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末月初，我們縱覽近一個月内全球文學期刊聚焦的話題，遴選其中有趣、新穎、觀點介紹給大家。
4月，文學界繼續關注熱議着人工智能對作品版權的利弊問題，同時類似詩歌創作生成器之類的平台被越來越多的作者使用。80歲的詩人愛麗絲·諾特利接受《巴黎評論》訪談中提到了作品的偉大與否來自于何處。
《巴黎評論》
愛麗絲·諾特利談失去親人的痛苦
出生于1945年的美國詩人愛麗絲·諾特利（Alice Notley）被認為是紐約詩派第二代成員、母親和家庭生活等話題的先鋒人物，其早期作品為幾代詩人奠定了形式和理論基礎。她還嘗試在詩歌中引入已故親人的靈魂，将她與父親和丈夫、詩人特德·貝裡根的對話作為詩歌的主題和形式。在讨論偉大的詩歌從何而來時，《巴黎評論》的作者提出，精神分析中有一個觀點，即藝術家在他們的作品中需要升華，但愛麗絲·諾特利認為這個觀點是荒謬的：“我從來不升華。我認為真正的答案與痛苦有關，以及你在痛苦之後如何看待事物。你可能會因痛苦被凝固，但如果你沒有凝固住，其他世界就會向你敞開。例如，我就會（在痛苦後）開始聽到死者的聲音。”
《出版家周刊》
人工智能是否真的會損害版權
今天許多作家或圖書出版商對人工智能的主要擔憂就是版權。他們最擔心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接受受版權保護的作品的訓練。許多人都聽說人工智能服務可以逐字複制作品，也擔心人工智能服務将被用來生成競争性作品，進而湧入市場并将其擠出市場。另外，版權法非常複雜，訴訟和随後的上訴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是以在人工智能方面，人們不能指望法院提供實際指導。然而，去年11月，一名聯邦法官駁回了一組作者的訴訟，指出Meta的Llama A生成的文本既沒有複制、也不接近他們書中的文本。或許，對于作者和出版商來說，重要的是要超越他們的恐懼，并親自探索這項技術。作為出版商、非虛構作家，Thad McIlroy就很樂意與使用人工智能的作者合作，并相信随着時間的推移，像Kudan這樣的人工智能的使用将變得更加普遍，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擔憂将變得毫無意義。
《紐約時報》
出版不應隻注重數量
在1月30日的采訪中，新上任的企鵝蘭登書屋首席執行官Nihar Malaviya告訴《紐約時報》記者，在收購西蒙與舒斯特的交易失敗後，他設想了一項增加市場佔有率的新戰略：“大部分增長必須通過銷售更多的書籍來實作。”這是一種非常美國和資本主義的理念，即越多越好；不斷生産新産品來幫助公司實作逐年增長，同時淘汰銷售額不佳的産品。然而，書籍不是普通商品，簡單地增加産量而不提供足夠的支援對創作者、消費者來說都沒有好處。現在的編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忙碌，無法給予每個作者應有的關注。被主要出版商收購的書籍在出版過程的後期被忽視十分常見，而作者也越來越想知道自己是否應該自費聘請出版商以外的幫助。
《衛報》
如何定義“悲傷女孩小說”
“悲傷女孩小說”常常被用來定義近年來流行的一種嚴肅文學流派。“悲傷女孩小說”一詞有時與“酷女孩小說”互換使用，其中，“酷女孩小說”譴責中産女性的穿着得體和舉辦派對等行為，而在“悲傷女孩小說”裡，主角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痛苦和不滿，對自己的情感經曆和與他人的關系感到沖突。通常她們受過高等教育、經常分析自己的情況，有時感到悲傷，但通常感到無聊。當女性寫出複雜的人物，充滿欲望、憤怒或自我毀滅的沖動時，為什麼她們的書會被定義為“悲傷”和輕浮？我們模糊地認為是“悲傷”的很多情緒其實是憤怒，比如在奧特莎·莫什費格的《我的休息和放松之年》（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中，主人公超然的語氣中就充滿了憤怒。在“女孩”一詞被認為代表着更可愛、更小、更愚蠢的當下，“悲傷女孩小說”想要真正表達的是女性的憤怒和其他被壓抑的情緒。
Lithub文學網站
如何結束一首詩
在正在進行的美國國家詩歌月挑戰活動中，詩歌愛好者被邀請在30天内寫出30首詩。雖然這聽上去很難，但在詩人、教師艾米麗·斯卡娅（Emily Skaja）看來，人們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詩的靈感。她建立了詩歌提示生成器（Poetry Prompt Generator）來為詩人提供線上資源，可以随機化生成一首詩的潛在特征。使用生成器是開始一首詩的好方法，但結束一首詩的難度也很大。詩人常常會以強烈的方式來寫詩的開頭，可這種強烈感會在結尾處逐漸消失，就好像笨拙地退到舞台下一樣。斯卡娅提供了五十種詩歌結尾的可能性，比如最經典的以意象結尾，或以頓悟結束，比如“現在你突然看到了，閃電擊中了自我之塔”。此外，詩人也可以像羅伯特·海登寫下“對于愛的嚴苛及其孤獨的職責，我知道什麼？我知道什麼？”一樣以一個問題結束。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配圖：媒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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