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請一個從北方來的朋友在泮溪酒家喝早茶，對方剛一臉陶醉地吃完不下10種粵式點心，就對我說：“你們廣州好是好，就是缺少文化。”雖已聽慣了這樣的論調，可我還是忍不住想告訴他，酒家不遠處，兩百年前就有一座蔚為壯觀的藏書樓，刊印了《幾何原本》、《合體新論》、《測量法義》等大量西學經典，一時全國無出其右；再多走幾裡路，如今充滿市井氣息的太平沙，也曾矗立着一座密藏了三十多萬卷珍貴典籍的嶽雪樓；再沿着江邊走到白鵝潭，曾有一座“美酒千壺書萬卷”的粵雅堂，搶救了無數珍本善本。如果這些都不算文化，那到底什麼是文化？
然而，我還是把到了嘴邊的話咽了下去。因為我怕他問我，那些藏書樓今何在？倒不是擔心這個問題無法回答，而是說起來太複雜，他未必有耐心聽完。當這些藏書樓的主人被亂世裹挾着載沉載浮，個體命運尚且無法自主，被他們視若珍寶的藏書自然更難避免毀于兵火、查抄或者家道中落的命運。那些曾輝煌一時的藏書樓也被人們淡忘了。
粵雅堂刻錄的部分書籍。
▎嶽雪樓
鹽商嗜書成癖 偷運皇宮珍本
兩百年前的太平沙，遠不像現在這麼熱鬧。這一片江畔的小沙洲垂柳依依，荷塘處處，是當時數一數二的風景區，很多富人都在此建宅小住，亭台樓閣幾乎連成一片。
在這些亭台樓閣中，專門為藏書而建的嶽雪樓是最詩意的存在。由于圖檔資料的缺乏，我實在無法依靠想象重構它的真容，但既然史料上記載它曾坐擁三十三萬卷珍貴藏書，其氣魄恢宏可想而知。這裡的寶藏數不勝數：它抄錄的《四庫全書》，選抄的是外間并無傳世的“四庫未傳本”和“永樂大典本”；它收藏的珍貴書畫，集納了吳道子的《天王送子圖》、唐拓《雲麾将軍李元秀碑》、宋拓漢《禮器碑》、宋拓唐《九成宮醴泉銘》等稀有真迹；而它最知名的藏書，則是清初皇宮内府刻印的《欽定古今圖書內建》，據學者吳丹青的研究，這套書有一萬卷之多，是嶽雪樓的主人、大鹽商孔廣陶花費巨資，買通了太監，從皇宮大内悄悄運出來的。隻這一套《欽定古今圖書內建》，就不知道會讓多少讀書人朝思暮想，更别說那三十三萬卷藏書給嶽雪樓帶來的快樂，難怪它的主人有時直接以“三十三萬卷樓”來稱呼這個心愛之所。
對我來說，孔廣陶這個名字是極為陌生的，曆史資料上“孔子第七十代孫”和“出生于鹽商世家”的寥寥數語，不過是抽象的符号，倒是“嗜書如命”這個評價，使我頓生親切之感。每月幾十萬兩白銀的收入，為他四處搜羅珍貴典籍提供了财力支援，但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卻真的是因為“我喜歡”。如果讀者你懷疑我過于武斷，那不妨到各大網上書城搜尋一本名為《北堂書鈔》的隋代典籍。這部共180卷的堂皇巨著是當時讀書人常用的工具書，其功能相當于今天的“百度百科”。它的編校者正是孔廣陶，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做了全面的校注工作，為沒有來源的正文一條條注明出處。如果不是真心喜歡，就算有再多人幫忙，恐怕他也無法把這個看着很是枯燥的工作堅持下來。
要說，嗜書如命的孔廣陶還算是幸運的，在他的有生之年，嶽雪樓一直是讓他身心安适的精神家園。1890年，他離開人世，10多年之後，清政府将鹽業由商辦改為官辦，孔家日漸敗落，再也沒有财力支撐嶽雪樓的龐大開銷，嶽雪樓的藏書漸漸散落，有的流于海外，有的後來入藏于國内多家圖書館，建築本身更是日見破敗，最終被推倒了事。至于它被推倒的具體時間，連孔家的後人都說不上來，愛書之人走了，藏書散落了，又有誰會在乎一座藏書樓的命運呢？
▎粵雅堂
粵雅堂叢書千餘卷 成最有影響力巨著
如果我是19世紀初的一個讀書人，全城我最喜歡走的地方，應該就是從太平沙到白鵝潭的那段江堤。風和日麗的時候，從嶽雪樓下出發，往西走上幾裡地，就是當時另一座聞名遐迩的藏書樓——粵雅堂了。雖說當時的藏書樓是私家重地，外人不得擅入，可就像朝聖者隻要遠遠看着大教堂的塔頂就會感到安慰一樣，一個真心愛書之人，看着這兩座遙遙相望的藏書樓，也會靈台清明，心生喜悅。
如果在粵雅堂，你沒準還能讨杯酒喝，因為它本來就是個“美酒千壺書萬卷”的好地方，還有學者在此校書、刻書、切磋學問。“萬卷”當然是個虛數，至于具體的藏書量，由于史料的缺乏，的确不得而知，但鑒于其主人的聲名，以及張之洞對其“五百年不可磨滅”的評價，你如果把“一萬”了解成實數，那一定會犯大大低估的錯誤。
相比孔廣陶，粵雅堂的主人對我來說要熟悉得多，他就是兩百多年前廣州首富伍秉鑒的兒子，怡和行第三任行主——伍崇曜。作為行商的伍崇曜，時時要周旋于洋人和官府之間，在戰亂突起的時代大背景下，還得背負着原罪和恥辱，去小心翼翼地談判、斡旋、捐錢、賠款。沒有人能長期承受這樣的壓力，伍家的首富傳奇兩百年來為人們津津樂道。但除了伍秉鑒外，伍家的男人大多英年早逝，這是他們為保全家業而支付的最昂貴代價。伍崇曜也隻活了53歲，在他沖突而又壓力重重的短暫一生中，也許隻有藏書和刻書才給了他真正的精神安慰。
伍崇曜是一個藏書家，時常不計辛苦四處搜羅各類孤本、秘本、善本，每找到一本秘籍便喜不自勝；但他更是一個出版家，孜孜不倦數十餘年，使大量珍貴典籍得以被公衆所知。
伍崇曜刻書的動機很簡單：廣州街面上書坊裡充斥的全是針對八股考試的應景之作，真正的經典乏善可陳。他有生意要忙，自然無法事事親力親為，是以找到了學者譚瑩，兩人聯手合作，一幹就是近20年。譚瑩是當時鼎鼎大名的才子，熟讀粵中典籍，對本土掌故如數家珍。于是，他們就從地方文獻入手，先刻了共有300多卷的《嶺南遺書》，收錄的全是嶺南先賢的著述；其間，他們還見縫插針，刻了多達182卷的《粵十三家集》和74卷的《楚庭耆舊遺詩》，曆代本土詩人的作品幾乎“盡入囊中”。這幾套叢書耗去了兩人10多年時光，但與後來耗時近30年的《粵雅堂叢書》相比，又完全是小巫見大巫了。《粵雅堂叢書》多達千餘卷，收錄了10種唐代文獻、44種宋代文獻、11種元代文獻、17種明代文獻，其餘則全為清代文獻。據多名學者研究，《粵雅堂叢書》是清末最有影響力的堂皇巨著之一，而其得以問世的背後，是一個商人和一個學者要将廣東重要著述“悉數納入”，傳之後世的苦心。
粵雅堂的命運與它的主人一樣令人唏噓，1856年，粵雅堂在著名的“十三行大火中”被付之一炬，1857年，伍崇曜抱恨離開人世，幸而《粵雅堂叢書》的刻印工作在譚瑩及伍家後人的手裡堅持了下來，1871年，譚瑩去世，1875年，整套叢書全部刻畢，此時，距伍崇曜溘然長逝，已過去了18年。
文/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王月華
廣州日報·新花城編輯：張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