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的文學藏書及其他

近讀刊載于《光明日報》（2021年11月16日第11版）的《〈駱駝祥子〉為何被外國讀者喜愛——中國現代文學的外國接受》，文中指出，《駱駝祥子》于1945年經伊萬·金翻譯并以Rickshaw Boy為名在美國出版後頗受美國讀者歡迎。實則并不限于此，當 Rickshaw Boy出版後還深受留美中國學子好評，其中就包括當時任職于加州理工學院的錢學森。而通過整體考察錢學森藏書又可見一條清晰的思想脈絡，即他終其一生的文學作品閱讀曆程，以及由此在閱讀中經過治學提出的“中國文學格調”論。

錢學森回國初期居住在北京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宿舍，茶幾上擺放着他自費訂閱的雜志《人民文學》

漂洋過海的珍貴藏書

《駱駝祥子》是著名作家老舍創作的長篇小說，以20世紀20年代北洋軍閥混戰為時代背景，講述人力車夫祥子從農村到北平謀生的人生經曆，連載于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的《宇宙風》雜志。1945年伊萬·金将小說翻譯成英文并由紐約REYNAL & HITCHCOCK出版社出版，祥子在英文小說中還有了一個極具幽默意味的名字：Happy Boy。從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有數千名青年學子赴美求學，此書出版後在這些學子中掀起閱讀熱潮，任職加州理工學院的錢學森甚至沒能買到第1版，于是購買第2版的毛邊本閱讀。

所謂毛邊本，是指圖書裝訂成冊時不加裁切，由讀者邊閱讀邊裁切，以增加閱讀樂趣。由品相可知，錢學森閱讀時裁切得很仔細。此書定價2.75美元，對于錢學森的七千美元年薪來說可謂微不足道，但此書卻寄托着濃厚思鄉之情。祥子謀生的北平，正是錢學森少年時代生活的北京。錢學森于1914年至1929年跟随任職教育部的父親錢家治在北京生活15年，晚年還經常回憶起兒時在中山公園“坐望紫禁城，看城上建築，看那構築别緻的城上角樓”的美好滋味。父親還在他讀國小時雇過一輛“洋包車”負責接送，不知他在閱讀時是否會想起當年接送他的“祥子”。此時距他1935年赴美求學已有十年，思鄉情愫漸積在心中，讀完後倍加珍藏。

1955年錢學森回國時，此冊藏書同其他藏書一起漂洋過海，由加州帕薩迪納托運到香港後又經海路運抵天津，随後再運到錢學森位于北京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宿舍。1960年他搬到位于現在北京航天橋附近的航天大院居住時，此冊藏書也被搬運到此處并珍藏于家中書櫃。2011年錢學森哲嗣錢永剛教授向上海交通大學捐贈一批藏書，其中就包括此冊藏書。通過整理此批藏書，可以清晰地再現一條非常有趣的思想脈絡，即作為科學家的錢學森對于文學作品的畢生熱愛。

錢學森的毛邊本藏書Rickshaw Boy。現存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

文學作品的閱讀曆程

追溯根源，錢學森的文學作品閱讀啟蒙深受父親錢家治的影響。錢家治（1882-1969），早年在求是書院讀書，後留學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院，回國後服務于教育機關近20年，有着深厚的教育理論素養和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錢學森于1923年至1929年就讀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時，寒暑假都會收到父親開具的閱讀清單并要送出閱讀筆記；父親會認真“批改”後再将意見回報給錢學森，以此提升兒子的閱讀、思考與作文能力。此間，錢學森閱讀了包括《西遊記》《儒林外史》《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夯實了“文言文”基礎。

不甯唯是，錢學森的閱讀啟蒙還受到魯迅影響。最早由于中學國文老師董魯安經常表達“對魯迅先生的欽佩”，使錢學森發生好奇心而閱讀魯迅作品，且通過閱讀“就崇敬魯迅先生”。其實，魯迅和錢家治是教育部同僚，錢學森經常見到這位“周叔叔”。晚年錢學森還購買過《魯迅全集》作為珍藏，甚至還曾借用日本學者藤山純一的話作為座右銘，即“魯迅生前向我們提出的問題尚未解決，閱讀和研究魯迅作品，是以比以往更為重要了”。由于形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并内化為潛在的自覺意識，他在交通大學就讀時也閱讀了許多文學作品，甚至還包括魯迅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

從捐贈的錢學森藏書來看，他在1935年至1955年留美之際，還開始閱讀西方文學作品，如THE DICKENS DIGEST、 THE THURBER GARNIVAL、THE FALL OF PARIS等。鮮少提及，他回國後作為航天事業上司者忙于公務，但仍不忘閱讀文學作品，甚至還自費訂閱《人民文學》雜志。20世紀80年代初期他在退居二線之後，閱讀文學作品更是成為一門“必修課”。從類别看，包括小說、散文、詩詞歌賦、戲曲和戲劇等，如《茅盾全集》《清稗類鈔》《元散曲的音樂》《芥子園畫傳》《金元明清詞選》《柯靈電影劇本選集》等。從國别看，還包括歐美國家的經典作品，如《莎士比亞全集》《契科夫小說選》《斯巴達克思》《誰之罪？》《處女地》《安娜·卡列尼娜》等。

獨樂不如衆樂，錢學森還經常向友人推薦佳作。例如，當他讀到畢淑敏的《翻漿》後“深受感動”，就将其推薦給友人。由閱讀而受啟發，他不再滿足做一個“文學藝術愛好者”，而是開始進入理性思考狀态；他不僅深度研究《中國文學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繪畫史》《古典戲曲十講》《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文藝中的形式方法》《鄧小平文藝思想論稿》等理論著述，同時還将《文藝理論與批評》《文藝研究》《文學研究》等雜志作為必讀清單。可以說，錢學森通過閱讀實踐和理論學習建構起具有專業水準的文學知識圖譜，為晚年提出“中國文學格調”論奠定了思想基礎。

錢學森于1947年暑期回國探親之際獲贈的林庚著作《中國文學史》，是他晚年研究文藝理論的一本“枕邊書”。現存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

提出“中國文學格調”論

“中國文學格調”是錢學森晚年思索科幻小說如何中國化時提出的命題，但其内涵實則面向整個文藝理論的範疇。所謂“中國文學格調”，即指建構中國的文藝理論觀應在“走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文藝理論的路子”中做到兩個結合。一方面，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文藝理論工作者要“不忘中國五千年輝煌的文藝傳統”，以敏銳眼光“利用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發揚這一文藝傳統”；另一方面，對待其它國家文化不能一味“發牢騷”，而是要能夠客觀分析和批判吸收其中的優秀成分。由此在不斷地推進兩者結合的過程中展現“中國味”，實作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

基于此，錢學森提出從“文藝體系學”“文藝能力學”“文藝政治學”三個方面，豐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而且他還身體力行，通過治學建構起由“文藝創作文藝理論美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組成的文藝體系學，并提出美學作為文藝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橋梁起着雙向作用；如此便能實作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文藝理論的指導，又能通過文藝理論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時他又從内容上将文藝分為11個方面，即小說雜文、詩詞歌賦、建築、園林（盆景、窗景、庭院、小園林、風景區、國家公園等）、美術（繪畫、造型藝術、工藝美術等）、音樂、技術美術（工業設計與藝術相結合）、烹饪、服飾、書法、綜合藝術（戲劇、電影等）。這種分法超越一般内涵的文藝，具有更加廣泛的學術視野。

又如，錢學森還提出“美感不同”的主體分類思想。他十分贊同李澤厚的美學觀，即“美是主觀實踐與客觀實際互動作用後的主客觀的統一”，由此基于“不同的實踐”而提出“人的美感不同，對藝術的欣賞能力也就不同”的觀點；作為細化，他還依據不同主體需求将文藝分為“表達哲理+陽春白雪+下裡巴人”三個方面。作為科學家的錢學森，還特别提倡“科藝結合”并“主張科學技術工作者和文學藝術家交朋友”；既要使科技工作者“盡可能學點文學、藝術、音樂、繪畫”，又要使文藝界的人“能學點科學技術”。此類觀點對于當今文藝理論的研究，仍不無積極的啟發價值。

行文至此還要特别指出，錢學森晚年治學除通過閱讀擷取知識之外，還非常注重建立學術通信進行深度交流，啟發各自學術靈感。例如，他在文藝領域保持通信的學者，就包括資民筠、塗武生、高士其、鄭奇、于是之等。是以在某種意義上，錢學森晚年提出的學術觀點不啻是集體智慧的綜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