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飛地
周潔茹這本小說集均以女性為主角，她們散落在大都市，形影相吊，除了自己，無人可依靠，連丈夫、孩子和閨蜜都是不可靠的。這種人稠廣衆中的孤獨感，表面看似本雅明所描述的現代性情境，但人已經不同了。本雅明筆下的孤獨者，作為以時間為消費對象的流浪者，在與城市的對抗糾纏中生産詩意，成為詩意想象的象征，頗有幾分末路英雄的氣質；而周潔茹筆下的孤獨主體是被擠壓的大城市平民，他們缺乏英雄氣質和詩意情懷，隻多了幾分忍者的禀賦——一個人在等、追和随，再苦再累也活下去了。如《佐敦》裡的阿珍，為了兒女生計掙紮在香港的佐敦街頭，忍受着丈夫的出軌，忍受着繁重的家務，忍受着經濟的壓力，忍受着師奶們的虛情假意，也等待着離婚的契機，等待着丈夫住院的機會，等到一切都熬過去了，她的釋然和慶幸卻是，自己不會像那個流露街頭的老太太一樣了。而《婚飛》裡的另一個阿珍，一個有着博士學曆的大陸妹，生兒育女數十載，卻在女兒出國留學後連居住的房子也沒有了，丈夫請她重回大陸，她隻好寄身米線店，做個普通的服務員。阿珍們無法逃避、也無法升華的都市人生，活下去固然是幸運，但活下未嘗不是對生命的耗散，耗散狀态的都市人生，是對個人奮鬥之路的反諷，隻想好好活着的女人們，始終處在生存的飛地之中。
作為一本有清晰空間辨別度的小說集，《美麗閣》給我們呈現了龐大城市的無數地标——佐敦、美麗閣、鹽田梓、布巴甘餐廳、布魯克林動物園、51區、拉古納、洛芙特等等，無論是街道街區、旅遊景點，還是醫院、餐館、公共汽車、計程車和停車場，都成為裹挾主體或者擠壓主體的飛地，它們呈現的不僅是“在而不屬于”的疏離感，還有都市人自我認同的重重困境。在小說的叙述裡，堅持個性的“我”或“她”，為了适應環境，行為與言語随時在做出調整和僞裝，内心動蕩不安卻保持表面的無動于衷。這種内心與外表的不協調恰恰說明，都市空間作為都市人自我認同的鏡像，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是既依賴又憎恨的雙重關系，它就在現實情境之中，卻難以讓具體個人産生認同感。
在小說集香港書寫的最後一篇《布魯克林動物園》裡，周潔茹還寫出了那些無法進入個人生活卻概念般存在的都市飛地的影響力。這一小說中，計程車司機和乘客“我”在車上不着邊際地聊起各自稀薄的美國經驗，當提及兩人都沒有去過的布魯克林動物園時，兩人含糊其辭，又一往情深。布魯克林動物園象征的就是那些都市平民所難以抵達的城市飛地，它卻對他們産生強大的蠱惑力，進入到其都市經驗的深處——建構自我身份的層面。
在周潔茹小說裡，除了呈現都市現實空間的飛地性質，還強化了一種虛拟狀态的飛地，那就是婚姻。在小說集的港式婚姻裡，女人就算生兒育女了也無法擁有立足之地，阿珍阿芳阿MAY們，婚後都沒有赢得一間自己的房子，流離失所。但作為女性作家，周潔茹對婚姻之于女性的影響有獨特思考，她在毫不猶豫地毀掉有關都市愛情和婚姻的神話之後，強調生存意志本身就足以催生希望與未來。如《美麗閣》裡的阿美，幸福家庭生活結束之後，隐身于西餅店做了個随時可能被解雇的小店員，她在窺探富太太小資生活的同時，也發現了寄生生活裡的瑣碎與無聊，最終明白，靠自己為自己掙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才是唯一可能的。此文中最有意思之處不是阿美對于未來的考量，而是她對過往際遇的定位，在阿美看來，姐妹們之前的都市遭遇之是以是有意義的，是因為“見過了更好的，才會這麼想”。想什麼呢？——“成為自己，不依附所有的人”，如姐妹阿麗那樣，一開始為了男友，後來為了父親，最後想到是為了自己開一間店。但提出見過世面的人才會有真正的自我意識，這大概是周潔茹所發現的大都市的獨特意義。某種意義上，她是對的。正如童話《愛麗絲夢遊仙境》中，女孩愛麗絲隻是夢遊仙境，卻在醒後擁有了自我意識，成為不一樣的女性主體。大都市作為飛地給普通女性的唯一希望也是，看過路過并不擁有的經曆卻能使主體形成神奇的力量——劫後重生的力量。
浮城沙畫記
城市書寫的美學有多樣化的可能，可以是油畫般的現實主義，也可以是浮世繪般的抒情氣質。在我看來，周潔茹的城市書寫，無法與上述兩種美學直接對接，它更接近新近出現的繪畫類型——沙畫的審美風尚。沙畫的特質，與追求永恒與深度的傳統藝術不同，因緣沙子流動的質感而制造出一種流動的現實，輕最後的結果而重美感呈現的過程，其美感兼顧萬物彙聚不易卻瞬息流散的驚歎與哀傷。《美麗閣》紮根于個人與都市相處的生活美學，以個性化的藝術手法呈現都市生活的變動不居與人心流散，正是以沙畫的審美風尚記下浮城心事。
沙畫式的呈現，拒絕一本正經地說教和沉重，必然追求輕。從手法來看，周潔茹這本小說集裡有一種普遍存在的輕度幽默，呈現了具有流動美感的都市之輕。輕度幽默應來源于現代派的黑色幽默手法，但周潔茹小說的笑點難以在帶有思想性的反諷機制裡安身，而是處在無聊、荒謬與反諷的交叉地帶，面貌模糊。如《鹽田梓》裡關于“地梓”的說笑，意在諷刺忘記來時路的新港人，但叙述者“我”不以為意的态度弱化了反思的力度。《布魯克林動物園》裡關于布魯克林動物園的揶揄、《黃蜂爬在手臂上》對醫院、巴士和乘客的微微嘲諷，都在旁觀距離中制造苦澀與沉重，并不抵達人物的心靈深處，有意拒絕了可能引發深度共鳴的情感渲染，最終呈現的隻是鏡像中的都市人性景觀。
沙畫依靠沙畫師逐一展現畫面布局，形成了一種相對單一的流動叙事，與周潔茹這本小說集的叙述模式非常相似。小說常常以人物“我”或者“她”作為單一的叙述者，靠人物密集的獨白或對話推進叙事，極大地壓縮了背景與環境描寫，強化了情緒和心理的流動痕迹，這一叙事模式在完美地傳達感覺化的都市生活印象的同時，也回避了将個體嵌入曆史情境中經受拷問的可能性，凸顯了漂浮空洞的主體形象。
沙畫式的審美表達，也是制造周潔茹小說獨特閱讀感受的源頭，從可讀性來看，這本小說集既沒有驚心動魄的故事設定，也沒有清晰完整的人物形象，難以給大衆讀者趣味性的印象；但小說裡令人喘不過氣的濃密對話與近乎無意義的話語重複，簡單的人物關系與複雜的心理向度等悖論性審美形式的存在，又形成了周潔茹小說特有的審美風格——冷香，若驚鴻一瞥間，周潔茹的小說好比進階購物中心的櫥窗模特，極有誘惑力卻難以親近，不甚用心的讀者可能因其故事性、背景性因素的簡略而輕視其在藝術上所做出的努力。但若靜心細讀，則能體味到，這種看似時尚實則孤傲的小說美學，正好對應了浮華現代都市的沙畫本質。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周潔茹，是當下都市人性景觀的最佳記錄者。
如果說時空書寫集中展現了周潔茹小說獨特的都市認知和審美思想的話，那些具體藝術手法，如在戲劇化的對話中建構輕度幽默的精神核心，重視情境氛圍與心理現實的渲染技法，對情節和背景的壓縮簡化處理等則展現了周潔茹對現代小說傳統的吸收與超越，除了加缪、海明威等人的文學技法與思想對她有深刻影響外，當下香港文藝思潮裡重主體感悟、重情緒宣洩的小說創作潮流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但更值得重視的是，作為當下都市人性的忠實觀察者，周潔茹的浮城沙畫記恰如其分地呈現了部分都市人的生存困境與認同危機，輕柔而不失力度，形成了具有辨識度的都市流離美學效應。雖然從更大的視野來看，都市人性的書寫無邊無際，對于任何創作者而言，都面臨莫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