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节将至，这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的第42个春节。百节年为首，过年，过春节，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仪式，它从历史的长河中流袭而来，一直照耀着中国人的精神图谱与家园意识，作为时间之轮的重要标记，过年演绎着中国人最为普世的欢欣与团聚，它也是最生动最形象的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每至春节，中国大地上就上演着人类历史最壮观的人口流动图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城市，更是其中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然而近十年来的春节，我们看到一种全新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在深圳过年，有些把远方的父母接到深圳，有些在深圳建立全新的春节密码与过节方式，深圳不再是一座节日里的“空城”，而是有着浓浓年味与烟火气的繁闹都市。
梳理深圳人40多年来过年的历程，我们发现这个城市从二世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众认知上的“别人的城市”，变成了新世纪之后“自己的家园”，“来了就是深圳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深圳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越来越强烈。深圳不再是空间意义上，或某个人生节点上的寄居地，而是真正的家园——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家园。
深圳2022年湾区超级灯会。
2022年1月25日，龙华区向500多名来自抗疫一线、环卫工人、美团骑手、建筑工人等送上年夜饭礼包，展示推广粤菜大师的精湛技艺，送上春节的祝福。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深圳是“别人的城市”
春节上演异乡人的寂寞
“没有一座城市像这样一座城市/春节来临，上演一出空城记/没有一座城市像这样一座城市/在我的迷恋中和谐了生命的轨迹//那个凄惶的早晨/炮竹屑在小巷里盘旋/那么多的门都紧闭着/这是年初一，我步行在十九岁//姐姐在她的宿舍用小煤油炉做好了鱼/她的等待是寒风中惟一的温暖/我和宿舍中熟悉的几张面孔打了招呼/和姐姐坐下来享受鱼的热气//没有一座城市像这样一座城市/中国的节日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是诗人谢湘南90年代中期写的一首诗，描写他1994年在深圳上沙村过春节的情景，那也是他在深圳过的第一个春节。在他的《深圳时间》一书中，他同样记叙了当年在深圳过的第一个难忘的春节的场景。
1990年的深圳，像谢湘南这样的外乡人有160多万，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整个90年代，深圳年均人口增长46.5万，2000年突破700万。1990年，深圳作家林坚在《花城》发表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林坚被称为第一代“打工作家”，这篇小说也可以说是深圳当年具有标志性的一篇文学作品，从此“别人的城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众多外来者对深圳的代称。
文化学者胡野秋也是90年代初来到深圳的。他告诉南都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春节还是三十年前刚来深圳的第一年，那时的深圳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而且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回乡过年，所以整个城市真的是万人空巷，我走在空荡荡的深南中路上，觉得有点像阿波罗登月的情形。那年的除夕我是在电台的直播间过的，那时的老电台还在红桂路，当时录的节目叫《夜空不寂寞》，其实主持人霞光和我们几个嘉宾都寂寞得很，不断打进来的听众电话也都诉说着寂寞。”
长期研究深圳本土自然与历史的学者、作家南兆旭1989来到深圳定居。他对1990年在深圳过的第一个春节同样记忆犹新：“感觉整个深圳都没有人了，街上空荡荡的，没有服务设施，商店都关门，当时的居所里也没有炉灶，除夕那天，我与妻子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最后找到东门，街上有一个卖串串烧的摊子，当时就买了一些烧好的饺子，把这个年过了。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节目，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大家都把这个城市当作一个过度的地方，平常在这干活，到了春节就哗地离开了。”
（离开一线城市和珠三角的春运“摩托大军”：2000年前后，许多在珠三角打工的外来工买了摩托车，平时用于上下班，春节回家买不到票时，就直接骑摩托车回家。）
广东省省情专家库专家、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宏海，在深圳过的印象最深刻的春节也是1990年， “我内地亲人来深过年，我陪同他们去华侨城观看中华民俗文化村表演节目，深圳新兴移民城市将内地服饰文化移植过来创作《东方霓裳》，上演一场美轮美奂的节目，让内地亲人深感眼前一亮。”
一方面是扛着大包小包挤上春运的火车返乡的外来工大军，一方面也有少数的人从内地初来感受深圳这样一个新兴城市的旅游景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罗湖火车站成为真正的人潮人海之地。尤其在春节前后，当年来到深圳的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那是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与烙印。买火车票的队伍排上两公里，一张返乡的火车票代表的不仅是在外久居对亲人的想念，更是代表着要将在深圳的收获带给家里的希冀。
80年代罗湖火车站。
2013年春运。
深圳火车站。
与大多数“外乡人“的感受与视角，有些许不同，深圳土生土长的民俗学家廖虹雷，除了看到外乡人像候鸟一样离开，也看到了香港亲人在罗湖桥那头，送各种电子产品、衣服与稀缺物质给深圳亲人的感人场面。在廖虹雷看来，那时候的深圳起到了这样一个物质转移的桥梁作用。因为深圳处在香港与广州之间，改革开放初期，尚未富裕起来的深圳本地人，同样盼望着香港的亲人能来团聚。而深圳周边的城市，如东莞、惠阳、增城、河源、汕头等，因为有亲人在香港，会来深圳与香港的亲人见上一面。而那些来深圳打工的人，同样会把在深圳赚到的财富，买到的好东西带回家乡。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乘着改革开放东风奔赴而来的深一代，更多把这个城市当作淘金地，淘金是那个时代深圳的“主旋律”，“敢闯敢干”、“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那个时代，来到深圳的大多数人的行动指南与精神坐标。
1997年，大学刚毕业来深圳的黄东和，后来成为一个深圳主义者、深商精神的书写者、深派文化学者，他起了一个在深圳文化圈被人熟知的网名老亨，当年他也有着这样的体会，但他来深圳后，几乎每个春节都在深圳过。让他记忆犹新的是1999年的春节，“我花了一年的工资创办了‘一切与深圳有关’的因特虎个人网站，每天没日没夜地为网站搜罗与深圳相关的资料。这年春节除了年夜饭和大年初一拜年是和亲人在一起，其余时间都‘猫’在办公室上网，对家人谎称值班，其实是蹭公家的免费网络搜集整理资料。” 互联网的兴起是一个新的纪元。正是在1998年11月，马化腾等人在深圳创立了腾讯。在马化腾、黄东和身上，我们也看到一股创业的潮流在深圳慢慢演变成热浪，而创业让更多人在深圳有了扎根的意识，有了要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强烈意愿。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预示着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这期间也是深圳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的关键窗口期。这一年也被称为深圳的“人事改革年“，深圳推出六项吸纳优秀人才新政策，掀起了“孔雀东南飞”的高潮。
2010年前后
“倒流”现象出现
把家人从外地接到深圳过年
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人口的暴增是有目共睹的。1979年，深圳常住人口数量31.41万，2021年，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深圳人口1756万人，近十年深圳人口增长率在68.47%，居全国之首。42年间，深圳人口增长约56倍。几何级人口增长的背后，说明深圳的活力与魅力，也说明深圳的吸引力。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人留在深圳过年了呢？在深圳过年的原因又是什么？
花市是一个城市过节人气的指标。深圳市迎春花市始创于1982年，开市时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到现场采访。
1998年，深圳迎春花市选址爱国路，花市第一次修筑了大气的门廊。
从2000年到2015年，爱国路迎春花市客流逐年增多。羊年迎春花市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30万人次，大年三十晚上就有20万人逛花市。
南兆旭回忆，2005年以后，才慢慢会有人留在深圳过年，到2010年左右，越来越多深圳人就把这里当家了，开始有倒流现象，把家人从北方接来，深圳春节的时候，气候是非常好的，餐厅开始有服务，可以订年夜饭，过年的气息就越来越浓。
杨宏海表示，这几年我较多在深圳过年，觉得较大的变化是留深过年的人越来越多了，感觉深圳作为城市是越来越成熟了，在社会治理方面更科学与文明，更关注民生，给市民予更多的获得感。这两年，好多城市被“疫情”攻陷，手忙脚乱，而深圳却走得很稳，一切都有条不紊，市民很配合政府管理，不慌乱，不急躁，有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感觉。近十年来，在深圳过年的人是越来越多，“深圳是我家”“来了就是深圳人”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在深圳找到了归属感。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城市营运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执行院长、房地产研究专家高海燕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深圳过年这个变化，尽管没有具体的年份，但整体性变化的节点，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一代二代深圳人的代际结构生成，很多深圳人已经不是“人”在深圳，是“家”在深圳了，“家“在哪里，“年”在哪里；二是越来越多深圳人在深圳有“房”了，对一些人来说，房子+工作+熟悉社群，建立了“家园意识”。 “家园感”增强了。
高海燕认为，80-90年代是机会主义认同，淘金梦导引着人们抵达深圳；因为观念开放和制度创新建立了深圳的“容纳度“和”吸引力“。新千年的头十年应该是商业价值认同，尤其是深圳的科技和产业体系对创新和创富的支撑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的。同时，这十年也是深圳产业升级重要的十年，低端产业的挤出、更大规模的科技产业和新型产业的规模化和结构性形成，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也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人、商务和产业的流动性）；近十二年，我觉得是深圳的城市整体价值认同。随着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整体能力持续提升，深圳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整体价值形成，深圳人对这座城市在文化上、产业上、生活上等方面的综合认同感普遍得到增强。二十多年，深圳在人口平均年龄上整体“年轻化”说明了，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年轻人、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和创造者、创业者。经过了几个代际仍然年轻化也说明了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城市对中及老龄者（尤其是基数庞大的普通务工人员）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黄东和也认为，“20多年下来，深圳年味越来越浓，与亲人腻在一起的时光越来越多，深圳更像是自己的家园，而不仅仅是一个淘金地或梦想乐园了。”
他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深圳人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深圳归属感的话题，公共媒体很关注某个关键性的节点，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关键节点却是不同的。一定要问深圳人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想可能是从深圳人回不去故乡开始的。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打拼一年，谁不想会故乡过年？可突然间，深圳人发现：故乡回不去了。父母亡故，故乡的牵挂没了；话不投机，儿时的玩伴玩不到一起了；情景变迁，故乡也在变化，记忆中的故乡找不到了……，如此等等，深圳人开始在故乡与深圳之间作选择。选择一经作出，深圳人的归属感就变得泾渭分明了。大体而言，三来一补经济吸纳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数会退回老家；2008年新劳动法实施，三来一补经济时代宣告结束，后来的深圳人暂居深圳的“打工心态”的就弱化了，更多的是期待入城，期待成为深圳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深圳市民，不希望退回故乡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不把深圳当做别人的城市，而是当做自己的人生“主场”、自己的“新家园”了。
2012年以来
“来了，就是深圳人”
成为重要的身份认同
2010年，对于深圳确实是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当年8月，深圳举办了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就是入选的十大观念之一。
2012龙年春节期间，一份深圳版的“欢迎体”海报在微博上热传，令人耳目一新，赢得了万千网友与深圳市民的强烈共鸣,引起了市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来了，就是深圳人”一跃成为深圳2012新年最热词汇，赢得了万千网友与深圳市民的共鸣。
可以说，从2010年至今，“来了，就是深圳人”已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成为深圳人身份认同与城市认同最显著的标识与象征。那么作为深圳人的身份认同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东和表示，很难用一个词、一个概念、一句话来说清楚，深圳人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如果一定且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我唯一的答案就是“改革开放”。这四个政治色彩很浓郁的字，使得当年投奔深圳的人，无论处境多么狼狈、以往如何不堪，都会瞬间腰杆挺拔、身躯伟岸起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从普通人到市政官员，不改革、不开放、不为改革开放做出点成绩，就不会被承认是“深圳人”，只会被看做是深圳的“败类”“蠹虫”“投机分子”“镀金者”“过客”。你有没有赚到钱，事业成功还是失败，这都不重要，深圳人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如果你不改革开放，甚至做与改革开放相反的事情，你再飞黄腾达，你也不配称为“深圳人”。这是40年来，深圳人最大的共识，从来没有变过。什么时候深圳人不讲改革开放了，那深圳就蜕化成为一个普通城市，再也不是一个令人从内心里景仰的城市了。
胡野秋则认为，深圳人的身份认同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改变始于二十年前。最重要的原因是，经过特区前二十年的社会整合，城市的“市井气”日益浓厚，尤其是文化空间的建构、文艺氛围的营造，让深圳人产生了强烈的迷恋感和归依感，摆脱了城市早期的文化自卑，使得市民在比较中有了自然的选择。因为世界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人们选择居住地的最大选项是文化、艺术等等精神性的因素，而非纯物质性的因素。再加上深圳移民城市自带的包容气息，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自由和放松。城市干净整洁的市容、明澈清新的空气、宽广浩瀚的大海等等也为人们留在深圳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环境条件。
胡野秋说，以前深圳人见面最常见的问话是：您是哪里人？就像内地人会问：您吃了吗？但现在这样询问的概率大大降低，更多的人已经建立起“深圳人”的身份意识，尤其是深二代、深三代占比越来越大，这种集体身份认同已经基本完成。八九十年代自认“深圳人”的比例不到20%，新千年的头十年，这种比例已经接近40%，近十二年，这种深圳人的身份认同已经超过一半了，现在出差甚至回乡，我们都会脱口而出“我们深圳如何如何……”。
胡野秋表示，“随着深圳城市的发展，现在深圳人的归属感越来越强了，政府、企业都经常组织集体包饺子活动，所以留深过年逐年增多，现在的春节再也不会寂寞了，我断定今年一定是深圳建特区以来留深过年人数最多的春节。”
最近六七年
更多深二代深三代扎下根
在此安心，在此安身
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本土学者，廖虹雷近年常在图书馆等公共空间讲座，他发现了一个细节颇具说服力。“六七年前，我在图书馆讲深圳的历史、文化、民俗，一望下去全是白头发的老人，他们是第一代打工者，现在退休了，有时间来图书馆看书看报听讲座，他们之前在工作中可能对这个城市并不怎么了解，现在想更深的了解这个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近两年，发现来听讲座的年轻人占的比例更大，有80后，也有90后与00后，这些年轻人对深圳的历史文化也有很浓厚的兴趣。更让我意外的是，我正在上高中的孙女，她有一天跟我说，她要写一篇南头古城的论文，问我对南头古城是否了解，最后她通过实地访问与调查，真的写出一篇论文。”
廖虹雷认为，更多的深二代，深三代在深圳扎下根，从而增强了深圳的家园意识，而让更多人留在深圳过年的最直观的因素，可能体现在对社区文化的建构，如政府在春节期间主导的2000多场的公益文化活动，把文化送到基层、社区，每年主办邻里文化节等，大量的文化生活，让更多的人联系起来，将情感融在一起。
2022年1月，廖虹雷的新书《收藏深圳岁月》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有诸多对深圳过春节习俗的书写。无独有偶，南兆旭写的《深圳自然博物百科》也在今年1月由海天出版社推出。这是更大体量的一个表达“在地关怀”的深圳文献，668页，90万文字，3500多张图片，同时用136 个纪录长片与短片、72件音频、82 套VR全景影像，立体地呈现了深圳多样的自然生境和生活在其中的万千生命。
南兆旭表示，《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试图传递的是“在地关怀”——全球视角下的家园意识：对一个超过90% 的人口都是在40 多年里迁徙而来的城市来说，此处安身，是我们的新家园，此处安心，是我们的新故乡。我们一同探知这片土地的历史与自然，一同参与家园城市的进步与改变，一同憧憬并共同创造这个城市美好的未来。
对于深圳人近年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认同，南兆旭同样感受深刻，他表示，每当自己发表关于深圳城市人文、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的文章，或做现场分享，都会引发很好的反响与回馈，都会有大量的响应，这是让他也很感动的。
谈及感受最深的认同事例，是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生日，8月26日那一天，应该是官方举办各种活动，但因受疫情影响，官方的纪念活动都是放在年底，但那一天民间有大量的自发性的纪念活动，他们公司的同事去蛋糕店买蛋糕，要在公司做纪念活动，但发现蛋糕脱销了，买不到蛋糕，一打听，都是买去为深圳庆生的。在朋友圈里，也看到各种庆祝深圳40周年的图片与场景。
“2020年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一年，深圳其实过了两次生日，一次是8月26日这一天，大量的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一次是在年底，政府举办的大型庆祝活动。都非常有意思。”
南兆旭表示，判定深圳人的城市认同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标志点，就是当年那些20岁、30岁来深创业的深一代在深圳生活的时间已超过了他的出生地、出发地，超过了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深一代开始逐渐怀旧，明确在深圳退休了，终老在深圳，这时候深二代、深三代都出现了，家园意识自然就流露出来，常居地成为一个新故乡。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于长江认为，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国际化城市、工商业城市，观念超前，尤其这方面表现多元化，比如新一代深圳人，可能是广府、客家、潮汕多重认同，也可能是原省和深圳双重认同。深圳的认同，要体现这种多重性。
2015年春节的花市。
2018年大鹏的春节。
2019年甘坑小镇灯笼节。
2020年宝安花市，悠闲逛街的一家大小。
2021年2月7日，“深圳感谢您”宣传海报在深圳各地亮屏，这是对留下过年的人们说的。
2020年以来
深圳春节有了自己的新民俗
作为新故乡的深圳，是否涌现与形成了城市自身的新的春节习俗呢？会有哪些新的方式与玩法呢？
黄东和表示，逛花市、旅游、读书……，这些都是深圳人的春节新民俗。北方移民的春节习惯广东化，深圳传统春节习俗与北方民俗的融合创新，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是深派新民俗萌生的机缘。北方移民在深圳过春节，一定会把北方老家的过年习俗带过来，但是既然已经移民到深圳了，那么广东深圳的传统春节习俗也会得到新移民的重视，于是南北杂糅就成为深圳春节习俗的一个显著特色。既包饺子，也吃汤圆；既上面食，也蒸年糕；既炖老汤，也熏腊肉；既着洋装，也穿唐装；既在网上拜年，也到花市游街河…… 经过若干年的水乳交融，深圳人自己可能都不觉得的情形下，外人一看十分奇怪的一种深圳年俗，说不定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我以为，在目前阶段，不用为深派年俗下定义，只要深圳人觉得舒服、愿意尝试，任何一种过年方式都值得尝试。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我们曾经有过的春节记忆、我们曾经兴奋不已的尝试和模仿，以及我们曾经不得已的改变和适应，都是在以生命体验的形式为深派生活方式探索定格。一切，让时间来选择。
胡野秋认为，深圳人的春节有自身的特色，首先是注重文化内涵，比如举家逛博物馆、图书馆、书城，阖家听音乐会、看话剧、电影，宅在家里的人也大都会读读书。此外因为深圳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也让深圳人“逛花市”成为新民俗，在北方一片萧瑟的寒冷中，深圳人可以在姹紫嫣红中享受春光，深圳的女性春节仍然可以穿漂亮的裙子，男性也不会穿的臃肿，时尚、靓丽是深圳春节的独特风景。
杨宏海表示，深圳在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己经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与春节相关的生活方式和新民俗，简单说来就是生活方式与民俗更靠近“岭南化”。比如深圳每年春节都有大量劳务工留深过年，历年形成了春节给青工千人饺子宴“送关爱”活动，约定成俗。前几天我参加龙岗区春节关爱送“大盆菜“活动，得知不少社区都有这样的举措，看来业已蔚然成风。
南兆旭表示，深圳过春节最大的文化就是休息文化，不互相打扰，在这个时候不会轻易来回走动，这个时间就是非常珍贵的安静的时间。
（2020年数据：“酒店度假”趋势明显，常驻地为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用户更愿意通过“酒店度假”来犒劳自己过去忙碌的一年。）
作为一位80后，管理学博士、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袁园，2020年第一次在深圳过春节，以往都是带父母去外地旅游。她觉得变化的原因是对春节的过法出现了新的理解和形式。在深圳落地生根的新深圳人大多属于80后，原本也是独生子女多。因此没有那种多子女家庭需要从不同地点回老家团聚的那种语境了。尤其深圳气候又好，往往父母会跟随子女来深圳过年，甚至户口随迁过来。深圳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敢于梦想，积极进取，勇于创新。这个群体的比例也在增大，因为90后00后是主要新增人群，他们对自己想要什么更有主见。
2021年，于长江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一个“云春节”。他受深圳一游戏《迷你世界》所邀请，与一个虚拟人物在线上谈起了春节民俗。《迷你世界》是一款沙盒创造类游戏，所有玩家们可以通过游戏所提供的建材创作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去年春节期间，玩家可以在游戏里建造和老家一模一样的建筑，挂上红灯笼、贴上春联，弥补不能回家过年的遗憾。于长江则作为民俗专家，讲述不同地区的春节风俗。在他看来，中国的春节风俗成百上千种，每个人能体验到的不足百分之一。玩家用历史与想象搭建出心中的春节，让更多有地域特色的春节让更多人看到，让祈福的心意穿越时间与空间。而据南都记者了解，今年这款游戏同样上线了浓浓春节味道的古代春节版本，在游戏里穿越时空，过个唐风中国年。
2021年春节，留深过年的年轻人与家人上线智慧大屏幕，实现沉浸式云团圆拜年。
有了将虚拟世界与现实春节连通的新体验，于长江认为：深圳人的归属感与城市认同就不应该简单的盯在地理认同这一层面上，因为深圳的城市建设有一半是在线上时代过的。随着信息时代和线上时代的到来，线上新一代人到来，他们对认同的建构和传统的地理不一样了，而深圳这个城市在这种建构中明显有优势。深圳要建构一个不同于以往旧结构和旧认同的凌驾于之上的新人文社会结构。这个意义上，移民城市深圳可以是一个元城市，元体系，地理物理意义在弱化，心理归属、人文偏好兴趣、产业供应链、社会纽带、行业关联感、科技效果效应等意义的认同可能更多。在此维度上，家园意识也在更新、建构中。具体是什么样的，还得鼓励大家探索。
于长江表示，春节在都市里的过法也在探索中，比如传统的家庭聚会，到外出年夜饭，青年人也有自己的聚会。被都市化改造的传统仪式，也很重要，包括不得不改变的祝福方式，例如线上红包。一方面，深圳人不回家有些人可能是在追求一种不需要尊重传统的解脱感，所以，可见春节有一种嘉年华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有一些传统意愿强的人口，也在贴各种神符神像，也会祭拜先人等。对于深圳而言，对于烧纸、祭拜等传统习俗不能一禁了之，这不利于深圳作为新城市文化的生成，而是要探索有足够文化含量的替代。关键要给人们更多选择，在传统家庭血缘纽带之外，新的纽带要生成，要在传统中派生出来。对深圳而言，企业和各种机构的“年会”“团拜”，学校、企业、机关等为留守人员举办的各种活动，可能是最直接形成“新民俗”的地方。另外，正如之前说的，深圳作为元城市，构建元体系，应该有它民俗的新维度。
从留深过年折射出的“深派文化“
在实施大湾区战略中做一个“新岭南人”
历经40余年，深圳从“别人的城市”变成“自己的家园”，从中我们看到深圳城市的发展与变迁，也看到城市人文性明显的提升与改变。那么如何进一步增强家园感，让更多人将这里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将文化认同变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专家们也纷纷建言。
黄东和表示，“政治理念意义上的认同太过刚硬，深圳人应该着手建立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就像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是北京人和上海人文化认同的标识，深派文化应该成为深圳人的文化标识。海派文化是从海派文学、海上文坛开始的，我从2012年开始推动睦邻文学奖，借助政府宣传文化基金的力量，推动深圳本土文化题材的文学原创，算是深派文学集聚和沉淀。十年来，睦邻文学奖日益为深圳文学圈所认同，并且正在走出文学圈，形成深圳人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我以为这是做得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值得进一步做好。深圳人40多年来创造的物质财富固然是辉煌的，深圳人40多年来的精神留存，可能更加瑰丽。举起深派文化大旗的时机，我以为已经成熟了。”
杨宏海认为，可继续在“城市认同”与“文化认同”进行深挖。“为什么我的双眼常含泪水，因为是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移民来到这座城市，应该让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产生感情。可以从挖掘本土历史，讲好深圳故事方面着手，让市民认识本土历史文化的根脉，提升深圳人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感。我在研究深圳客家三百多年历史中，挖掘出六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亦是可歌可泣的深圳故事。每次出去演讲这些，都能与听众，尤其是大中学生产生共鸣。听众都会以这座城市的光荣历史感到自豪，从而更爱这座城市，更自觉地形成家园意识。
深圳地处岭南之地，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深圳移民来自五湖四海，但既然是“来了就是深圳人”，就应当认同岭南文化，并且在实施大湾区战略中建设“新岭南文化”。这也是促进“身份认同”的条件之一。古人云：“日久他乡即故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们在岭南的土地上生活，便要入乡随俗，移风易俗，做个真正的“大湾区人”“新岭南人”或“新客家人”。事实上，新移民来到这片土地，便已成为新客家人或新岭南人。在这片各地移民混杂、多种方言荟萃、新风旧俗渗透的城市里，一种与这种城市相适应的新民俗已经悄然出现，如春节吃大盆菜，煲靓汤，逛花市等等，都已经成为新移民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疫情”的出现，给社区管理带来极大的变化，赋予社区更多的工作职能。需要在政府的指导下，以社区为单位，对岭南传统的物质文化，如围屋民居、文化街区等，做好保护与利用。而对于传统的岭南“非遗”文化，如山歌、麒麟舞，舞龙舞狮等等，则要在保护中活化传承，并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尤其是传承给深圳新生代，让他们从小养成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形成“文化认同”，加入新“国潮”文化之中，而不至于在外来文化的入侵与渗透中丢掉了自身的“根与魂”。
杨宏海建议深圳市民学习苏东坡入乡随俗“不辞长作岭南人”“此心安处是吾乡”，以及客家人四海为家、落地生根、“日久他乡即故乡”的精神，实现对这片土地的文化认同与城市认同，在实施大湾区战略中做一个“新岭南人”！
（2021年，龙岗区总工会主办了“我们的全家福”新春关爱摄影活动。）
（留深过年，社区、人际氛围决定了年味的浓淡。2021年春节。马峦街道商户自掏腰包，请书法家手写了600多副春联送给小区业主和过年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
袁园认为，多加强社区活动，社区居民的联结。远亲不如近邻，现代人压力大工作忙，很难有机会认识工作圈外的朋友。如果社区能够通过组织有趣的，适合不同年龄层需求的活动，将有主与增强这种在地的归属感。春节新民俗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带父母外出旅行，或与大家庭一起旅行团聚之外。还包括爬山登高，仙湖弘法寺上香祈福，逛美术馆博物馆等等吧。
深圳人文性明显提升与文化公共场馆的创新运营，市容市貌改善，公园与文化设施融合发展，公共交通不断完善便利，文化节庆活动潮流化等息息相关吧。
高海燕表示，除了在经济上保持持续增长外，还要加大公共服务的供给能量，提高教育、卫生、住房等领域的资源规模、覆盖能力。一句话，既要保持深圳的机会能力，同时要不断提高宜居水平。在城市文化上，要始终保有以政府改革开放、市场主体创新创造、市民意识现代包容为基础结构的先锋和活力。这就是深圳，这就是深圳的“家园意识”形成的重要来源。
胡野秋同样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让市民获得安全感非常重要，从日常生活、社会福利、医疗教育保障等等方面都要让市民更充分的获得感。此外，房价的控制也是需要加大力度的，“居者有其屋”是生存的最重要物质保障。我们一直以移民城市为标志，但不能永远戴着“移民城市”的帽子，总有一天我们的主体市民会成为“原住民”，只有公共服务提高了，才能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原住民。
南兆旭表示，家园感的增长显性的表现就是人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生活在这个城市有种安全感，深圳在城市服务，城市管理能力与管理方式，表现都很优秀，给人幸福感。这个城市给了老年人很多政策，希望政策上能更多向深圳的年轻人倾斜，要容纳有能力、有野心的人，就像自然生态需要温地一样，城市建设的生态上也应该有湿地，不能把所有的城市设施都搞得高大上，早年在深圳创业的人都是从零开始，60%-70%的人都在城中村居住过。要给未来留一些基础，不能把底层生长的空间给灭杀了，给年轻人更多空间，这些年轻人中保不准就有当年的马化腾、当年的任正非。
廖虹雷也表示，深圳大都市需要温润，民俗在融入当代的新体验，其实就是将文化化为有血有肉的生活细节，融进人们的血液里，让更多人在这片土地上扎根。
（2021年春节，来深8年的创业者家庭——蔡东翔和刘晨一家留守过年。）
（2022年春节前，整理收纳咨询师黄蓓进入业务繁忙期，订单接到了年后，她不光会跟家人留深过年，还会走进很多深圳人的家庭，帮助他们有仪式感地迎接新的一年。）
采写：南都记者 谢湘南 黄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