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都市報1月23日訊（全媒體記者 吳岱霞）2021年新冠病毒的陰影依然籠罩在世界上空，湖南考古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迎來了又一個豐收年。1月21日至23日2020—2021湖南考古彙報會同時線上上線下同時舉行。
在澧陽平原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長江中遊文明程序線索
澧陽平原是湖南考古的聖地，是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長江中遊文明程序的關鍵地區。最近幾年來，圍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長江中遊文明程序”項目，我們在澧縣雞叫城、孫家崗、華容七星墩等遺址開展了連續多年的工作，本年度的發掘收獲頗豐。
澧縣雞叫城遺址在2020年發掘的基礎上，揭露出一座屈家嶺文化中晚期（距今4700～4800年）的五開間七室、面積達420平方米（如果加上回廊面積達630平方米）的大型木建構築遺迹；對外圍二、三重環壕之間區域的解剖表明，二、三重環壕形成于石家河文化時期；水稻田的發現，為海量稻谷殼的來源找到了歸宿。
由此可見雞叫城遺址是長江中遊史前文明程序的一個縮影，為研究中國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态演變、史前社會複雜化和文明程序提供了重要資料。
孫家崗遺址是洞庭湖地區目前可确認的唯一一處以肖家屋脊文化堆積為主體的新石器時代末期至夏代早期遺址，以出土精美的玉器聞名于世。2020、2021兩個年度主要是對居址區的發掘。通過工作，了解到肖家屋脊文化時期洞庭湖地區先民們的房屋營建方式。其中規模最大、儲存最為完整的一座建築F13，整體坐落于一座大型人工堆築台基之上，平面呈長方形，包括略呈東西向排列的4間方形房間和其北部的廊道五部分，整體建築面積153平方米，方向北偏東24°。這是一座以夯土為牆體的帶廊道的多間建築，具有很高的等級。
探尋楚人入湘的足迹
楚人雖然不是湖南的原住民，但對湖南的開發功不可沒。正是由于楚人對南方的開發，才有後來秦漢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關于楚人入湘的問題，近年來有重大突破。
2020年羅城遺址小洲羅地點的發掘，證明文獻記載的楚文王遷羅并非空穴來風。2021年對羅城遺址城牆的解剖和城内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的發掘表明，城址是在原來遺址的範圍上建立的，是戰國晚期兼并戰争加劇的産物。
無獨有偶的是，在長沙市梅溪湖湄子灘遺址，也發現了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楚文化遺存。該遺址發現了各種類型的建築遺迹，位于中部的房址為圓形，南、北兩側的房子為長方形。應是一處具有特殊性質的遺址，其功能有待後續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
專家初步推測梅溪湖湄子灘可能是楚人以此為據點即将渡河進入長沙城的第一站。該遺址的發現，無可争辯地表明，春秋晚期時楚人勢力已深入到長沙地區。
戰國秦漢考古成果頗豐
戰國秦漢時期的遺存是全國也是湖南發現最多的遺存。由于發現比較普遍，加上精品文物出土較少，長期以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近年來，在聚落考古的理念下，以城址（遺址）為中心的湖南戰國秦漢考古工作取得重要進展，這些長期被忽視的戰國秦漢遺存開始呈現出化腐朽為神奇的效果。同時，在這種工作思路下，戰國秦漢考古工作也由過去的粗放化、碎片化日益向精細化、系統化發展。本年度戰國秦漢考古成果頗豐，許多發現頗為引人注目。
臨武渡頭古城遺址是曆史時期唯一一處主動性發掘項目，已開展多年工作。本年度的發掘結果出乎意料：城址東南突出的墩台不是六朝增建，而是與城址同時建成；而南部壕溝的開挖年代可能不是漢代，而是六朝時期。這些發現對認識以渡頭古城為代表的嶺南類型縣城頗有幫助。
桃源紡織廠戰國墓群的發掘，集中發掘了一批出土寬格短劍的墓葬，對于認識楚國境内的少數民族具有重要意義。湘潭雷公塘墓群經過多次發掘，累計發掘墓葬已達一百多座，根據湖南楚漢縣城分布的特點，不排除附近可能存在一個不見于文獻記載、但戰國至漢初曾存在過的縣邑性質的中心聚落。
（桃紡墓群墓葬航拍。局部）
保靖洞庭墓群經過多次發掘，2020——2021年的工作由于精細化程度提高，有很多重要發現：墓坑垮塌痕迹的清理，有助于了解馬王堆二号漢墓墓坑上圓下方結構的成因；多座合葬墓的發現，為研究漢代葬制提供了重要資料。精細化發掘獲得的新收獲同樣展現在郴州黃泥塘漢墓的發掘上。在黃泥塘M1西南15米，發現一座同時期的建築遺迹，可能為祭祀類的建築，為漢代以孝治國提供了新證據。
宋元時期是湖南地區開發的另一個高潮
宋元時期的遺存從數量上來看雖然不如戰國秦漢時期，但從分布的地域來看，卻遠超漢代。許多過去沒有文化遺存的地方都有宋元時期的遺存發現，如過去人迹罕至的梅山地區，近年來屢有宋元時期的壁畫墓發現，本年度考古人員又對基本建設中發現的邵陽雞籠村壁畫墓進行了發掘和搬遷保護。
本年度發掘的許多地點的宋代遺存與戰國秦漢時期遺存重合，如張家界田家台遺址、桃源紡織廠遺址等，從側面證明了這兩個時期是湖南社會發展的高峰時期。
由于人口的增加，對瓷器的需要激增，宋元時期湖南各地燒造土瓷的窯址如雨後春筍，本年度為配合基本建設，發掘了祁東袋子塘窯址和靖州藕團鄉的茶山頭、齊家山兩處窯址。墓葬依然是宋元時期遺存的主體，在各地都有發現，其中最重要的是桃源紡織廠89座宋墓的發現。桃源紡織廠宋墓與宋代遺址的發現，印證了地方志中關于宋乾德二年（964年）桃源設縣的曆史記載。
這次，明代湖南燒造的城磚被湖北荊州使用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名言。明代燒磚官窯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發現,基本分布在長江中下遊及其支流岸邊的地方,便于水運至南京,用于建設明代初期南京都城的城牆。湖南的嶽陽、常德、長沙等地都發現了此類官窯。
本年度明清時期考古最重要的發現是中方窯窿坡明代早期燒制城牆磚的官窯遺址群的發現，這是繼南京官窯山遺址（發現磚窯110座）之後第二次大規模發掘明代磚官窯址，也是湖南繼嶽陽君山磚官窯址之後第二次發掘明代磚官窯遺址。
窯窿坡出土的城牆磚一般正面刻“辰州府提調官黃載”“沅州提調官判官龐棟”等及相關司吏姓名；背面刻總甲、小甲、造磚人戶、窯匠等生産管理人員和工匠的姓名，對于研究明代手工業制度和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義。城牆是古代最重要的防禦工程,一個城牆的好壞直接影響一個朝代的安危。朱元璋時期,在全國各地廣修城牆,為了保證城磚的品質,杜絕貪腐和偷工減料等現象,要求在城磚上刻上負責官員和各級制造者的名字,實施責任到人的制度。
經考證,确定“窯窿坡窯址群”燒造的城磚被荊州城牆所使用。荊州古城牆始建于春秋戰國時期,曾是楚國的官船碼頭和渚宮,後成為江陵縣治所。
明朝建政後,建都南京。為鞏固長江中遊的軍事防禦力量,着力打造荊州城牆,征調荊州本府及鄰近的湖南辰州、沅州等地磚石修建了規模宏大的荊州城牆。目前的荊州城牆是清代在明代城牆基礎上重建的。
在荊州古城的城磚上發現了和“窯窿坡窯址群”發掘出的同一批次的城磚。目前在荊州古城上已發現了74批次産自湖南的城磚,像“黃載”“郭權”等人的名字都出現在了荊州古城的城磚上。
同時，通過磚上辰州府與沅州府的記載，可以了解明代初期湘西南地區社會管理與行政機構變遷的曆史過程，有助于探讨當時行政、軍事、民族管理等變遷的曆史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