詩歌發展到不被質疑的境界，真是一種特權。一般人若不是在孤獨中面對詩歌，就是在山上群衆的聚會中面對；是以他們不是傷害了别人，就是被别人傷害。……當我創作最早期的孤獨詩歌時，從沒想過多年後會在廣場上、大街上、工廠、教室、劇場和花園裡朗讀我的詩。”（357頁）
而聶魯達也特别說明，自己的詩歌無界，但寫作的姿态，就好像樹根一樣，總是盡力傾向于自己深愛的，但卻被黑暗籠罩的祖國：
如果我的詩有什麼意義，那就是它有某種特殊、無限延伸的傾向，仿佛不甘心隻待在一個小房間裡。我的藩籬必須由我來超越。我不會将藩籬設限在某個遙遠的文化框框裡。我必須做自己，我必須向我誕生的那塊狹長的土地，盡力自我延伸。（370頁）
1971年，聶魯達在得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發表演講，重新回顧當年騎馬抵達阿根廷的那段經曆：
在那無邊無涯、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蔥蔥茏茏和白雪皚皚的靜穆中，樹林、粗壯的藤蔓、沉積了千百年的腐殖土、突然倒下的變成我們前進的又一道障礙的樹幹，使我們每個人在行程中目不暇接。滿目是令人眼花缭亂的神秘的大自然，又是嚴寒、冰天雪地以及追捕的有增無減的威脅。孤獨、危險、沉寂以及我的使命的緊迫感，這一切都交織在一起了。
由此可見，聶魯達一生之中，以創作詩歌作為在腳下土地紮根的方式，以此在流散時空中尋找自己的價值與意義。在這次演講中，聶魯達如此總結詩人的責任：
至于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美洲廣闊土地上的作家，不斷地聽到這樣的召喚：要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去充實那一大片空間。我們深知自己作為開拓者的責任——同時，在那荒無人煙的世界裡進行批評性交往也是我們必不可少的責任，何況那裡并不因為荒無人煙，不公正、磨難和痛苦就會少些；我們也感到有義務恢複古老的夢想，這些夢想至今還是石像、毀壞了的古碑、籠罩着一片沉寂的莽莽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雷鳴般吼叫的河流所憧憬的。我們必須使無法表達意志的大陸的每個角落都說出自己的話語；做出這種設想并把它表達出來的任務，使我們心醉神馳。也許這隻是支配我這個微不足道的人物的情理；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誇張言辭、我的大量作品、我刻意推敲的詩句，都不過是美洲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而已。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詩都寫得紮紮實實，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體那樣；我力圖使我寫的每首詩都成為勞動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詩歌都成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塊石頭、一段木頭那樣，讓他人，讓後來的人們，能在上邊留下新的标志。
對聶魯達而言，因為詩歌、革命和愛情，他的一生沒有白白活過。每個熱愛聶魯達詩歌的讀者，想必也是希望通過閱讀聶魯達詩歌汲取生命活力，體味愛情甘苦。其實，若未曾全心投入去愛，去行動，去改變至少一次，誰又可以坦言自己曾真的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