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冷暖“黃牛”先知，寄居在春運灰色地帶的“黃牛黨”們更切身地感受到疫情帶來的寒意。“扛過了政策嚴查，卻沒能躲過疫情天災。”“工齡”七年的資深黃牛李志感歎道。
疫情肆虐，大多數在外漂泊的遊子不得不選擇就地過年。春運曾被戲稱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周期性遷徙”，近兩年也遷不動了。
“去哪兒”大資料顯示，2022年春運鐵路熱門目的地為重慶、武漢、哈爾濱、長沙、貴陽。與往年一票難求相比，除去部分熱門線路二等座餘票緊俏，今年大多數線路都有餘票在售。
李志常駐北京，專門倒賣各種交通票務，其業務範圍包括高鐵票、跨省大巴票等。将時光鏡頭回溯到2020年之前，每年春運都是李志們的年終狂歡時刻。在李志眼裡，這些火車票就像是打開财富寶箱的密鑰，“隻需倒賣給客戶，你就獲得了這些密鑰”。
2022年春節，李志的生意一落千丈，疫情防控措施日益更新，春運客流明顯減少。李志甚至連一單搶票生意都沒接到。“回家的人少了，票也好買了，我們也沒了用武之地。”
李志斥巨資購買的搶票伺服器和軟體也徹底淪為閑置用品，為了發揮一下它們的價值，李志為自己和妻子“搶”了兩張回哈爾濱的動車票。“其實不用搶票軟體，自己也能買到。”李志苦笑道。
李志的境遇隻是中國萬千黃牛生存現狀的一個縮影。疫情席卷之下，依靠春運紅利不斷壯大的黃牛江湖，早已搖搖欲墜。
疫情來了，我失業了
“疫情開始之後，什麼業務都沒了。”
因為看好旅遊業的發展前景，2017年剛畢業，阮琳便來到北京當了一名機票票務代理。彼時旅遊業正值蓬勃發展時期，每年春運期間都能接到大量旅遊團訂單，人們從寒冷的北方城市飛到海南三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溫暖的地方過年。
據攜程、飛豬等多家平台統計，新冠病毒爆發前的最後一次春運（2019年），全國大約有4億人次選擇旅遊過年，并且已連續三年保持正增長。
那時候的春運期間，平均每個月阮琳都能接到三個旅行團大單，出票量多達上百張。忙的時候，一個團要出300多張機票，阮琳要“一直忙到淩晨三點”。
火熱的春運業務到2020年戛然而止，新冠疫情襲來，旅遊業一夜之間跌入谷底。阮琳的收入大跌70%，從2萬元縮至6000元左右，甚至有同行的薪水直接降至當地最低工資标準。
“還有很多同行都倒閉了，我們還不錯，一直堅持到現在。”據阮琳回憶，疫情開始後，倒閉或被迫停業的票務同行大概有三成。
與收入一同降級的，還有阮琳的消費水準。2020年中是阮琳過得最拮據的一段時間。以前她經常去三裡屯、西單、SKP逛街吃飯，約朋友喝下午茶，那段時間都取消了，甚至如果“沒有打折券連外賣都不敢叫”。
收入朝不保夕，同僚們紛紛離開了這個行業。2017年阮琳入職時，公司共有150名員工，現在隻剩下70人。阮琳頗有些“不撞南牆不回頭”的勁頭，她笃信旅遊業仍前景向好，即便關系最好的同僚辭職回了老家，阮琳仍然留了下來。
沒有業務，阮琳和留下來的同僚靠閑聊排解焦慮，聊天的内容五花八門，“隻要跟工作不沾邊的都聊，行業不景氣已是常态，我們總不能一直焦慮”。
“空運黃牛”陷入困境，“陸地黃牛”的日子同樣不好過
來源：視覺中國
2019年及以前，李志的生意做得順風順水，僅靠“老客戶帶新客戶”，李志就賺得盆滿缽滿。憑借這種裂變式的銷售模式，李志從來不愁客源。
2020年之後，找李志幫忙買車票的老客戶突然變少了。“主動給老客戶們發微信詢問，近一半人都表示不回家了。也有人擔心春運期間坐高鐵回家會有感染風險，改拼車或者租車回家。”
客戶的新需求給了李志新的啟發，他準備開拓拼車業務。2021年11月，李志根據過往經驗，規劃了10餘條回家路線，并租下10餘輛考斯特中巴待命。
可惜，李志的新業務并沒有得到客戶的響應。在客戶圈裡“宣傳了近兩個月，報名的人不足20個，連油錢都賺不回來。”最終，新業務宣告失敗。
曾經，我靠黃牛生意在北京買了一套房
别看如今黃牛們日子過得落魄，在沒有疫情的過去，春運可是他們大筆撈錢的狂歡時刻。
據阮琳回憶，自她入職以來，每年的銷售額都能保持約20%的漲幅。春運更是阮琳沖刺業績的重要時刻。2020年春節，阮琳迎來業務巅峰，“光是春運前三個月的銷售額，我就做到接近220萬元”。
憑借豐厚的收入，阮琳用積攢的工資做首付，在北京買了一套房子。“當時覺得還房貸沒什麼壓力，畢竟房貸僅占工資的30%。”
春運大戰中，你在搶票，黃牛在“搶錢”，個個賺得盆滿缽滿。
李志并不諱言其中暴利，他每替客戶搶一張火車票，就會收取100-200元的“中介費”，春運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可輕松進賬數萬元。
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極強，在過年如此重要的時刻，團圓幾乎是每個人心頭的執念。人們總是不顧一切回家過年。
“2016年春節，有個東北大哥托我搶兩張回沈陽的火車票，硬座卧鋪都可以。”大哥強調，隻要能搶到票，加多少錢都行。李志嘗試托關系買票未果，又通過線上搶票的方式最終幫這位大哥搶到兩張卧鋪票。按照行情，“兩張票中介費要收400元，但大哥覺得4這個數字不吉利，直接塞給我500元紅包。”
為了搶票，人們找黃牛、買加速包，挖空了心思，但趕上春運高峰，依然一票難求。心思活絡的趙泰牽頭組織了長途大巴，将客戶們運送回家。
“把大巴開到六裡橋、西紅門等北京的交通樞紐附近，司機在門口拉人。”趙泰告訴未來汽車日報，每個人收費标準為官方票價的兩倍。
願意為這張“高價車票”買單的大有人在。雖然拉客方式原始，但效率卻高，“一輛從北京開往石家莊的大巴，不到半小時就坐滿發車了。”這其中利潤自然不菲，2018年春運期間，除去司機酬勞、車輛租賃費等支出，趙泰淨賺60萬元。
這也是門“技術活”
看上去，黃牛似乎就是個中間商、賺差價，但其實，要想做黃牛也不容易，這是門技術活。
在網絡不發達時期，黃牛的工作方式大緻有兩種：排隊買票，賺取差價；或者通過私人關系，提前囤積一批車票，待價而沽。
通常，在放票的前一天晚上李志會組織團隊提前在火車站的售票視窗排隊。為了将搶票收益最大化，除了發動身邊的親戚朋友去售票視窗搶票，還要雇人買票，數量越大，利潤越多。
那些過年不回家的農民工是黃牛眼中排隊搶票的最佳人選。李志組建團隊的方式非常原始，就是蹲守在工地門口攬人，“冬天工地都停工了，不回家的農民工無事可做，隻需給他們一些報酬，他們很願意幫忙排隊買票”。據李志透露，每個農民工的酬勞大約為30元。
最有“技術含量”的，是發展上線，提前囤票。那些旅行社從業人員等能買到票的内部人員，才是黃牛的核心競争力。
這樣的“舒心”日子并沒有持續太久。2012年，全國鐵路系統開始實行車票實名制，黃牛行業遭受重創。對于大部分黃牛而言，那種靠囤積車票高價倒賣就能賺錢的日子不複存在。12306APP上線，大大拉近了乘客與鐵路系統的距離，黃牛的生存空間幾乎消失了。
但黃牛們沒有被徹底擊倒，他們開始轉戰線上。
采購獨立伺服器、搶票軟體，黃牛們搖身一變，成為線上搶票的技術大牛。
李志告訴未來汽車日報，為了提高搶票的成功率，黃牛們采購數十台電腦齊作戰，有獨立伺服器提供強大的算力，再配上第三方搶票軟體。數十台裝置不分晝夜持續重新整理，他們的搶票成功率是普通消費者在家呼朋喚友用手機搶票無法比拟的。
為了躲避官方對搶票團夥的打擊，黃牛還會定時更換電腦和辦公地點，防止固定一個IP位址被官方系統監測到。
在購票之前，客戶需要向李志提供姓名、身份證号、手機号、官網的登陸賬号和密碼等資訊。一套流程下來，從登陸、到驗證再到鎖定車票，最快僅需3秒鐘。
“電腦就買電腦城或者網吧淘汰的，伺服器和搶票軟體是打包購買。春節搶票期間還要拉一條千兆光纖，保障搶票速度。”一套搶票裝置，包括軟體和硬體在内，成本為8萬元左右。但這并不算什麼，“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就能回本。”
黃牛沒有明天
疫情的到來，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改變了一切。
1月15日，交通運輸部應急辦副主任周旻在新聞釋出會上表示，預計2022年春運全國發送旅客11.8億人次，日均2950萬人次，較2021年同比增長35.6%，較2020年同比下降20.3%，較2019年，也就是疫情發生之前的春運，同比下降60.4%。
春運規模縮水，黃牛首當其沖，月入2萬的日子一去不複返，曾經堅不可摧的客戶城池也分崩離析。
但李志堅信黃牛江湖不會因疫情而消亡。
自2012年以來，12306實施了一系列打擊黃牛的措施，比如購票實名制、取消紙質票等，黃牛們見招拆招，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
外部因素影響之下，黃牛江湖确實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縮小。“目前北京隻有一些大型團隊在做黃牛生意。”但李志認為，決定黃牛江湖滅亡與否的，是車票端的供給。“隻要車票有一天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态，黃牛就會一直存在。”
李志打算來年在北京找個普通工作，保證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但他不打算徹底放棄黃牛事業，同時還會兼職做搶票工作。“畢竟還有一些固定客源，以後會把搶票當做副業。”
然而，李志隻代表少數人。更多黃牛感受到的，是絕望，不是因為行業蕭條，而是這份蕭條看不到盡頭。
阮琳的同僚們看不到希望，紛紛轉行。有人做了房地産銷售，也有人回老家開了一間小賣鋪。
趙泰不打算再做春運大巴了。“不能再‘頂風作案’，假如在我的大巴中發現一例（新冠肺炎确診）病例，後果不堪設想。”
趙泰準備先回黑龍江老家，今後幹什麼，他還沒想好，一切等過了年再說。
（為保護受訪者隐私，文中人物為化名）
作者| 蘇鵬 崔秋陽
編輯| 李歡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