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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成:用文來治人的心

大衆日報記者 朱子钰

張其成:用文來治人的心

目光炯炯、滿頭烏發,身着一身得體唐裝,舉止間透着敞亮。已過耳順之年的張其成教授依舊神采奕奕,一頭紮進“中醫藥文化助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複興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忙得不亦樂乎。

當代四大國學領軍人物、易統各家的國學思想家、開拓領航的中醫文化學家、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首任院長……響當當的頭銜不勝枚舉,似乎還難以還原這位國學大師與衆不同的人生軌迹。

出生于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張一帖”醫學世家,他的家族在安徽歙縣定潭世代行醫,已傳承460年有餘。作為家中長子,張其成本應是一名懸壺濟世的醫生。但自小研習中醫和國學,耳濡目染之下,他對傳統文化情有獨鐘,走上了另一條大道。“治病隻是治一個一個的人。我想用文來治人的心。”放棄家族臨床傳統,張其成想站得再高一些。

數九隆冬,蕪湖這座江邊城市陰雨綿綿,寒氣氤氲。剛回到蕪湖老家的張其成接受記者采訪,将一段與國學、中醫文化的緣分娓娓道來。

從“秀才學醫,籠中捉雞”

到“‘修心’是一種大醫”

一個國醫世家的家風傳統與文化根系展現,被張其成展現得淋漓盡緻。父親李濟仁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批30名國醫大師之一,母親張舜華是“張一帖”的第十四代傳人。在蕪湖,這個大家庭“五子四博導、兩代七教授”的故事一直被傳為美談。

說到國學研究的緣起,張其成得益于父親言傳身教的啟蒙。小時候住在徽州,本應繼承中醫臨床家業的張其成常和弟弟妹妹随母親上山采藥,背誦《藥性賦》,回家一起磨藥、學醫,過着樸素而又充實的生活。不過,當時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書架上一本本泛黃的線裝古書。“父親是我的國學啟蒙老師,他幾乎可以通篇背誦《論語》,在恰到好處的時候講解給我聽,随時随地啟發我,并鼓勵我多讀《道德經》等國學經典。”張其成說,“秀才學醫,籠中捉雞”是父親常在他耳畔叮囑的一句話。隻要打好了文科基礎,再學中醫就容易了。

上中學時,張其成第一次在家裡看到《易經》,他充滿了好奇,偷偷帶去二樓讀,感覺既刺激又好玩。“當時有一位當道士的遠房親戚,不時會到家中做客,每次遇到我們就會談起易經、風水和命理等理論。”張其成回憶,父親看到後就說,學中醫有兩本書是必須要讀的,《黃帝内經》《易經》。正如藥王孫思邈說:“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父親提醒,想要真正弄懂《黃帝内經》必須先學習《易經》。

張其成孜孜不倦苦讀,徹底迷上了這兩本書。讀得愈深,他逐漸發現其中的博大,太神妙了!《黃帝内經》不單純是講治病的,它還講了天文、地理、曆法、音律、哲學、心理、五運六氣。像第三篇《生氣通天論》,是講人可以和天相通,人的九竅、髒腑、十二節都可以與天地之氣一一相通。

“我的性格好靜不好動。”張其成坦言,父母都是名醫,小時候到家裡看病的人特别多。他更陶醉于躲在二樓的小世界安安靜靜看書。“魯迅先生棄醫從文給我的影響特别大。看病隻能一個一個地看,但文化研究強調以文化人,治人心,這種方式影響範圍更深遠。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修心’也是一種醫生,叫大醫。”他說,自己小時候就決定棄醫從文。

1977年恢複聯考,張其成順理成章選擇了中文系,暗下決心先從“打好中華傳統文化的底子”開始。1985年,張其成考取了北京中醫學院醫古文專業的研究所學生,在錢超塵教授的指導下,研究《黃帝内經》語言文字。國學是中國的傳統學問,學國學,必須看懂古書。張其成在大學階段研習的文字學、訓诂學、音韻學等,實際上隻相當于中國傳統學問中的國小階段。

35歲那年,張其成決定報考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博士研究所學生,導師是《易經》研究泰鬥級學者朱伯崑。這段求學經曆,頗有些波折。朱先生年事已高,已多年不收弟子。張其成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長信,經過考試,張其成成為朱先生的“關門弟子”。博士畢業後,他又考入了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後流動站,成為全國第一個《黃帝内經》博士後,師從王洪圖教授。

從學中文、中醫,再到中哲,這樣的學科背景是張其成刻意的選擇。“我的三個專業都沒有離開一個‘中’字,攻克它們,就能更多地涉及國學的全貌。”文化的核心是哲學,選擇去北大哲學系,是因為他要學習中國哲學的源頭——易學。

“朱先生的老師馮友蘭先生一生都重視《易經》,馮先生的臨終遺言是:中國哲學在21世紀将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張其成回憶,1996年5月,朱伯崑親手創立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易學與科學委員會,後來張其成擔任了理事長,接力弘揚易學文化的優秀傳統、建立具有時代精神的“新易學”。

把《易經》看成是算命的書

是樁冤假錯案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應該有一個精神支柱。創立“易道主幹,三教合易”學說,是張其成的一大學術貢獻。基于多年的易學研究基礎,張其成認為,大易之道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主幹,中華文化的結構是“一源三流,兩支五經”。“一源”即《易經》,儒家、道家和中國化佛家則是從“易道”分化出來的三條支流。兩個支撐點是國醫、國藝,“五經”是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五部經典,包括《易經》《論語》《道德經》《六祖壇經》《黃帝内經》。

“如果把中華文化比喻成一棵參天大樹,那麼樹根一定是《易經》。”張其成對《易經》等國學經典的研究幾乎到了如癡如醉的境界。1988年碩士畢業後,張其成曾面向社會第一次開設了《易經》課,“本以為大家會覺得晦澀難懂,沒想到來聽講的人擠滿了教室和走廊。”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為了講好《易經》,自己開始大量收集資料。與此同時,張其成發現外國科學家對這本書極為着迷,比如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從易經八卦中看出了二進制,諾貝爾獎獲得者玻爾認為太極圖的對立原理與量子力學中的互補原理相同。這些驚喜的發現,更加激發了張其成深入研究的興趣,萌發了要編一部易學工具書的想法。

在沒有電腦、完全靠人工的情況下,他花了四五年的時間,終于主編出版了大陸第一部《易學大辭典》,填補了相關研究領域的空白。兩年之後,又主編完成了大陸第一部《易經應用大百科》。

易道太極圖中的奧秘也引起了張其成的關注。在北大讀書時,他用兩年時間将太極圖的來龍去脈考證得清清楚楚,專門寫了一本《易圖探秘》。“我們現在看到的太極圖,應該說大部分都是錯的。真正的太極圖其實代表了宇宙周期變化的規律,這種規律可以量化。”他認為,太極圖蘊含的核心思想是“剛柔中和”,它是中華文化最完美、最形象、最精準的表達方式。

研究最深之時,張其成差一點兒走火入魔。“什麼都要算一下,紅燈綠燈我都要先算一下。”他直言,這部誕生于三千多年前的經典著作,如果被人們認為是一本占蔔、算命的書,那肯定是樁冤假錯案。“我認為《易經》是一部‘改命’的書,它告訴人們怎樣才能逢兇化吉。”張其成告訴記者,我們要從這部蘊藏着天道規律的書中“活出來”,它本是講天道,但又絕不隻是講天道,恰恰是通過天道來講人道,包括人應該怎樣按照天道做人做事。

張其成倡導重新認識《易經》。在一次大型的人力資源論壇中,講完五行與人格的課程後,某位網際網路高管現場向他提了一個請求,“作為《易經》研究的大家,你能不能預測一下今天晚上的足球賽?”張其成隻好回應,“我預測一下,但你們都不要當真。我根本不懂足球賽,從來不看。”

那天晚上是中國隊和伊朗隊對陣,張其成預測說,兩個隊差不多。“現場很多雙眼睛瞪着我,那些眼神我受不了了,意思像是在說,你在忽悠我們。我又說,中國隊能險勝,下面嘩嘩嘩地掌聲雷動,我補充了一句,别當真。”

活動結束之後,張其成趕回家,打開電視機,上半場1:1,下半場1:1,加時賽又是1:1,“沒想到,最後點球的時候,驚心動魄,2:1,中國隊險勝。”

很快就有電話打來祝賀張其成預測成功,這時的他忍住笑意,假裝平靜地說了兩個字“玩玩”。“它并不是不可以預測,但是千萬不能陷在術裡。要以道來統領術,超越具體的東西,靈活地運用。”張其成透露,《易經》的精華其實是六十四卦前面的那些話,它闡述了深邃的哲理和人生的道理,讓人明白有因必有果,做什麼樣的事,就會導緻什麼樣的後果。“這正是《易經》的魅力,它教你從這件事推測到下一件事情,以類萬物之情,推測出萬事萬物的情況。”

如今,張其成緻力于國學經典文化的闡釋與傳播。面向社會舉辦《易經》研習班後,2004年,他創辦了國學書院招收弟子班并獨立講授“國學五經”。不僅如此,張其成還去全國政協幹部教育訓練班、中國石油等講授國學經典文化。他是最受歡迎的國學講師之一,個人在喜馬拉雅FM開設的國學經典課程深受聽衆喜愛,其中《張其成講易經》播放量達3501.4萬,長期居人文類、國學類播放量第一名。《張其成講黃帝内經》播放量已到1447.3萬。

“如果僅僅把中醫視為一種醫學,

是非常可惜的”

做博士後的兩年中,張其成專注從《易經》出發研究《黃帝内經》,研究《黃帝内經》的五行生命觀。博士後出站後,張其成留在了北京中醫藥大學,一直從事以《黃帝内經》為代表的中醫文化的教學研究工作。

“如果僅僅把中醫視為一種醫學,是非常可惜的。它是一種醫學沒有問題,但它是最貼近百姓生活、最完美地将科技與人文融為一體的文化形态。”張其成認為,國學是中醫的基礎,中醫文化與國學研究一脈相承。中醫“天人合一、陰陽中和”的理念便是中華文化精神的展現,中醫“調和緻平”的理念及其各種醫療技術、養生方法,幾千年來護佑中華民族繁衍不息、中華兒女祛病健康。

可以說,如果離開了國學,中醫發展就沒有了“根”。2014年,北京中醫藥大學成立國學院,張其成出任院長。“當時中醫藥大學開辦國學院,前所未有。有人說,中醫藥大學開辦國學院,沒特色。”張其成回憶,為了論證可行性,他詢問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時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許嘉璐先生的意見,對方表示全力支援。後來,張其成還去請教自己的老師、著名學者樓宇烈。樓先生回答,中醫藥大學開辦國學院,不是特色,是本色。

張其成介紹,成立後的國學院特聘樓宇烈、陳可冀、錢超塵等先生為榮譽教授,立足于以中醫藥文化為特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重點開展儒釋道與中醫學研究、易學與中醫學研究、中醫典籍與漢國文化研究、中醫哲學與中華文明研究。他堅信加強國學建設,必将對推動中醫藥文化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與别人不同,張其成的中醫文化研究分為兩個部分:中醫學和傳統文化。一個擴大了中醫的研究領域,抓住了中醫的“魂”;另一個,将中醫納入傳統文化範圍,拓寬了傳統文化的路徑。“中醫文化與中醫臨床是有機關聯的,要把它們區分開,是我研究中醫文化遇到的最大困難。”張其成說,将臨床背後的理念、思維提煉成文化,這項工作極富挑戰性。

不過,張其成還是憑借紮實的學術研究和實踐翻越了這座大山,建立起相關學科體系便是其中一個方面。曆時兩年,張其成主編了《中醫文化學》,這是大陸首部以“中醫文化學”命名的國家級規範教材,标志着中醫文化學已正式納入中醫藥大學教學體系,對于中醫文化學科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為了弄清源頭問題,他還主編了《中醫哲學基礎》,闡述中醫學的文化源流、哲學觀念、思維方式和曆史發展脈絡。

2016年,張其成拿到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醫藥文化助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複興研究”,創造性地提出中醫文化的三個層面與兩個次元。三個層面指核心價值、實踐方式、品牌形象,張其成比喻為“心”“手”“臉”,“心”——中醫藥的核心價值,就是“陰陽中和”;“手”——中醫藥的行為方式,就是中醫行為文化,包括辨證論治、養生方法等;“臉”——中醫藥的物質文化,就是形象文化、品牌等。而兩個次元是指傳出去與傳下去。

作為第十二屆、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張其成所提提案都與傳承發展中醫藥文化有關,包括《逐漸實作全民免費醫療》《建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終身教育體系》《推進中醫藥文化進課本進校園》等提案。“現在,中醫文化走出去最大的障礙就是觀念和科學性,一些針灸的中醫療法,西方人可以接受,但是他們對藥物非常謹慎。”張其成說,不過可喜的是,中醫藥療效正逐漸被國際社會認可,中醫的理念也在逐漸被接受。其實,在國際傳播中,中醫藥本身是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因為它去意識形态化,不會讓國外排斥,并且為人民健康帶來好處。

2011年,張其成發起成立了“張其成國學基金”,2019年獲批成立“北京張其成中醫發展基金會”,他表示,設立獎學金是為支援中醫發展,推動包括中醫在内的整個國學的普及。此外,張其成還在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等多個高校設立獎學金,至今已捐助1100多萬元。“希望能鼓勵更多優秀的人才加入到國學文化的傳承傳播中,未來我還要擴大獎學金的資助面。”

2021年10月,山東大學張其成獎學(教)金頒獎儀式中,張其成親臨現場,為21位優秀教師、學生、校友頒獎。作為世界儒學的最高學府、中國文史哲的高峰,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開設的尼山學堂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傑出人才,他十分欽佩。他告訴記者,山東作為文化資源大省,很多領域都走在前面,他經常與山東學者交流、請教。

張其成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建設需要遵循“頂天立地”的理念。所謂“頂天”就是要有天道的信仰,不違背天道,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練成文化自信。“立地”就是把國學普及給廣大百姓。“建構一種信仰,使人人心中有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了信仰之後,這個民族就是堅定的、堅韌不拔的,就是‘頂天立地’的。”張其成說,自己研究國學,傳播國學便是朝着這個目标去的。儉樸的書房裡,筆墨生香,一瞬間張其成的思緒又回到了連綿青瓦、鬥角飛檐的徽州,夜色透過搖曳的風燈灑落在熟睡的定潭河上,二樓角落的灰暗燈光映襯出少年的臉龐,張其成正在捧着線裝古書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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