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年輕、敏銳和清醒的墨西哥作家,瓦萊裡娅·路易塞利在她的第一部小說《失重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展示了她古老的創作技巧,特别是在密集的結構、直率的寫作和神秘的光環之間來回導航的迷人能力。
在這部自傳作品中,路易塞利講述了三個故事:一位女小說家在溫柔而瑣碎的家庭生活中創作了一部讓人聯想到她年輕時的作品;多年前,她住在紐約,癡迷于出版墨西哥詩人西爾韋托·歐文(Silveto Irwin)的詩集,并是以使用了欺騙手段。許多年前,婚姻失敗的詩人歐文住在費城,逐漸因白内障而失去了立足點。
在這部實驗性作品中,路易塞利自然而果斷地撕碎了故事發展的連續時空,營造出一種對反複出現的叙事視角的天然迷戀感。關于家庭生活的段落是這個謎團中最接近淺層覺醒的東西,其中中間("不是一個小的中間男孩")和他意想不到的妹妹占據了他母親的一天和工作台。"我"寫道:"一部小說需要長呼吸。小說家們希望如此。"我有一個女兒,她還是個嬰兒,也是中年人。他們不會讓我呼吸。我寫的所有東西都是 - 而且必須是 - 呼吸急促。空氣很少。"其實《失重的人》是一部短命的作品,優美短句的偏愛塑造了小說的獨特風味,快速變化的視角令人大開眼界,小說的内容總是會被中間的奇特問題反複打斷。
然而,與許多更"現實主義"的作家不同,路易塞利并沒有過多抱怨家庭生活對她的作品的擠壓 - 盡管一些輕盈的剪影揭示了這個龐然大物,但她克制而精确的寫作向讀者暗示了日常與寫作之間的微妙互動。例如,《我》聲稱自己的作品是"一部安靜的小說,以免吵醒孩子",比如陳說,一方面,寫作的時刻與勞動、美好與無辜的生活分離,形成了一種苦澀的距離感,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對年輕人在寫作中的自覺了解, 在更多故事展開之前,埋下了情感基調。
他曾經問過"我"和"你的書是關于什麼的?"但這些鬼魂不一定會死,它們隻是不時地消失并出現在人群中。西爾維托·歐文(Silveto Irving)詩歌出版的故事是"失重的人"的文本,一個聰明,動蕩和詭計多端的記憶。作為一個獨自生活在紐約的年輕翻譯家,《我》被兜售盜版舊書的書商、酒吧歌手、沉默寡言的哲學學生和保守的文學編輯所包圍,他們的臉色清晰,有時若隐若現,他們的熟人和分離往往有不同的記憶版本。
在小說最長的一段中,"我"偶然發現了墨西哥詩人歐文的一封信,在信的指導下,"我"來到了我住過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當我看到歐文屋頂上那棵死樹時,我覺得我必須把它帶回家照顧它。"我"和歐文形成了緻命的聯系。然而,歐文的名氣不大并沒有引起編輯的興趣,為了出版他的詩集,我與書商合作僞造了祖科夫斯基翻譯歐文的手稿,前者的名聲讓後者有待探索——當然,與現實中類似的故事一樣,"我們"的造假意味着非常粗糙,但在細節上過于精緻。在路易塞利的叙述中,幾乎從信件被發現的那天起,歐文的鬼魂就在"我"身邊徘徊,"我"照顧他死去的植物,閱讀他的作品,收集他的肖像,甚至用他的名字作為化名。這些密集而精緻的叙事将跨越時空的紐帶聯系在一起,對《歐文》的癡迷和追求就像一面窺探鏡操作,深入到"我"的靈魂深處,偶爾看到一些更深遠的東西。
歐文自己的視角講述了《失重的人》中最神秘的故事之一。一個名叫荷馬的盲人把歐文看作鬼魂(就像紐約的"我"一樣),而生病的詩人正在失去視力。除了生病和失敗的婚姻,以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的三隻貓——當然,在路易塞利狡猾的重述中,我們無法确定它們是活生生的動物還是幽靈般的象征——歐文用酒來娛樂它們,仿佛在娛樂他死亡的其餘部分,他和荷馬一起提出了一個關于死亡的有趣觀點: "當然,生活中有很多人死亡。大多數人都沒有感覺到。一個人總是死去。"也許在這種理論下,路易塞利的幽靈生活更加活潑。
小說三個故事的交替跳躍建構了一個足夠複雜的文學空間,不同人的聲音交替響起,一遍又一遍地産生回聲。細碎的通道,像一面切割的鏡子,反映了無數錯綜複雜的幻覺。在同一個故事中,《失重的人》經常在時間軸上展示循環。當然,閱讀可能比還原故事更完整的畫面,因為作者的意識自由漂移。與此同時,路易塞利故意将相似的段落放在一起,比如"我的"丈夫去費城上班,歐文搬到費城,形成一種棘手的交流。我們幾乎可以相信,她是在刻意放慢文字的節奏,讓讀者感受到真相、欺騙、幻覺和争論之間的摩擦,更加不言而喻。
作為一位擁有拉美文學傳統和更廣泛文學資源的年輕作家,路易塞利在《失重的人》中有意無意地向前輩們展示了她美好的使命感。正如"我"癡迷于歐文的發現一樣,許多拉美作家的名字點綴在小說的不同角落,但與歐文詩集的原始情況相似,小說中的文學編輯缺乏這些拉美作家的信任和耐心去被發現。路易塞利還特别設計了一個有趣的場景:歐文被他的前妻邀請參加一個詩歌研讨會,帶着"國際波哥大口音",在說了"詩歌,身份的解體,僑民的性格,忘記了克裡奧爾人的其他特點"之後,她饒有興趣地介紹了她的前夫 - 一種俏皮的身份表達,暗示了不容忽視的文化諷刺。
《沒有重量的人》為我們提供了作品本身的微妙隐喻。路易塞利寫道:"一部緊湊、漏洞百出的小說。就像嬰兒的心一樣。"這是一部文學、身份和鬼魂的作品,我們可以在其中多次閱讀對龐德的著名詩歌《在地鐵站》的引用和回應。對于路易塞利來說,在現實和虛構之間徘徊的角色是從人群,現實,記憶和幽靈中出現的面孔,在文本的迷宮中創造了足夠迷人的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