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富陽人董邦達具有雙重身份——乾隆年間的高官和當時的著名畫家。
董邦達出身貧寒，踏踏實實地走着科舉之路，終于高中進士，平步青雲，官至尚書。
身為朝廷重臣的他平日忙于公務，作畫隻能算“副業”，但他的山水畫卻有着高深的造詣。
據說，他與同樣擅畫的曹雪芹惺惺相惜，甚至為後者的著作寫過序。
一個是朝廷顯宦，一個是落魄文人，董邦達與曹雪芹的人生真的會有交集嗎？
1973年，已故著名紅學家吳恩裕先生撰文指出，曹雪芹除了《紅樓夢》外，還有另一部作品《廢藝齋集稿》。
《廢藝齋集稿》共分八卷，每卷各講一種殘障人士用以謀生的手藝，裡面都有圖樣。為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作序的，正是當時的朝廷紅人——董邦達。
《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一本關于風筝制作的書。
曹雪芹有一個叫于景廉的朋友，早年當兵時一條腿受了傷，成了瘸子，窮困潦倒。
年關将近，于景廉家中已經三天揭不開鍋，兒女啼哭，老婆埋怨，也不知道這個年該怎麼過。無奈之下，他隻得來向老朋友曹雪芹借錢。
但家道敗落的曹雪芹手頭也不寬裕，兩個大男人不免一番歎息。
交談之中，于景廉無意間向曹雪芹提及，京城的公子哥兒買一隻風筝的錢，足夠他一家老小好幾個月的生計。
曹雪芹一向喜歡紮風筝，聽了這話，就随手紮了幾隻風筝給于景廉，叫他拿去賣賣看。
說如果賣不出，那自己再想辦法幫老友過年。于景廉拿了風筝就走了。
終于到了除夕那天，耳聽屋外有人聲傳來，曹雪芹趕緊來到小院門口張望，隻見于景廉牽着驢，滿載時蔬酒肉，一邊進門一邊不住地向老友道謝。
原來曹雪芹給他紮的風筝早已高價售空，兩家人歡歡喜喜過了個年，曹雪芹也由此頓悟，決心将紮風筝的手藝傳開，于是就寫出了《南鹞北鸢考工志》，卷中有風筝圖譜、制作歌訣。
曹氏風筝工藝是北京市的傳統民間風筝藝術，由孔祥澤根據曹雪芹手稿《廢藝齋集稿》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記載的風筝的起放原理、紮糊技法、繪畫要領， 即紮、糊、繪、放四藝研究制作。曹氏風筝工藝入選國家級非物質遺産名錄。
不管是鳏寡孤獨，還是老弱病殘，隻要有雙手，依照書中要求做，便可以制作風筝自養。
關于董邦達為曹雪芹寫序的經過，吳恩裕先生是這麼寫的。
乾隆二十三年（1758）臘月二十四日，清宗室文人敦敏為鑒别古畫，特意邀請包括曹雪芹在内的幾位好友相聚。
同時，他還特别邀請了董邦達參加聚會。畢竟董尚書不僅畫功了得，還主持皇家畫院，與大家可謂是同道中人。
這天一早，董邦達的馬車來到了敦敏家。
早已在那裡等候的曹雪芹和敦敏一齊迎出大門，而董邦達下了車後，一手挽着敦敏一手挽着曹雪芹，說笑着走上台階。
董邦達進了二門後，看到走廊上和室内大大小小五光十色的風筝，一看就認出這是曹雪芹的手藝，不僅大為贊賞，還笑着說，待會兒要看一看曹雪芹放風筝的技術是否和他紮風筝的技術一樣好。
聚會上，曹雪芹特意下廚做了一道魚，董邦達吃了連說妙。
敦敏對董邦達說，他吃過曹雪芹做的“老蚌懷珠”，那道菜更是無與倫比。
董邦達聽了不由笑說：“雪芹真乃天下奇人！‘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鬥’，餘以此話贈雪芹，最為恰當！”
飯後，衆人談詩論畫，并且翻閱了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雪芹也将當初寫書的初衷告訴了董邦達。
董尚書聽了大贊：“好一片濟世活人之心，知芹圃（雪芹）者能有幾人！”
聚會結束後，他主動要求曹雪芹允許他把《南鹞北鸢考工志》帶回家去，以便細讀後給他寫一篇序言。
而後，他也确實踐言，完成了該書的序。
這些事都被郭敏事後記錄在《瓶湖懋齋記盛》一書中。
雖然整個故事充滿了文人無分階級的溫暖，但由于僅能在國内找到第二卷《廢藝齋集稿》附錄《瓶湖懋齋記盛》的半篇抄錄文字，并無其他實物佐證，《廢藝齋集稿》的真僞大争論，在幾十年間成為紅學界的一樁公案。
上面那樁紅學界的公案，自然引出這個問題：董邦達究竟有沒有給曹雪芹寫過序？或者說，這兩人是否有過交集？
董邦達出生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朝廷為官數十載，乾隆三十四年（1738），他告老還鄉後，回到家鄉富陽，死後也安葬于此。
董邦達既是高官，又是著名畫家，在富陽當地可謂是家喻戶曉的名人。
可是，直到吳恩裕先生的文章出現前，富陽從沒有過董邦達與曹雪芹交往的任何紙質材料和口頭傳說。
這不禁讓人懷疑，董尚書給曹雪芹寫序這件事是否真的存在過。
或許，我們可以從富陽當地的文史書籍裡找到更多關于這個話題的線索。
富陽檔案館裡儲存着《富春誼橋隴董氏宗譜》，裡面有關于董邦達最可靠、最具權威的記載，這本宗譜有民國十年辛酉（1921）遞修的老譜和共和乙酉年（2005）續修的新譜，但是，翻遍了新舊兩本宗譜，都沒有董邦達與曹雪芹交往的任何蛛絲馬迹。
那麼，作為地方志的《富陽縣志》裡有沒有這方面的記載呢？
《富陽縣志》有完工于光緒三十一年的蔣敬時主編本和1993年8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文治主編本。
由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王澍設計的位于富陽的公望美術館，舉辦過“君聖臣賢”乾隆與董家父子書畫特展，展覽了董邦達、董诰的數十幅作品。
考慮董邦達和曹雪芹生活的年代，光緒本裡更容易找到相關線索。
仔細閱讀下來，書中果然有董邦達的傳記材料，還記載了董邦達的幾個逸聞趣事，但同樣沒有董邦達與曹雪芹交往的記載。
在富陽，最早出現董邦達與曹雪芹交往的文字，是富陽廣播事業局1980年12月編印成冊的《富陽風貌》上的《尚書畫家董邦達》一文，提到了董邦達為曹雪芹寫序，并邀請他進入皇家畫院。
2013年12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丹青傳相業——清·董邦達、董诰書畫精品集》，文中也有提到董邦達與曹雪芹在敦敏家中的那次聚會。
但這些材料都是晚出的，大多是吳教授說法的抄錄或改寫，當不了實證。
不過話說回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雖然不見于史集，但是卻通過口耳相傳，以民間口頭文學的形式流傳下來。
那麼，在富陽民間，有沒有關于董邦達與曹雪芹交往的傳說呢？
但是一圈采訪和打聽下來，關于董邦達的轶事趣聞在富陽不在少數，就是沒有董邦達與曹雪芹的交往傳說。
富陽的地方史研究名家們，也都表示，在20世紀80年代前，當地并沒有關于董邦達與曹雪芹交往的資料。
如果董邦達與曹雪芹真的沒有交往，那為什麼有人要将他們拉扯在一起呢？而且，他們的交往還成了一樁美談呢？
這恐怕要從兩個人的境遇說起了。
小時候錦衣玉食的曹雪芹，金石、繪畫、文學等本事學了不少，但就是沒學基本的謀生手段，家道中落後的他日子慘淡，尤其晚年的生活十分潦倒。
他的朋友敦誠就寫過兩句詩形容曹雪芹的落魄：“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
為了謀生，曹雪芹幹過不少行當，賣畫就是其中之一。“尋詩人去留僧舍，賣畫錢來付酒家”就是朋友敦敏對他的感慨。
而曹雪芹的境遇，與董邦達少年時期的經曆十分相似。
董邦達從小跟着祖父讀書寫字，七歲上學，十一歲就能寫文章了。
可是，因為家裡窮，常常用米糠、麥皮充饑，這年遇到天災，更是揭不開鍋，董邦達隻好辍學幫父親種田。
他利用農閑的時間抓緊學習，十七歲的時候考中秀才。之後的十年裡，他奔波于錢塘、湖源等地教書，并博覽群書。
雍正元年（1723），他進京趕考的時候，身上隻有八枚錢，一路上吃盡了苦頭。
終于到了京城，董邦達寓居在武林會館，準備迎考。
住了一段時間之後，董邦達的旅資用盡了。
因為沒有錢可以繳納餐飲費用，是以會館的人就覺得董邦達在這裡混吃混喝，很是鄙視。
董邦達無法忍受那些人的冷言冷語，就把衣服典當了換錢，可是沒多久，衣服也都典當完了，會館再也無法容身。
多虧當時有一個姓劉的老太太，看董邦達的面相，認為他不是那種長期貧賤的人，以後肯定會有騰達之日，于是，就将自己多餘的屋子，暫時借給董邦達居住。
借住期間，老太太對待董邦達也非常和善。
終于不必流落街頭的董邦達心懷感激，日夜努力，認真學習，以圖進取，來日好報答老太太的恩情。
終于，第二年朝考成績公布，董邦達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績，從此給旗下的官學學員當教習，這才解決了生計問題。
後來，董邦達受到刑部尚書勵廷儀的青睐，經後者薦舉，在戶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
所謂行走，按照清朝的制度，是指不設專官的機構或非專任的官職。
1733年，董邦達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終于開啟了日後仕途的一帆風順。而他的繪畫技藝，也頗受乾隆皇帝的賞識。
乾隆在南巡前，對江南的所有印象與知識，皆構築在相關圖籍或他人的描述上。
在南巡的前一年，乾隆看到了董邦達繪制的“西湖十景圖”，大大激起了遊興，還特意為該畫題跋，并決定明春南巡時一定要親自感受久聞的西湖之美，印證明境與畫境。
董邦達《西湖十景》（局部）。乾隆皇帝在南巡前從未親訪江南，他對江南的所有印象與知識，皆構築在相關圖籍或他人的描述上。這件《西湖十景》，為南巡出發前夕，臣工提供給乾隆的各式江南旅遊資訊的例子。看完畫後的乾隆，對杭州西湖充滿了期待。
正史中的董邦達可謂先苦後甜，民間故事中，說到他的前半生，更是潦倒落魄不堪。
其中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年，董邦達在桐廬當教書先生，恰逢舊莊關王廟開光，雇主一家全都去廟裡祭拜，隻留董邦達看家。
雇主回來後卻發現少了一隻雞，就懷疑是董邦達偷的，董邦達無法洗刷清白，隻好同到廟裡問诰（占蔔問真假），結果一連三次诰，菩薩都說是真的。
董邦達無從辯解，羞愧不已，慌慌張張出得廟門，卻不慎跌了一跤。看到董邦達如此慌張，雇主更認定是他偷的。
百口莫辯的董邦達盛怒之下不辭而别，積極備考準備博取功名一雪前恥。
溫文儒雅的教書先生，與偷雞摸狗的形象相差豈止十萬八千裡，卻偏偏被懷疑成竊賊，這從反面說明了董邦達當年的貧困與無奈。
同樣，也為董邦達肯為貧困潦倒者伸出援助之手打下了基礎。
董邦達成為國家公務員後，基本上是在皇宮中度過的，但他十分關心民間疾苦，同情弱勢人群。
有一年董邦達任江西典試，主持考試之事。
照理說，考場之外的事情都不用他操心，但董邦達得知當地南河泛濫，百姓受災後，親自步行去河邊檢視，細察受災情況，回京後向皇帝陳奏請求朝廷對當地赈災。
新城廣陵鄉（今杭州市富陽區洞橋鎮）人章楹和董邦達是同榜進士，私交甚笃。董邦達很欣賞章楹，見他懷才不遇，便多次保薦他。
董邦達不僅自己器重人才，還希望皇帝也這樣做。
傳說有一次，紫禁城新落成一座宮殿，皇帝命董邦達撰寫正門的大匾額。
董邦達想讓乾隆多注重人才，于是揮毫寫下“天子重英豪”五個大字，立意深遠，字迹豪放，衆人大加稱贊。
這一切，再加上曹雪芹晚年的賣畫生涯與董邦達的大畫家身份有一定的交集，也許，這就是當年的聰明人将他們連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吧！
接受董邦達耳提面命九年的紀曉岚，說過“理所必無，事所或有”的名言。
從主觀願望上講，我們都希望董曹相會相知的佳話也是“理所必無，事所或有”。
兩位青史留名的大文人，互相切磋，惺惺相惜，透露着一種人性的溫度。
但即使兩人的生活從無交集，曹雪芹憑《紅樓夢》名垂百世，董邦達因他的繪畫藝術光耀千古，他們各自的精彩也不會是以而遜色半分。
監制 | 先宏明
編輯 | 于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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