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景凱旋：詩歌，讓被遮蔽的“世界”暢開

（圖源：IC Photo）

李佩珊/訪、文

“每思生平所讀，雖廣覽外國文學，然于中國古詩卻更多共鳴，其可怪乎？質言之，唐詩自有其永恒價值，欲成意會，唯心遊詩中，與古人精神相往來。”

東歐文學和思想研究者景凱旋在2021年回歸他唐宋文學的專業，出版了《再見那閃耀的群星：唐詩二十家》一書，他将之稱為“還債的一個心願”。

在這本詩歌随筆中，景凱旋帶領讀者跟随他在唐詩中做了一次個人性的遊曆。東西詩歌的映照和碰撞俯拾即是：例如，他将李商隐的“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和古希臘詩人侬努斯的詩句“西沉的永遠是這同一個太陽”相比照，從中窺見了古代東西方流逝和循環的兩種時間觀。

“西方的曆史時間源于希伯來文化，認為曆史是一個直線矢量，有一個開端和終結，構成過去、現在與未來，現代性就是導源于此，而中國古代文化不是沒有發展出曆史觀念，但這個曆史卻是‘退化’的，這就是唐代懷古詩的真正内蘊。在這方面，東歐或西方的文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景凱旋如是說道。他認為，對東歐文學的研究，使他得以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回望中國古代的詩歌，書名中的“再見”就包含有這層意思。

景凱旋自稱他有着“老派的詩歌觀”：為人生而藝術，喜歡詩歌表現生命的沖突和複雜。這本《再見那閃耀的群星：唐詩二十家》的着重點也落在了展示詩人的命運，探索詩人的心靈。正如他所言，說到底詩歌的意義在于超越海德格爾所說的日常存在的“當下化”，讓被遮蔽的“世界”在我們栖息的“大地”上暢開。

|訪談|

經濟觀察報：您廣為讀者所知的學術成就主要在近當代東歐文學領域，但您求學時攻讀的是唐宋文學。在您這本書中也時常可以見到唐詩和東歐文學的互相映照，比如您引用了波蘭詩人米沃什的話，“詩人對于把配置設定給個人生命的時間與全人類的時間聯系起來的一切事物漠不關心”，來映照王維的詩“對于存在意義的尋求總是止于空無”。對您來說，連接配接唐宋文學或唐詩與東歐文學的橋梁是什麼？這種跨越地域和時代的互相關照可以給讀者什麼特别的啟發？

景凱旋：這是一個詩歌比較的問題，歌德在十九世紀就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這意味着各國文學将不再是獨立的存在，尤其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不同國度的詩歌比較是自然而然的事，人類畢竟在心靈上是有相通之處的。

對東歐文學的研究使我得以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回望中國古代的詩歌，書名中的“再見”就包含有這層意思。

在談論王維詩時，我引用米沃什這句話是想說明王維的詩缺乏對人類的關懷，盡管像杜甫這樣的詩人不是這樣。而我個人也更喜歡描寫人的命運的詩，因為這是真實世界的反映。在詩歌的閱讀欣賞方面，從唐宋至明清，乃至近代，詩評家們隻是限于風格、修辭的評點，除了王國維，很少有人從觀念方面去把握詩歌的價值。比如，我在書中提到自然時間和曆史時間，中西方在軸心時代都是循環的自然時間的觀念，西方的曆史時間源于希伯來文化，認為曆史是一個直線矢量，有一個開端和終結，構成過去、現在與未來，現代性就是導源于此，而中國古代文化不是沒有發展出曆史觀念，但這個曆史卻是“退化”的，這就是唐代懷古詩的真正内蘊。

在這方面，東歐或西方的文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讓我們知道中國詩歌與文化的特征，這也意味着我們不僅需要了解中國詩歌，也需要了解西方詩歌。總之，今天的人在觀念上已經走出自然世界，處在曆史世界中，但我個人并不認為人類社會存在着某種終極目的，人類不會回到過去，但也不會有一個完美的終結，這也是唐詩仍能感動現代讀者的地方。

經濟觀察報：在這本書中，您挑選了二十位唐代詩人中予以解說。從書中來看，您似乎比較青睐韋應物。因為您不僅認為他很好地诠釋了錢穆先生所說的中國詩歌的“清涼靜退”、“同情之慰藉”，而且給予了現代讀者“精神上的親近，而非敬仰”。反過來說，您對王維的态度似有所保留，認為其詩有知性的美而非倫理的美。其人雖有很高藝術感受力，但“絕不是一個有生命厚度的詩人”。請問您在取舍收入書中的人選時有沒有什麼大緻的标準？您對這些詩人的褒貶是不是也同時反映了您在研究東歐文學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某些美學理念？

景凱旋：我的這本随筆是按詩人分篇講述的，是以在書中所選詩人有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文學的自律性，即所選詩歌的藝術價值，可以讓讀者作為一個詩歌讀本；二是所選詩歌能透出某種文化觀念，可以展示唐代士人的精神面貌；三是詩人有相當數量的作品，可以描寫詩人的心路曆程，像張若虛、王之渙、王灣、王翰等人都有好詩，但因為作品太少，就隻好放棄了。

我的詩歌觀是老派的，即為人生而藝術，喜歡詩歌表現生命的沖突和複雜。韋應物雖然歸屬山水田園詩人，但他的詩寫現實時有對人的同情，寫山水時有孤獨的感受，而王維的詩隻是寂寞。我覺得孤獨感比寂寞感更深刻，西方詩多表現孤獨，中國詩主要還是表現寂寞，如莊子、曹雪芹就是大寂寞。王維的靜穆一直受到後世讀者的喜愛，甚至超過許多揭露現實或表現内心沖突的詩，他對自然的描寫細膩、精緻和幽美，在描寫人與景物的關系方面，今天的詩人在感覺上也很難達到他的水準。或者說，古人的詩多是将自己融入自然，現代人的詩是将自然為自己的情感所用。當然，西方也有自然詩人，但這不是西方詩歌的重要類型。

說到底，詩歌的意義在于超越海德格爾所說的日常存在的“當下化”，讓被遮蔽的“世界”在我們栖息的“大地”上暢開，而王維詩的禅悟則屬于禅宗的“當下即是”，這也正是我認為王維有很高的藝術感受力，卻不是一個有生命厚度的詩人的原因。

經濟觀察報：您在書中提到，科舉取士自唐代始，但和明代以後的八股應制不同，唐代科舉會“以詩取士”，同時“行卷”會對錄取産生極大的影響。詩歌影響了唐代政治的走向，而有唐一代的政治風向又直接反映在詩的創作上。您在這本書所介紹的唐代詩人是以年代先後排序的，點評詩人詩作時往往也會和當時唐代曆朝的政治曆史結合起來。比方說，您認為白居易的《重賦》是中國賦稅史上的一條重要史料。請問您是不是也在陳寅恪“以詩證史“的方法中得到了啟發？

景凱旋：唐代“以詩取士”是概要而言，主要是指進士科的部分考試，同時進士及第後還得通過吏部的測試，才能授予官職。進士科考詩賦，的确培養了整個社會的寫詩風氣，詩歌由此成為唐代士人的事業。中國詩歌自來有“詩言志”的傳統，重視詩歌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優秀的詩人往往會在詩中表現民貴的人本主義思想，一味抒發閑情逸志的詩人成為不了大詩人。而且我還有一個發現，凡是那些著名的唐代詩人，幾乎沒有一個是貪官，他們大都仕途坎坷。

我在書中按照詩人的年代先後排序，當然也是因為詩歌是時代的反映，同時也是想除了詩歌作品的介紹，還能給讀者一個唐代詩歌史的概念，進而言之，能提供一個唐代政治史的輪廓。陳寅恪的“以詩證史”是有條件的，必須是寫實的詩歌。李白的詩就不能證史，能作為史料的隻有像杜甫、白居易的詩，但這樣的詩人并不多，大多數詩人還是抒發個人的情感。是以我的書主要仍是以文學為本位，不是為了證明唐代曆史，而是展示詩人的命運，探索詩人的心靈。文學與實際生活畢竟是不同的，文學是理想的，生活是現實的，現實終究會過去，留傳後世的是理想。

經濟觀察報：書中将柳宗元稱為寫出“流放”詩歌的第一人，并認為其繼承了屈原的“發憤”詩學傳統。在書中您認為，柳宗元這樣的中國士人和十九世紀被流放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相比“不是沒有自由意識，而是沒有反抗的姿态”。但我們也經常看到，有“反抗的姿态”的詩人不得不走上流亡的道路。對于詩人而言，喪失汲取文學靈感的母語土壤對創作往往是嚴重的打擊，而其反抗姿态也經常轉為憤懑與絕望。這是否是某種知識分子精神生活中不可調和的沖突與悖論？

景凱旋：錢锺書先生曾有一篇演講《詩可以怨》，概述了中外的發憤詩學，即蚌病成珠，非常透徹地點出了詩歌的精髓。由柳宗元的遭遇聯想到俄羅斯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都有流放的經曆和對這種經曆的強烈感受。中國自屈原起，士人一直就有流放的命運，如西漢的賈誼，就常常被唐代詩人用來自喻。流放出詩人，這似乎是古今中外一個普遍的文學現象，賽義德談知識分子的三個特征，其中一個就是流亡者，至少是内心的流亡。但是，中國文化由于缺乏外向超越性，古代士人不可能将受難轉化為一種崇高的感受，更由于時代原因，他們不可能将個人權利的意識轉變為公共權利的訴求，因而他們内心的反抗隻能表現為一種壓抑的孤憤，看不到任何出路。

至于說到流放導緻母語的喪失，那是現代的現象。米沃什自我流亡後就曾想過這個問題，後來他一直堅持用波蘭語寫作，當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許多讀者都沒有聽過他的名字。詩人的流亡當然是一個文化的損失，俄羅斯詩人和作家大都不願離開故土，帕斯切爾納克最終是郁郁而終，這或許就是曆史上某種知識分子的命運吧。

經濟觀察報：本書中也提到了唐詩“以詩入樂”的傳統，而如今人們對于流行歌曲的欣賞姿态似乎也微妙地折射了對詩詞傳統的承襲。比方說重視歌詞而輕視音樂的傾向仍然十分強大：填詞者名滿天下，編曲、作曲往往得不到同等關注。如果說中國的詩歌傳統有其靈魂的話，那麼在您看來，這一靈魂是更多傳承在專業詩歌圈子中還是民間自發的流行文化中？

景凱旋：這是中國詩歌發展的一個常識，中國古代詩歌自來就有兩個特征，一是抒情性，一是音樂性，漢國文化中将詩稱為“詩歌”，就說明了這一點。中國所有的詩歌類型，從詩經到漢樂府，從齊言詩到長短句，從曲子詞到元曲，最初都是源于民間，并且是吟唱的。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當文人接受了這種新的形式，或者時間長了，文字與音樂就漸漸分離了，後來的人不再知道最初的音樂，就像我們今天知道《詩經》、樂府和曲子詞的歌詞，但已經不知道當時的人是怎麼唱的，這是從俗文化向雅文化發展的一個事實性的過程。至于說當下的閱聽人更記得流行歌詞作者，而不是作曲者，那也不過反映了這一接受和承襲的規律而已。

從文學史看，中國詩歌的靈魂是俗文化和雅文化的融合，俗文化産生新的形式，雅文化将其提升為經典。在我看來，流行歌曲的特點就是流行一時，要想成為經典長存，還得将歌詞提升為詩。當然，聲樂與文字的關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關系，我隻是從詩歌發展史的角度，談談自己的粗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