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富阳人董邦达具有双重身份——乾隆年间的高官和当时的著名画家。
董邦达出身贫寒，踏踏实实地走着科举之路，终于高中进士，平步青云，官至尚书。
身为朝廷重臣的他平日忙于公务，作画只能算“副业”，但他的山水画却有着高深的造诣。
据说，他与同样擅画的曹雪芹惺惺相惜，甚至为后者的著作写过序。
一个是朝廷显宦，一个是落魄文人，董邦达与曹雪芹的人生真的会有交集吗？
1973年，已故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撰文指出，曹雪芹除了《红楼梦》外，还有另一部作品《废艺斋集稿》。
《废艺斋集稿》共分八卷，每卷各讲一种残疾人用以谋生的手艺，里面都有图样。为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作序的，正是当时的朝廷红人——董邦达。
《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一本关于风筝制作的书。
曹雪芹有一个叫于景廉的朋友，早年当兵时一条腿受了伤，成了瘸子，穷困潦倒。
年关将近，于景廉家中已经三天揭不开锅，儿女啼哭，老婆埋怨，也不知道这个年该怎么过。无奈之下，他只得来向老朋友曹雪芹借钱。
但家道败落的曹雪芹手头也不宽裕，两个大男人不免一番叹息。
交谈之中，于景廉无意间向曹雪芹提及，京城的公子哥儿买一只风筝的钱，足够他一家老小好几个月的生计。
曹雪芹一向喜欢扎风筝，听了这话，就随手扎了几只风筝给于景廉，叫他拿去卖卖看。
说如果卖不出，那自己再想办法帮老友过年。于景廉拿了风筝就走了。
终于到了除夕那天，耳听屋外有人声传来，曹雪芹赶紧来到小院门口张望，只见于景廉牵着驴，满载时蔬酒肉，一边进门一边不住地向老友道谢。
原来曹雪芹给他扎的风筝早已高价售空，两家人欢欢喜喜过了个年，曹雪芹也由此顿悟，决心将扎风筝的手艺传开，于是就写出了《南鹞北鸢考工志》，卷中有风筝图谱、制作歌诀。
曹氏风筝工艺是北京市的传统民间风筝艺术，由孔祥泽根据曹雪芹手稿《废艺斋集稿》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记载的风筝的起放原理、扎糊技法、绘画要领， 即扎、糊、绘、放四艺研究制作。曹氏风筝工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
不管是鳏寡孤独，还是老弱病残，只要有双手，依照书中要求做，便可以制作风筝自养。
关于董邦达为曹雪芹写序的经过，吴恩裕先生是这么写的。
乾隆二十三年（1758）腊月二十四日，清宗室文人敦敏为鉴别古画，特意邀请包括曹雪芹在内的几位好友相聚。
同时，他还特别邀请了董邦达参加聚会。毕竟董尚书不仅画功了得，还主持皇家画院，与大家可谓是同道中人。
这天一早，董邦达的马车来到了敦敏家。
早已在那里等候的曹雪芹和敦敏一齐迎出大门，而董邦达下了车后，一手挽着敦敏一手挽着曹雪芹，说笑着走上台阶。
董邦达进了二门后，看到走廊上和室内大大小小五光十色的风筝，一看就认出这是曹雪芹的手艺，不仅大为赞赏，还笑着说，待会儿要看一看曹雪芹放风筝的技术是否和他扎风筝的技术一样好。
聚会上，曹雪芹特意下厨做了一道鱼，董邦达吃了连说妙。
敦敏对董邦达说，他吃过曹雪芹做的“老蚌怀珠”，那道菜更是无与伦比。
董邦达听了不由笑说：“雪芹真乃天下奇人！‘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以此话赠雪芹，最为恰当！”
饭后，众人谈诗论画，并且翻阅了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雪芹也将当初写书的初衷告诉了董邦达。
董尚书听了大赞：“好一片济世活人之心，知芹圃（雪芹）者能有几人！”
聚会结束后，他主动要求曹雪芹允许他把《南鹞北鸢考工志》带回家去，以便细读后给他写一篇序言。
而后，他也确实践言，完成了该书的序。
这些事都被郭敏事后记录在《瓶湖懋斋记盛》一书中。
虽然整个故事充满了文人无分阶级的温暖，但由于仅能在国内找到第二卷《废艺斋集稿》附录《瓶湖懋斋记盛》的半篇抄录文字，并无其他实物佐证，《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大争论，在几十年间成为红学界的一桩公案。
上面那桩红学界的公案，自然引出这个问题：董邦达究竟有没有给曹雪芹写过序？或者说，这两人是否有过交集？
董邦达出生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朝廷为官数十载，乾隆三十四年（1738），他告老还乡后，回到家乡富阳，死后也安葬于此。
董邦达既是高官，又是著名画家，在富阳当地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可是，直到吴恩裕先生的文章出现前，富阳从没有过董邦达与曹雪芹交往的任何纸质材料和口头传说。
这不禁让人怀疑，董尚书给曹雪芹写序这件事是否真的存在过。
或许，我们可以从富阳当地的文史书籍里找到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线索。
富阳档案馆里保存着《富春谊桥陇董氏宗谱》，里面有关于董邦达最可靠、最具权威的记载，这本宗谱有民国十年辛酉（1921）递修的老谱和共和乙酉年（2005）续修的新谱，但是，翻遍了新旧两本宗谱，都没有董邦达与曹雪芹交往的任何蛛丝马迹。
那么，作为地方志的《富阳县志》里有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呢？
《富阳县志》有完工于光绪三十一年的蒋敬时主编本和1993年8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文治主编本。
由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设计的位于富阳的公望美术馆，举办过“君圣臣贤”乾隆与董家父子书画特展，展览了董邦达、董诰的数十幅作品。
考虑董邦达和曹雪芹生活的年代，光绪本里更容易找到相关线索。
仔细阅读下来，书中果然有董邦达的传记材料，还记载了董邦达的几个逸闻趣事，但同样没有董邦达与曹雪芹交往的记载。
在富阳，最早出现董邦达与曹雪芹交往的文字，是富阳广播事业局1980年12月编印成册的《富阳风貌》上的《尚书画家董邦达》一文，提到了董邦达为曹雪芹写序，并邀请他进入皇家画院。
2013年12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丹青传相业——清·董邦达、董诰书画精品集》，文中也有提到董邦达与曹雪芹在敦敏家中的那次聚会。
但这些材料都是晚出的，大多是吴教授说法的抄录或改写，当不了实证。
不过话说回来，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虽然不见于史集，但是却通过口耳相传，以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
那么，在富阳民间，有没有关于董邦达与曹雪芹交往的传说呢？
但是一圈采访和打听下来，关于董邦达的轶事趣闻在富阳不在少数，就是没有董邦达与曹雪芹的交往传说。
富阳的地方史研究名家们，也都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前，当地并没有关于董邦达与曹雪芹交往的资料。
如果董邦达与曹雪芹真的没有交往，那为什么有人要将他们拉扯在一起呢？而且，他们的交往还成了一桩美谈呢？
这恐怕要从两个人的境遇说起了。
小时候锦衣玉食的曹雪芹，金石、绘画、文学等本事学了不少，但就是没学基本的谋生手段，家道中落后的他日子惨淡，尤其晚年的生活十分潦倒。
他的朋友敦诚就写过两句诗形容曹雪芹的落魄：“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为了谋生，曹雪芹干过不少行当，卖画就是其中之一。“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就是朋友敦敏对他的感慨。
而曹雪芹的境遇，与董邦达少年时期的经历十分相似。
董邦达从小跟着祖父读书写字，七岁上学，十一岁就能写文章了。
可是，因为家里穷，常常用米糠、麦皮充饥，这年遇到天灾，更是揭不开锅，董邦达只好辍学帮父亲种田。
他利用农闲的时间抓紧学习，十七岁的时候考中秀才。之后的十年里，他奔波于钱塘、湖源等地教书，并博览群书。
雍正元年（1723），他进京赶考的时候，身上只有八枚钱，一路上吃尽了苦头。
终于到了京城，董邦达寓居在武林会馆，准备迎考。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董邦达的旅资用尽了。
因为没有钱可以缴纳餐饮费用，所以会馆的人就觉得董邦达在这里混吃混喝，很是鄙视。
董邦达无法忍受那些人的冷言冷语，就把衣服典当了换钱，可是没多久，衣服也都典当完了，会馆再也无法容身。
多亏当时有一个姓刘的老太太，看董邦达的面相，认为他不是那种长期贫贱的人，以后肯定会有腾达之日，于是，就将自己多余的屋子，暂时借给董邦达居住。
借住期间，老太太对待董邦达也非常和善。
终于不必流落街头的董邦达心怀感激，日夜努力，认真学习，以图进取，来日好报答老太太的恩情。
终于，第二年朝考成绩公布，董邦达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从此给旗下的官学学员当教习，这才解决了生计问题。
后来，董邦达受到刑部尚书励廷仪的青睐，经后者荐举，在户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
所谓行走，按照清朝的制度，是指不设专官的机构或非专任的官职。
1733年，董邦达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终于开启了日后仕途的一帆风顺。而他的绘画技艺，也颇受乾隆皇帝的赏识。
乾隆在南巡前，对江南的所有印象与知识，皆构筑在相关图籍或他人的描述上。
在南巡的前一年，乾隆看到了董邦达绘制的“西湖十景图”，大大激起了游兴，还特意为该画题跋，并决定明春南巡时一定要亲自感受久闻的西湖之美，印证实境与画境。
董邦达《西湖十景》（局部）。乾隆皇帝在南巡前从未亲访江南，他对江南的所有印象与知识，皆构筑在相关图籍或他人的描述上。这件《西湖十景》，为南巡出发前夕，臣工提供给乾隆的各式江南旅游资讯的例子。看完画后的乾隆，对杭州西湖充满了期待。
正史中的董邦达可谓先苦后甜，民间故事中，说到他的前半生，更是潦倒落魄不堪。
其中有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年，董邦达在桐庐当教书先生，恰逢旧庄关王庙开光，雇主一家全都去庙里祭拜，只留董邦达看家。
雇主回来后却发现少了一只鸡，就怀疑是董邦达偷的，董邦达无法洗刷清白，只好同到庙里问诰（占卜问真假），结果一连三次诰，菩萨都说是真的。
董邦达无从辩解，羞愧不已，慌慌张张出得庙门，却不慎跌了一跤。看到董邦达如此慌张，雇主更认定是他偷的。
百口莫辩的董邦达盛怒之下不辞而别，积极备考准备博取功名一雪前耻。
温文儒雅的教书先生，与偷鸡摸狗的形象相差岂止十万八千里，却偏偏被怀疑成窃贼，这从反面说明了董邦达当年的贫困与无奈。
同样，也为董邦达肯为贫困潦倒者伸出援助之手打下了基础。
董邦达成为国家公务员后，基本上是在皇宫中度过的，但他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同情弱势人群。
有一年董邦达任江西典试，主持考试之事。
照理说，考场之外的事情都不用他操心，但董邦达得知当地南河泛滥，百姓受灾后，亲自步行去河边查看，细察受灾情况，回京后向皇帝陈奏请求朝廷对当地赈灾。
新城广陵乡（今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人章楹和董邦达是同榜进士，私交甚笃。董邦达很欣赏章楹，见他怀才不遇，便多次保荐他。
董邦达不仅自己器重人才，还希望皇帝也这样做。
传说有一次，紫禁城新落成一座宫殿，皇帝命董邦达撰写正门的大匾额。
董邦达想让乾隆多注重人才，于是挥毫写下“天子重英豪”五个大字，立意深远，字迹豪放，众人大加称赞。
这一切，再加上曹雪芹晚年的卖画生涯与董邦达的大画家身份有一定的交集，也许，这就是当年的聪明人将他们连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吧！
接受董邦达耳提面命九年的纪晓岚，说过“理所必无，事所或有”的名言。
从主观愿望上讲，我们都希望董曹相会相知的佳话也是“理所必无，事所或有”。
两位青史留名的大文人，互相切磋，惺惺相惜，透露着一种人性的温度。
但即使两人的生活从无交集，曹雪芹凭《红楼梦》名垂百世，董邦达因他的绘画艺术光耀千古，他们各自的精彩也不会因此而逊色半分。
监制 | 先宏明
编辑 | 于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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