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以來藏書家珍視宋本，偶得一帙，便什襲珍藏。傳至今日，已價值連城。但所謂宋本，大多是南宋刻本，真正的北宋監本或坊本，早已稀若星鳳，即在收藏豐富的著名圖書館，也是難得一睹。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日本宮内廳書陵部所藏唐代杜佑《通典》，則是确乎無疑的北宋刻本。展卷摩挲，九百多年前的版刻風貌躍然紙上。
《通典》為唐杜佑纂輯。佑（735～812）字君卿，京兆府萬年（今陝西長安）人。《元和姓纂》卷六載，佑乃關中名族，祖上自元魏、北周而下，累世官宦，顯赫當時，故其初以門蔭入仕，為郡縣佐貳。大曆三年（768），入韋元甫幕。曆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封岐國公。貞元十七年（801）在淮南上表，并使人詣阙獻《通典》二百卷。《通典》以食貨為首，依次分為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全書計二百數十萬字，征引唐以前典籍達二三百種。
二
北宋本《通典》原藏日本宮内廳書陵部。原書200卷，現存179卷，缺21卷，據嘉靖刊北韓活字本補抄18卷，僅缺3卷。今存44冊。版框高24.2厘米，寬16厘米，左右雙欄，上下單欄，版心白口，不題書名，但上題冊數，中記卷數，下标頁數。每半葉15行，行26～31字不等，注文為雙行小字，行35～37字不等。原書有少量版片系補刻，避宋諱阙筆至貞、徵、懲。原本每冊首頁藏書印除日本收藏所钤“秘閣圖書之章”、“宮内省圖書印”外，下有“經筵”篆文朱文方印一枚，最引人注目的是每冊尾部钤“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正書朱文長方印一枚，此印是确定本書年代的基點，也是引出宋刻和高麗刻本分歧的焦點。
這是一部稀世瑰寶，但考定其為北宋刊本，則是中日學者經曆一個世紀的努力才最終确定的。
十九世紀以還，日本學者或據宋諱指為北宋本，或據紙質定為宋末麻沙刻本。1885年，森立之引述小島學古意見，謂钤有同一印章的諸古本均是北韓覆宋本。1904年，島田翰熟玩其紙墨、镌法折刷、裝潢三點，援引《高麗史》中版刻史料，定為北韓覆宋本，以此調停宋諱和紙質間的沖突。1926至1927年間，董康在日本獲睹此書，記作“北宋椠本”。1929年，版本名家傅增湘在日本帝室圖書寮展觀此書，忽略了“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一印，指為南宋紹興刊本。半個世紀後，日本著名版本學家尾崎康在汲古書院影印《通典》的同時，公布其研究成果，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證其年代：
（一）字型：本書原刻字型與北宋本《禦注孝經》《新雕中字雙金》相近，補刻字型與日藏《重廣會史》《紹聖新添周易神殺曆》相似。據日本狩谷棭齋審定，《孝經》為北宋天聖、明道（1023～1033）間刻本；《雙金》《神殺曆》同為真福寺藏本，而《雙金》題簽上有“己酉熙甯二年（1069）十月望日印行”一行，紹聖《神殺曆》則是公元1094～1097年的民間曆本。
（二）避諱字：本書避諱字有明顯年代标志。如：玄弦炫鮌縣懸、朗（以上趙宋始祖玄朗諱及嫌諱），珽（曾祖趙珽諱），敬警驚竟境鏡（以上翼祖敬瑭諱及嫌諱），弘泓、殷（以上宣祖趙弘殷諱及嫌諱），匡胤（太祖趙匡胤諱），恒（真宗趙恒諱），貞徵懲（以上仁宗趙祯嫌諱）等字皆缺筆，以避帝諱。年代止于仁宗（公元1063年）。
（三）刻工：本書刻工多有單署一字者，有的是姓，有的是名。其中“胡、許、嚴”為原刻和補刻所共有。“奉、姜”亦見于《重廣會史》，“安、徐、許、陳、華”亦見于藏于真福寺的北宋本《禮部韻略》，“安、徐”又見于北宋本《廣韻》。
（四）钤印：“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一印，是最重要而又使人産生疑惑的關鍵。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和大遼乾統元年歲在辛巳，為公元1101年，亦即北宋徽宗登基之年。高麗國十四葉，是指高麗國第十四世肅宗。當時高麗國無年号而多行契丹或遼年号，遂刻有如此印信，此年為肅宗六年。至于“經筵”一印，則是遲至十五世紀時加钤。
以上四點，如果單獨立論，都不能作為确定版本年代的堅實證據。因為字型可以複寫複刻；避諱有寬嚴，唐抄宋刊都有不避諱的例子；南宋刻工不僅有同名同姓，還因省略而造成更多的重複；印章亦可以表明是高麗覆刻本甚至後人作僞加蓋。但是《神殺曆》是大宋曆日，高麗行遼年号，在刊刻尚屬非易的年代，全無必要翻刻。綜合四點，可以确定本書為北宋刻本無疑。
不無遺憾的是，《續通鑒長編》《麟台故事》《南宋館閣錄》《玉海》《宋會要輯稿》等書都大量記載北宋太平興國以還國子監和三館如何校勘、刊刻書籍的情況，獨缺《通典》刊刻的記錄，緻使尾崎康隻能“将它們視作十一世紀中期乃至後期的刊本”。
汲古書院影印本流入大陸後，宿白于1986撰寫《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一文，對日藏《通典》諸本進一步作了年代上的推究。他根據《續通鑒長編》卷一二三所載：
寶元二年（1039）春正月丙午……召司天監定合禁書名掲示之，複诏學士院詳定，請除《孫子》《吳子》曆代史天文（虞按，“天文”兩字原引作“與”，今正）、律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諸家兵法外，餘悉為禁書。奏可。
遂斷定北宋寶元二年（1039）前已有刊本《通典》行世，又據乾興元年（1022）仁宗即位避章顯太後父劉通諱，至明道二年（1033）後薨不諱，而本書不諱“通”，推測宮内廳書陵部《通典》很可能刻于1033至1039之間。
筆者以為，外戚之諱少見于版刻，其避諱是否那麼嚴格，尚有讨論餘地，但宿說明道二年到寶元二年的時限很值得重視。《宋會要輯稿》中有一則資料可以與此關聯起來說明《通典》在北宋的刊刻時間。《輯稿·職官二十》載：
天禧元年（1017）二月，趙安仁言：宗正寺所掌宗廟祠祭及編修玉牒屬籍，并未有經書文籍檢閱故寔。除《通典》《會要》及前代親屬圖牒文字欲将本寺公用錢寫置外，其國子監印本書籍，乞各賜一本。從之。
國子監印本書籍，可以上請頒賜，而《通典》《會要》因為沒有刊本，隻能用宗正寺公用錢請人抄寫以備檢閱之用。由此可見，在1017年以前，《通典》一直沒有刊刻。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北宋文獻所載在天禧元年前引用《通典》的都是太常禮院中禮官，而不見其他省府和地方官員援引的現象。因為沒有刊本，僅有的抄本或副本隻能供禮院使用。聯系宿白引錄《長編》卷一二三所記，或許就是因為宗正寺花錢寫置《通典》，才引起朝廷重視，進而刊刻此書。是以，寶元二年已有刻本《通典》，可以看作事态發展的必然。
尾崎康1991年10月應邀來北京大學作五次版本學的系列講座，講述其曾将傅增湘舊藏，今藏天理圖書館《通典》之刻工姓名與紹興年間之各書刻工一一比對，确定其為紹興本；又仔細比勘紹興本與本書之行款版式、刻本風格等，進一步認定本書是紹興本據以覆刻的底本，再次将本書定格為北宋本。但因當時未見宿白文章，故仍然認為是“十一世紀後半刊本，十一世紀末期修補本”。
紹興本系據北宋本覆刻，此慧眼卓識，可以信從。若說是“十一世紀後半刊本”，也隻能落在皇祐三年（1051）至嘉祐八年（1063）之間，依照本書避諱情況，再往後，便必須避英宗名諱。為此筆者重新校核全書中英宗諱字“曙”，皆不阙筆，唯卷一四六“從昬達曙”之曙作“署”。宋人諱曙，或缺筆，或改為曉、旭，不省“日”旁，此為錯寫别字。依《淳熙文書式》規定，“署”字為同音嫌諱亦當缺筆，今《通典》出現四百餘次皆不避。再從官宦、文士應用角度觀察，嘉祐進士楊傑在《禘祫合正位序議》一文中援引《通典》立論，熙甯進士張耒《歐陽伯和墓志銘》提到歐陽修之子歐陽發援據《通典》為禮官陳公襄定皇曾孫服制，元豐進士華鎮《皇猷》詩之四“綿綿句麗”下引《通典》作注。以上三人都是北宋中後期人，官階尚不足進館閣親閱寫本《通典》，故所援據，多半是刻本《通典》。寶元以前有刻本，漸次通行，以緻文人學士能信手引用。又《通典》字型與《禦注孝經》相近，狩谷棭齋定《孝經》刊于天聖、明道間（1023～1033）。是以，将北宋本年代定在十一世紀上半葉，有足夠的文獻依據。
年代雖基本确定，但它是官刻還是坊間私刻？宿白根據“當時民間尚無刊刻史書的著錄和民間刊本一般不記刊工等因素”，推測可能是官刻。尾崎康斷定南宋本覆刻北宋本，是緣于靖康闆蕩，金人擄掠版片以北，朝廷不得不在臨安急速招募刊工覆刻汴梁監本之史實，他應該也傾向于官刻。筆者曾研究複原過北宋國子監的《春秋正義》，發現北宋國子監刊刻的單疏本都是半葉十五行，行24、26到30字不等，與《通典》行款相近。北宋從太平興國、鹹平以來，國子監校雠、刊刻書籍雖有并行，有交錯，但大緻是先經注、義疏、字韻書，後正史、諸子等，故延至明道、寶元間刊刻《通典》，允在理中，且《孝經》也是官刻。從行款版式、刊刻時間、為南宋本覆刻之底本，以及北宋朝廷諸司對《通典》的需求等因素綜合而言，北宋本《通典》應是國子監刊本。
三
北宋本《通典》作為版本的珍品，其文物價值無可估量。而其學術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杜佑于貞元十七年（801）上其書于德宗，深藏皇宮，外間少有流傳，《崇文總目》著錄的北宋三館所藏寫本，應是最接近原書的副本或抄本。而明道、寶元間之刊刻，無疑會直接依據皇家館藏寫本，此其一。如前所論，本書應系國子監刊本，宋代官刻書籍之校勘，往往多由帝王欽差某官領銜，率人精校、覆校，如有官員指出訛誤，更有重校者，校畢表上，而後下旨付某地刊刻，有些書籍後面還附有校勘官員姓氏，程式專業，職責分明；相對民間坊刻，可信程度自然要高，此其二。《通典》系纂輯先秦漢魏六朝隋唐資料而成，杜佑所征引史料，固有很多不傳，即使有可按覆比勘的文獻存在，也不能視同一源，因為唐代都是抄本，來源不一，文字歧出。即就史書而言，宋景德以後逐漸校勘刊刻的前四史和眉山七史等，其文字與杜佑所見無疑會有差異。明清校刻《通典》者，往往據刻本史書校改《通典》文字，失之彌遠，此其三。即此三點，北宋本的文獻、學術價值就不能等閑視之。
南宋以下各本，在校勘、翻刻之際，由于傳抄、閱讀、了解、辨認等原因造成了種種訛誤，下面再用具體例子來證明諸本之非，以顯示北宋本之珍貴。
（一）衍奪。元本和三種明本在卷18《選舉六》之末有“遂甯王氏曰：士為四民之首，有關世教大矣”雲雲74字，日本玉井是博推測很可能是南宋王灼之言，顯然為後人竄入，而北宋本和南宋本就根本沒有這段文字。
（二）因誤字引起句讀之誤。杜環是杜佑的族子，所著《經行記》早已失傳，而《通典》卻儲存了1510字，彌足珍貴。自丁謙著《經行記考證》以來，王國維、張星烺、馮承鈞、向達以及英國亨利·玉爾，德國夏德，法國沙畹、伯希和，日本白鳥庫吉、石田幹之助等無不重視這部佚著。上世紀六十年代張一純著《經行記箋注》，其“大食國”下有“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棗”一語。前言“楄桃”，後再用“又”字，語氣似不順。浙江書局本《通典》卷193引《經行記》作“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棗”，《太平禦覽》卷795引作“其菓有偏桃千年棗”，《太平寰宇記》卷186引作“其果有偏桃又千年棗”，《通志》卷196引作“其果有蒲桃人千年棗”，《文獻通考》卷339引作“其果有偏桃又千年棗”，諸書皆引自《通典》而文字各異，張氏從局本《通典》，以“人”為誤字，故标點亦異。今核北宋本作“其果有偏桃人、千年棗”，知諸家所引皆有脫漏訛誤。“又”實為“人”之誤。《新唐書·地理志》：“〔安西〕土貢：碙砂、绯氈、偏桃人。”《廣博物志》卷43雲：“又海上有偏桃人，亦果屬。”皆可證。桃人即桃仁，《齊民要術》和唐代醫方言及“桃仁”者多作“桃人”。北宋本之可貴，于此可見一斑。
（三）不明字義用法。卷十八末杜佑評語曰：“昔在唐虞，皆訪于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嶽之舉夔龍稷契，所蓋用人之大略也。”南宋本以下均作“此蓋用人之大略也”。“所”可作代詞用，表近指，猶“此”，本不煩改字。後世不知“所”有“此”義，以為不通而改之。
（四）官名。卷十四叙後魏州郡選舉引《魏書》有“東宮博士”一官，南宋本以下皆作“東官博士”。今宋蜀大字本、中華點校本《魏書·高允傳》作“東宮”，且《北史》《資治通鑒》《冊府元龜》等都引作“東宮”，可證南宋本以下之誤。
（五）人名。卷十四引《晉書》“王戎字浚沖”，元本以下至北韓本皆改為“睿沖”，不知“浚沖”是深邃淡泊之意，文獻載王戎字無作“睿沖”者。
（六）避諱。卷十四“至孝文帝，勵精求理”，求理即求治，杜佑避高宗李治諱改。唐史臣撰着六朝史書及表疏，皆作求理。又如“治本”作“理本”，“治體”作“理體”等，已成常用詞彙。方本以下至武英殿本皆改為“求治”，未免奪情。
（七）詞彙。卷十五引高季輔知選事有“凡所铨綜”，方本以下皆改為“铨錄”。今《唐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廣記》《紀纂淵海》等唐宋文獻皆引作“铨綜”。詞意雖同，但唐代史臣撰寫史書或章表奏疏多作“铨綜”，杜佑用唐代常見詞彙，殊無改易必要。
（八）誤字。卷十八有“興衰是繁”一詞，南宋本以下至武英殿本皆誤作“興喪是繁”，衰、喪形近而誤，遂至不通。
尾崎康以六卷《選舉典》為例，用表格展示北宋本、南宋本、元本、方獻夫本、李元陽本、無刊記本、北韓本、武英殿本的一千二百多條各本異同，很明顯地顯示出北宋本的正确與優越。雖然也偶有北宋本訛誤之處，如“同歲”訛成“歲同”，“蔡邕”誤作“蔡應”，但北宋本正确而他本誤植誤改者不勝枚舉，皆足以見版本之優勝。（虞萬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