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節将至，這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以來的第42個春節。百節年為首，過年，過春節，成為中國人最重要的生活儀式，它從曆史的長河中流襲而來，一直照耀着中國人的精神圖譜與家園意識，作為時間之輪的重要标記，過年演繹着中國人最為普世的歡欣與團聚，它也是最生動最形象的中國故事。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每至春節，中國大地上就上演着人類曆史最壯觀的人口流動圖景，深圳作為改革開放最前沿城市，更是其中的“親曆者”與“見證者”。然而近十年來的春節，我們看到一種全新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人在深圳過年，有些把遠方的父母接到深圳，有些在深圳建立全新的春節密碼與過節方式，深圳不再是一座節日裡的“空城”，而是有着濃濃年味與煙火氣的繁鬧都市。
梳理深圳人40多年來過年的曆程，我們發現這個城市從二世世紀八九十年代大衆認知上的“别人的城市”，變成了新世紀之後“自己的家園”，“來了就是深圳人”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深圳人在這片土地上的認同感與歸屬感越來越強烈。深圳不再是空間意義上，或某個人生節點上的寄居地，而是真正的家園——身體與精神上的雙重家園。
深圳2022年灣區超級燈會。
2022年1月25日，龍華區向500多名來自抗疫一線、環衛勞工、美團騎手、建築勞工等送上年夜飯禮包，展示推廣粵菜大師的精湛技藝，送上春節的祝福。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
深圳是“别人的城市”
春節上演異鄉人的寂寞
“沒有一座城市像這樣一座城市/春節來臨，上演一出空城記/沒有一座城市像這樣一座城市/在我的迷戀中和諧了生命的軌迹//那個凄惶的早晨/炮竹屑在小巷裡盤旋/那麼多的門都緊閉着/這是年初一，我步行在十九歲//姐姐在她的宿舍用小煤油爐做好了魚/她的等待是寒風中惟一的溫暖/我和宿舍中熟悉的幾張面孔打了招呼/和姐姐坐下來享受魚的熱氣//沒有一座城市像這樣一座城市/中國的節日是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
這是詩人謝湘南90年代中期寫的一首詩，描寫他1994年在深圳上沙村過春節的情景，那也是他在深圳過的第一個春節。在他的《深圳時間》一書中，他同樣記叙了當年在深圳過的第一個難忘的春節的場景。
1990年的深圳，像謝湘南這樣的外鄉人有160多萬，據官方的統計資料，整個90年代，深圳年均人口增長46.5萬，2000年突破700萬。1990年，深圳作家林堅在《花城》發表中篇小說《别人的城市》，林堅被稱為第一代“打工作家”，這篇小說也可以說是深圳當年具有标志性的一篇文學作品，從此“别人的城市”作為一個文化符号成為衆多外來者對深圳的代稱。
文化學者胡野秋也是90年代初來到深圳的。他告訴南都記者，“印象最深刻的春節還是三十年前剛來深圳的第一年，那時的深圳常住人口還不到300萬，而且大多數人都選擇了回鄉過年，是以整個城市真的是萬人空巷，我走在空蕩蕩的深南中路上，覺得有點像阿波羅登月的情形。那年的除夕我是在電台的直播間過的，那時的老電台還在紅桂路，當時錄的節目叫《夜空不寂寞》，其實主持人霞光和我們幾個嘉賓都寂寞得很，不斷打進來的聽衆電話也都訴說着寂寞。”
長期研究深圳本土自然與曆史的學者、作家南兆旭1989來到深圳定居。他對1990年在深圳過的第一個春節同樣記憶猶新：“感覺整個深圳都沒有人了，街上空蕩蕩的，沒有服務設施，商店都關門，當時的居所裡也沒有爐竈，除夕那天，我與妻子找不到吃飯的地方，最後找到東門，街上有一個賣串串燒的攤子，當時就買了一些燒好的餃子，把這個年過了。人很少，也沒有什麼節目，非常清晰地意識到，大家都把這個城市當作一個過度的地方，平常在這幹活，到了春節就嘩地離開了。”
（離開一線城市和珠三角的春運“摩托大軍”：2000年前後，許多在珠三角打工的外來工買了機車，平時用于上下班，春節回家買不到票時，就直接騎機車回家。）
廣東省省情專家庫專家、深圳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楊宏海，在深圳過的印象最深刻的春節也是1990年， “我内地親人來深過年，我陪同他們去華僑城觀看中華民俗文化村表演節目，深圳新興移民城市将内地服飾文化移植過來創作《東方霓裳》，上演一場美輪美奂的節目，讓内地親人深感眼前一亮。”
一方面是扛着大包小包擠上春運的火車返鄉的外來工大軍，一方面也有少數的人從内地初來感受深圳這樣一個新興城市的旅遊景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羅湖火車站成為真正的人潮人海之地。尤其在春節前後，當年來到深圳的人都會有深刻的印象，那是那個時代揮之不去的記憶與烙印。買火車票的隊伍排上兩公裡，一張返鄉的火車票代表的不僅是在外久居對親人的想念，更是代表着要将在深圳的收獲帶給家裡的希冀。
80年代羅湖火車站。
2013年春運。
深圳火車站。
與大多數“外鄉人“的感受與視角，有些許不同，深圳土生土長的民俗學家廖虹雷，除了看到外鄉人像候鳥一樣離開，也看到了香港親人在羅湖橋那頭，送各種電子産品、衣服與稀缺物質給深圳親人的感人場面。在廖虹雷看來，那時候的深圳起到了這樣一個物質轉移的橋梁作用。因為深圳處在香港與廣州之間，改革開放初期，尚未富裕起來的深圳本地人，同樣盼望着香港的親人能來團聚。而深圳周邊的城市，如東莞、惠陽、增城、河源、汕頭等，因為有親人在香港，會來深圳與香港的親人見上一面。而那些來深圳打工的人，同樣會把在深圳賺到的财富，買到的好東西帶回家鄉。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乘着改革開放東風奔赴而來的深一代，更多把這個城市當作淘金地，淘金是那個時代深圳的“主旋律”，“敢闖敢幹”、“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就是那個時代，來到深圳的大多數人的行動指南與精神坐标。
1997年，大學剛畢業來深圳的黃東和，後來成為一個深圳主義者、深商精神的書寫者、深派文化學者，他起了一個在深圳文化圈被人熟知的網名老亨，當年他也有着這樣的體會，但他來深圳後，幾乎每個春節都在深圳過。讓他記憶猶新的是1999年的春節，“我花了一年的工資創辦了‘一切與深圳有關’的因特虎個人網站，每天沒日沒夜地為網站搜羅與深圳相關的資料。這年春節除了年夜飯和大年初一拜年是和親人在一起，其餘時間都‘貓’在辦公室上網，對家人謊稱值班，其實是蹭公家的免費網絡搜集整理資料。” 網際網路的興起是一個新的紀元。正是在1998年11月，馬化騰等人在深圳創立了騰訊。在馬化騰、黃東和身上，我們也看到一股創業的潮流在深圳慢慢演變成熱浪，而創業讓更多人在深圳有了紮根的意識，有了要留在這個城市裡的強烈意願。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預示着全球化時代的真正到來。這期間也是深圳産業更新，城市轉型的關鍵視窗期。這一年也被稱為深圳的“人事改革年“，深圳推出六項吸納優秀人才新政策，掀起了“孔雀東南飛”的高潮。
2010年前後
“倒流”現象出現
把家人從外地接到深圳過年
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人口的暴增是有目共睹的。1979年，深圳常住人口數量31.41萬，2021年，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深圳人口1756萬人，近十年深圳人口增長率在68.47%，居全國之首。42年間，深圳人口增長約56倍。幾何級人口增長的背後，說明深圳的活力與魅力，也說明深圳的吸引力。那麼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越來越多的人留在深圳過年了呢？在深圳過年的原因又是什麼？
花市是一個城市過節人氣的名額。深圳市迎春花市始創于1982年，開市時記者們扛着長槍短炮到現場采訪。
1998年，深圳迎春花市選址愛國路，花市第一次修築了大氣的門廊。
從2000年到2015年，愛國路迎春花市客流逐年增多。羊年迎春花市更是創下曆史新高達到130萬人次，大年三十晚上就有20萬人逛花市。
南兆旭回憶，2005年以後，才慢慢會有人留在深圳過年，到2010年左右，越來越多深圳人就把這裡當家了，開始有倒流現象，把家人從北方接來，深圳春節的時候，氣候是非常好的，餐廳開始有服務，可以訂年夜飯，過年的氣息就越來越濃。
楊宏海表示，這幾年我較多在深圳過年，覺得較大的變化是留深過年的人越來越多了，感覺深圳作為城市是越來越成熟了，在社會治理方面更科學與文明，更關注民生，給市民予更多的獲得感。這兩年，好多城市被“疫情”攻陷，手忙腳亂，而深圳卻走得很穩，一切都有條不紊，市民很配合政府管理，不慌亂，不急躁，有種“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感覺。近十年來，在深圳過年的人是越來越多，“深圳是我家”“來了就是深圳人”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人在深圳找到了歸屬感。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城市營運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市都會城市研究院執行院長、房地産研究專家高海燕認為，越來越多的人在深圳過年這個變化，盡管沒有具體的年份，但整體性變化的節點，應該是在2010年左右。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一代二代深圳人的代際結構生成，很多深圳人已經不是“人”在深圳，是“家”在深圳了，“家“在哪裡，“年”在哪裡；二是越來越多深圳人在深圳有“房”了，對一些人來說，房子+工作+熟悉社群，建立了“家園意識”。 “家園感”增強了。
高海燕認為，80-90年代是機會主義認同，淘金夢導引着人們抵達深圳；因為觀念開放和制度建立立立了深圳的“容納度“和”吸引力“。新千年的頭十年應該是商業價值認同，尤其是深圳的科技和産業體系對創新和創富的支撐是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的。同時，這十年也是深圳産業更新重要的十年，低端産業的擠出、更大規模的科技産業和新型産業的規模化和結構性形成，創造了大量的機會，也制造了大量的流動性（人、商務和産業的流動性）；近十二年，我覺得是深圳的城市整體價值認同。随着深圳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的整體能力持續提升，深圳作為一個現代化城市的整體價值形成，深圳人對這座城市在文化上、産業上、生活上等方面的綜合認同感普遍得到增強。二十多年，深圳在人口平均年齡上整體“年輕化”說明了，到目前為止，主要還是年輕人、不同時代的年輕人和創造者、創業者。經過了幾個代際仍然年輕化也說明了在人口結構變化的過程中，城市對中及老齡者（尤其是基數龐大的普通務勞工員）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
黃東和也認為，“20多年下來，深圳年味越來越濃，與親人膩在一起的時光越來越多，深圳更像是自己的家園，而不僅僅是一個淘金地或夢想樂園了。”
他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了深圳人的歸屬感與身份認同。深圳歸屬感的話題，公共媒體很關注某個關鍵性的節點，對于具體的個人來說，關鍵節點卻是不同的。一定要問深圳人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是什麼時候産生的，我想可能是從深圳人回不去故鄉開始的。深圳人來自五湖四海，打拼一年，誰不想會故鄉過年？可突然間，深圳人發現：故鄉回不去了。父母亡故，故鄉的牽挂沒了；話不投機，兒時的玩伴玩不到一起了；情景變遷，故鄉也在變化，記憶中的故鄉找不到了……，如此等等，深圳人開始在故鄉與深圳之間作選擇。選擇一經作出，深圳人的歸屬感就變得泾渭分明了。大體而言，三來一補經濟吸納的外來務勞工員，大多數會退回老家；2008年新勞動法實施，三來一補經濟時代宣告結束，後來的深圳人暫居深圳的“打工心态”的就弱化了，更多的是期待入城，期待成為深圳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深圳市民，不希望退回故鄉了。這個時候，人們就不把深圳當做别人的城市，而是當做自己的人生“主場”、自己的“新家園”了。
2012年以來
“來了，就是深圳人”
成為重要的身份認同
2010年，對于深圳确實是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那一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當年8月，深圳舉辦了深圳最有影響力十大觀念評選活動，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其中“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句口号就是入選的十大觀念之一。
2012龍年春節期間，一份深圳版的“歡迎體”海報在微網誌上熱傳，令人耳目一新，赢得了萬千網友與深圳市民的強烈共鳴,引起了市内外媒體的廣泛關注。“來了，就是深圳人”一躍成為深圳2012新年最熱詞彙，赢得了萬千網友與深圳市民的共鳴。
可以說，從2010年至今，“來了，就是深圳人”已不僅是一句口号，而成為深圳人身份認同與城市認同最顯著的辨別與象征。那麼作為深圳人的身份認同具體展現在哪些方面？
黃東和表示，很難用一個詞、一個概念、一句話來說清楚，深圳人的身份認同到底是什麼，如果一定且隻能用一個詞來形容，那我唯一的答案就是“改革開放”。這四個政治色彩很濃郁的字，使得當年投奔深圳的人，無論處境多麼狼狽、以往如何不堪，都會瞬間腰杆挺拔、身軀偉岸起來。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今天，從普通人到市政官員，不改革、不開放、不為改革開放做出點成績，就不會被承認是“深圳人”，隻會被看做是深圳的“敗類”“蠹蟲”“投機分子”“鍍金者”“過客”。你有沒有賺到錢，事業成功還是失敗，這都不重要，深圳人不以成敗論英雄，但是如果你不改革開放，甚至做與改革開放相反的事情，你再飛黃騰達，你也不配稱為“深圳人”。這是40年來，深圳人最大的共識，從來沒有變過。什麼時候深圳人不講改革開放了，那深圳就蛻化成為一個普通城市，再也不是一個令人從内心裡景仰的城市了。
胡野秋則認為，深圳人的身份認同是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的，改變始于二十年前。最重要的原因是，經過特區前二十年的社會整合，城市的“市井氣”日益濃厚，尤其是文化空間的建構、文藝氛圍的營造，讓深圳人産生了強烈的迷戀感和歸依感，擺脫了城市早期的文化自卑，使得市民在比較中有了自然的選擇。因為世界城市發展史告訴我們，人們選擇居住地的最大選項是文化、藝術等等精神性的因素，而非純物質性的因素。再加上深圳移民城市自帶的包容氣息，讓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無處不在的自由和放松。城市幹淨整潔的市容、明澈清新的空氣、寬廣浩瀚的大海等等也為人們留在深圳提供了無可替代的環境條件。
胡野秋說，以前深圳人見面最常見的問話是：您是哪裡人？就像内地人會問：您吃了嗎？但現在這樣詢問的機率大大降低，更多的人已經建立起“深圳人”的身份意識，尤其是深二代、深三代占比越來越大，這種集體身份認同已經基本完成。八九十年代自認“深圳人”的比例不到20%，新千年的頭十年，這種比例已經接近40%，近十二年，這種深圳人的身份認同已經超過一半了，現在出差甚至回鄉，我們都會脫口而出“我們深圳如何如何……”。
胡野秋表示，“随着深圳城市的發展，現在深圳人的歸屬感越來越強了，政府、企業都經常組織集體包餃子活動，是以留深過年逐年增多，現在的春節再也不會寂寞了，我斷定今年一定是深圳建特區以來留深過年人數最多的春節。”
最近六七年
更多深二代深三代紮下根
在此安心，在此安身
作為一位有影響力的本土學者，廖虹雷近年常在圖書館等公共空間講座，他發現了一個細節頗具說服力。“六七年前，我在圖書館講深圳的曆史、文化、民俗，一望下去全是白頭發的老人，他們是第一代打工者，現在退休了，有時間來圖書館看書看報聽講座，他們之前在工作中可能對這個城市并不怎麼了解，現在想更深的了解這個自己生活了幾十年的城市。近兩年，發現來聽講座的年輕人占的比例更大，有80後，也有90後與00後，這些年輕人對深圳的曆史文化也有很濃厚的興趣。更讓我意外的是，我正在上高中的孫女，她有一天跟我說，她要寫一篇南頭古城的論文，問我對南頭古城是否了解，最後她通過實地通路與調查，真的寫出一篇論文。”
廖虹雷認為，更多的深二代，深三代在深圳紮下根，進而增強了深圳的家園意識，而讓更多人留在深圳過年的最直覺的因素，可能展現在對社群文化的建構，如政府在春節期間主導的2000多場的公益文化活動，把文化送到基層、社群，每年主辦鄰裡文化節等，大量的文化生活，讓更多的人聯系起來，将情感融在一起。
2022年1月，廖虹雷的新書《收藏深圳歲月》由華文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有諸多對深圳過春節習俗的書寫。無獨有偶，南兆旭寫的《深圳自然博物百科》也在今年1月由海天出版社推出。這是更大體量的一個表達“在地關懷”的深圳文獻，668頁，90萬文字，3500多張圖檔，同時用136 個紀錄長片與短片、72件音頻、82 套VR全景影像，立體地呈現了深圳多樣的自然生境和生活在其中的萬千生命。
南兆旭表示，《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試圖傳遞的是“在地關懷”——全球視角下的家園意識：對一個超過90% 的人口都是在40 多年裡遷徙而來的城市來說，此處安身，是我們的新家園，此處安心，是我們的新故鄉。我們一同探知這片土地的曆史與自然，一同參與家園城市的進步與改變，一同憧憬并共同創造這個城市美好的未來。
對于深圳人近年來越來越強烈的城市認同，南兆旭同樣感受深刻，他表示，每當自己發表關于深圳城市人文、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的文章，或做現場分享，都會引發很好的反響與回饋，都會有大量的響應，這是讓他也很感動的。
談及感受最深的認同僚例，是2020年深圳經濟特區40周年生日，8月26日那一天，應該是官方舉辦各種活動，但因受疫情影響，官方的紀念活動都是放在年底，但那一天民間有大量的自發性的紀念活動，他們公司的同僚去蛋糕店買蛋糕，要在公司做紀念活動，但發現蛋糕脫銷了，買不到蛋糕，一打聽，都是買去為深圳慶生的。在朋友圈裡，也看到各種慶祝深圳40周年的圖檔與場景。
“2020年有着非常明顯的變化，這一年，深圳其實過了兩次生日，一次是8月26日這一天，大量的民間自發的紀念活動，一次是在年底，政府舉辦的大型慶祝活動。都非常有意思。”
南兆旭表示，判定深圳人的城市認同有一個明顯的時間标志點，就是當年那些20歲、30歲來深創業的深一代在深圳生活的時間已超過了他的出生地、出發地，超過了他在故鄉生活的時間，深一代開始逐漸懷舊，明确在深圳退休了，終老在深圳，這時候深二代、深三代都出現了，家園意識自然就流露出來，常居地成為一個新故鄉。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所學生院人文學院執行院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于長江認為，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國際化城市、工商業城市，觀念超前，尤其這方面表現多元化，比如新一代深圳人，可能是廣府、客家、潮汕多重認同，也可能是原省和深圳雙重認同。深圳的認同，要展現這種多重性。
2015年春節的花市。
2018年大鵬的春節。
2019年甘坑小鎮燈籠節。
2020年寶安花市，悠閑逛街的一家大小。
2021年2月7日，“深圳感謝您”宣傳海報在深圳各地亮屏，這是對留下過年的人們說的。
2020年以來
深圳春節有了自己的新民俗
作為新故鄉的深圳，是否湧現與形成了城市自身的新的春節習俗呢？會有哪些新的方式與玩法呢？
黃東和表示，逛花市、旅遊、讀書……，這些都是深圳人的春節新民俗。北方移民的春節習慣廣東化，深圳傳統春節習俗與北方民俗的融合創新，是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也是深派新民俗萌生的機緣。北方移民在深圳過春節，一定會把北方老家的過年習俗帶過來，但是既然已經移民到深圳了，那麼廣東深圳的傳統春節習俗也會得到新移民的重視，于是南北雜糅就成為深圳春節習俗的一個顯著特色。既包餃子，也吃湯圓；既上面食，也蒸年糕；既炖老湯，也熏臘肉；既着洋裝，也穿唐裝；既在網上拜年，也到花市遊街河…… 經過若幹年的水乳交融，深圳人自己可能都不覺得的情形下，外人一看十分奇怪的一種深圳年俗，說不定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我以為，在目前階段，不用為深派年俗下定義，隻要深圳人覺得舒服、願意嘗試，任何一種過年方式都值得嘗試。總有一天，人們會發現，我們曾經有過的春節記憶、我們曾經興奮不已的嘗試和模仿，以及我們曾經不得已的改變和适應，都是在以生命體驗的形式為深派生活方式探索定格。一切，讓時間來選擇。
胡野秋認為，深圳人的春節有自身的特色，首先是注重文化内涵，比如舉家逛博物館、圖書館、書城，阖家聽音樂會、看話劇、電影，宅在家裡的人也大都會讀讀書。此外因為深圳得天獨厚的溫暖氣候，也讓深圳人“逛花市”成為新民俗，在北方一片蕭瑟的寒冷中，深圳人可以在姹紫嫣紅中享受春光，深圳的女性春節仍然可以穿漂亮的裙子，男性也不會穿的臃腫，時尚、靓麗是深圳春節的獨特風景。
楊宏海表示，深圳在4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己經形成了一些獨特的與春節相關的生活方式和新民俗，簡單說來就是生活方式與民俗更靠近“嶺南化”。比如深圳每年春節都有大量勞務工留深過年，曆年形成了春節給青工千人餃子宴“送關愛”活動，約定成俗。前幾天我參加龍崗區春節關愛送“大盆菜“活動，得知不少社群都有這樣的舉措，看來業已蔚然成風。
南兆旭表示，深圳過春節最大的文化就是休息文化，不互相打擾，在這個時候不會輕易來回走動，這個時間就是非常珍貴的安靜的時間。
（2020年資料：“酒店度假”趨勢明顯，常駐地為一線及新一線城市使用者更願意通過“酒店度假”來犒勞自己過去忙碌的一年。）
作為一位80後，管理學博士、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袁園，2020年第一次在深圳過春節，以往都是帶父母去外地旅遊。她覺得變化的原因是對春節的過法出現了新的了解和形式。在深圳落地生根的新深圳人大多屬于80後，原本也是獨生子女多。是以沒有那種多子女家庭需要從不同地點回老家團聚的那種語境了。尤其深圳氣候又好，往往父母會跟随子女來深圳過年，甚至戶口随遷過來。深圳人的身份認同來自敢于夢想，積極進取，勇于創新。這個群體的比例也在增大，因為90後00後是主要新增人群，他們對自己想要什麼更有主見。
2021年，于長江過了一個特别的春節，一個“雲春節”。他受深圳一遊戲《迷你世界》所邀請，與一個虛拟人物線上上談起了春節民俗。《迷你世界》是一款沙盒創造類遊戲，所有玩家們可以通過遊戲所提供的建材創作很多自己想要的東西。而去年春節期間，玩家可以在遊戲裡建造和老家一模一樣的建築，挂上紅燈籠、貼上春聯，彌補不能回家過年的遺憾。于長江則作為民俗專家，講述不同地區的春節風俗。在他看來，中國的春節風俗成百上千種，每個人能體驗到的不足百分之一。玩家用曆史與想象搭建出心中的春節，讓更多有地域特色的春節讓更多人看到，讓祈福的心意穿越時間與空間。而據南都記者了解，今年這款遊戲同樣上線了濃濃春節味道的古代春節版本，在遊戲裡穿越時空，過個唐風中國年。
2021年春節，留深過年的年輕人與家人上線智慧大螢幕，實作沉浸式雲團圓拜年。
有了将虛拟世界與現實春節連通的新體驗，于長江認為：深圳人的歸屬感與城市認同就不應該簡單的盯在地理認同這一層面上，因為深圳的城市建設有一半是線上上時代過的。随着資訊時代和線上時代的到來，線上新一代人到來，他們對認同的建構和傳統的地理不一樣了，而深圳這個城市在這種建構中明顯有優勢。深圳要建構一個不同于以往舊結構和舊認同的淩駕于之上的新人文社會結構。這個意義上，移民城市深圳可以是一個元城市，元體系，地理實體意義在弱化，心理歸屬、人文偏好興趣、産業供應鍊、社會紐帶、行業關聯感、科技效果效應等意義的認同可能更多。在此次元上，家園意識也在更新、建構中。具體是什麼樣的，還得鼓勵大家探索。
于長江表示，春節在都市裡的過法也在探索中，比如傳統的家庭聚會，到外出年夜飯，青年人也有自己的聚會。被都市化改造的傳統儀式，也很重要，包括不得不改變的祝福方式，例如線上紅包。一方面，深圳人不回家有些人可能是在追求一種不需要尊重傳統的解脫感，是以，可見春節有一種嘉年華化的趨勢。另一方面，有一些傳統意願強的人口，也在貼各種神符神像，也會祭拜先人等。對于深圳而言，對于燒紙、祭拜等傳統習俗不能一禁了之，這不利于深圳作為新城市文化的生成，而是要探索有足夠文化含量的替代。關鍵要給人們更多選擇，在傳統家庭血緣紐帶之外，新的紐帶要生成，要在傳統中派生出來。對深圳而言，企業和各種機構的“年會”“團拜”，學校、企業、機關等為留守人員舉辦的各種活動，可能是最直接形成“新民俗”的地方。另外，正如之前說的，深圳作為元城市，建構元體系，應該有它民俗的新次元。
從留深過年折射出的“深派文化“
在實施大灣區戰略中做一個“新嶺南人”
曆經40餘年，深圳從“别人的城市”變成“自己的家園”，從中我們看到深圳城市的發展與變遷，也看到城市人文性明顯的提升與改變。那麼如何進一步增強家園感，讓更多人将這裡當作自己的精神家園，将文化認同變成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專家們也紛紛建言。
黃東和表示，“政治理念意義上的認同太過剛硬，深圳人應該着手建立文化意義上的認同。就像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是北京人和上海人文化認同的辨別，深派文化應該成為深圳人的文化辨別。海派文化是從海派文學、海上文壇開始的，我從2012年開始推動睦鄰文學獎，借助政府宣傳文化基金的力量，推動深圳本土文化題材的文學原創，算是深派文學集聚和沉澱。十年來，睦鄰文學獎日益為深圳文學圈所認同，并且正在走出文學圈，形成深圳人的文學自覺和文化自覺，我以為這是做得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值得進一步做好。深圳人40多年來創造的物質财富固然是輝煌的，深圳人40多年來的精神留存，可能更加瑰麗。舉起深派文化大旗的時機，我以為已經成熟了。”
楊宏海認為，可繼續在“城市認同”與“文化認同”進行深挖。“為什麼我的雙眼常含淚水，因為是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移民來到這座城市，應該讓他們對腳下這片土地産生感情。可以從挖掘本土曆史，講好深圳故事方面着手，讓市民認識本土曆史文化的根脈，提升深圳人對這座城市的自豪感。我在研究深圳客家三百多年曆史中，挖掘出六個重要的曆史事件，亦是可歌可泣的深圳故事。每次出去演講這些，都能與聽衆，尤其是大中學生産生共鳴。聽衆都會以這座城市的光榮曆史感到自豪，進而更愛這座城市，更自覺地形成家園意識。
深圳地處嶺南之地，是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深圳移民來自五湖四海，但既然是“來了就是深圳人”，就應當認同嶺南文化，并且在實施大灣區戰略中建設“新嶺南文化”。這也是促進“身份認同”的條件之一。古人雲：“日久他鄉即故鄉”，“此心安處是吾鄉”。我們在嶺南的土地上生活，便要入鄉随俗，移風易俗，做個真正的“大灣區人”“新嶺南人”或“新客家人”。事實上，新移民來到這片土地，便已成為新客家人或新嶺南人。在這片各地移民混雜、多種方言荟萃、新風舊俗滲透的城市裡，一種與這種城市相适應的新民俗已經悄然出現，如春節吃大盆菜，煲靓湯，逛花市等等，都已經成為新移民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且，在新的曆史時期，“疫情”的出現，給社群管理帶來極大的變化，賦予社群更多的工作職能。需要在政府的指導下，以社群為機關，對嶺南傳統的物質文化，如圍屋民居、文化街區等，做好保護與利用。而對于傳統的嶺南“非遺”文化，如山歌、麒麟舞，舞龍舞獅等等，則要在保護中活化傳承，并讓更多的市民參與其中，尤其是傳承給深圳新生代，讓他們從小養成對本土文化的熱愛，形成“文化認同”，加入新“國潮”文化之中，而不至于在外來文化的入侵與滲透中丢掉了自身的“根與魂”。
楊宏海建議深圳市民學習蘇東坡入鄉随俗“不辭長作嶺南人”“此心安處是吾鄉”，以及客家人四海為家、落地生根、“日久他鄉即故鄉”的精神，實作對這片土地的文化認同與城市認同，在實施大灣區戰略中做一個“新嶺南人”！
（2021年，龍崗區總工會主辦了“我們的全家福”新春關愛攝影活動。）
（留深過年，社群、人際氛圍決定了年味的濃淡。2021年春節。馬巒街道商戶自掏腰包，請書法家手寫了600多副春聯送給小區業主和過年堅守崗位的環衛勞工。）
袁園認為，多加強社群活動，社群居民的聯結。遠親不如近鄰，現代人壓力大工作忙，很難有機會認識工作圈外的朋友。如果社群能夠通過組織有趣的，适合不同年齡層需求的活動，将有主與增強這種在地的歸屬感。春節新民俗除了我剛剛提到的帶父母外出旅行，或與大家庭一起旅行團聚之外。還包括爬山登高，仙湖弘法寺上香祈福，逛美術館博物館等等吧。
深圳人文性明顯提升與文化公共場館的創新營運，市容市貌改善，公園與文化設施融合發展，公共交通不斷完善便利，文化節慶活動潮流化等息息相關吧。
高海燕表示，除了在經濟上保持持續增長外，還要加大公共服務的供給能量，提高教育、衛生、住房等領域的資源規模、覆寫能力。一句話，既要保持深圳的機會能力，同時要不斷提高宜居水準。在城市文化上，要始終保有以政府改革開放、市場主體創新創造、市民意識現代包容為基礎結構的先鋒和活力。這就是深圳，這就是深圳的“家園意識”形成的重要來源。
胡野秋同樣認為，最主要的還是要看政府的公共服務意識和能力，讓市民獲得安全感非常重要，從日常生活、社會福利、醫療教育保障等等方面都要讓市民更充分的獲得感。此外，房價的控制也是需要加大力度的，“居者有其屋”是生存的最重要物質保障。我們一直以移民城市為标志，但不能永遠戴着“移民城市”的帽子，總有一天我們的主體市民會成為“原住民”，隻有公共服務提高了，才能促使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原住民。
南兆旭表示，家園感的增長顯性的表現就是人在這個城市安身立命，生活在這個城市有種安全感，深圳在城市服務，城市管理能力與管理方式，表現都很優秀，給人幸福感。這個城市給了老年人很多政策，希望政策上能更多向深圳的年輕人傾斜，要容納有能力、有野心的人，就像自然生态需要溫地一樣，城市建設的生态上也應該有濕地，不能把所有的城市設施都搞得高大上，早年在深圳創業的人都是從零開始，60%-70%的人都在城中村居住過。要給未來留一些基礎，不能把底層生長的空間給滅殺了，給年輕人更多空間，這些年輕人中保不準就有當年的馬化騰、當年的任正非。
廖虹雷也表示，深圳大都市需要溫潤，民俗在融入當代的新體驗，其實就是将文化化為有血有肉的生活細節，融進人們的血液裡，讓更多人在這片土地上紮根。
（2021年春節，來深8年的創業者家庭——蔡東翔和劉晨一家留守過年。）
（2022年春節前，整理收納咨詢師黃蓓進入業務繁忙期，訂單接到了年後，她不光會跟家人留深過年，還會走進很多深圳人的家庭，幫助他們有儀式感地迎接新的一年。）
采寫：南都記者 謝湘南 黃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