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中共一大是在浙江嘉興南湖上的一艘紅船上勝利召開的，而其實，在此之前，這次開天辟地的會議，已經在上海召開了9天，但就在第九天時，一個陌生男子突然闖入了一大會場，導緻代表們臨時決定改變會議地點。
那這名男子究竟是誰？一次誤入為何會讓當時的代表們如此緊張，甚至要立刻轉移呢？這需要從頭說起。
1921年7月30日，這是一個悶熱的日子，即使獨自坐在屋裡，不一會兒都會滿身大汗。然而，上海法租界貝勒路的李公館餐廳中，卻坐滿了人。
中共一大已經在這裡持續進行了9天，除了25、26日兩天休會讨論外，從23日開幕式起，這個小餐廳就一直是15名一大代表的會場，這天也不例外。
本來按照代表們最初的商定，在當時嚴峻的社會環境下，會場是需要“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然而，除了李漢俊的家外，他們在上海也再找不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了。
晚上八點多，共産國際的代表馬林正準備發言，突然虛掩的後門被推開，一個穿長衫的陌生中年男子闖了進來，眼睛迅速地環顧了一周。
身為房子主人的李漢俊立刻站了起來，問道：你進來做什麼？
那人眼睛還在不住打量衆人，心不在焉地回答：找人，社聯的王主席在嗎？
李漢俊不悅地說道：這裡沒什麼社聯的人，哪來的王主席？
中年男子哦了一聲，收回了目光，說了句：對不住，找錯地方了。随後匆匆離去。
共産國際代表馬林鬥争經驗十分豐富，他立刻判斷這個人有問題，當機立斷要求代表們立刻疏散！李漢俊立刻領着衆人從李公館前門離開。而他自己則和陳公博留了下來。
結果不出馬林所料，沒一會就有幾個法國巡捕和士兵進了陳公館。當時，陳公博已經跟李漢俊上了樓，在書房中抽煙，帶隊的法國總巡直接走了進來，問道：你們在開什麼會？
陳公博回答：哪裡是開會，我們幾個朋友在一起聊天。總巡當然不信，吩咐幾個手下四處搜查，自己則繼續盤問李漢俊、陳公博二人。
偵探和士兵們四處翻找，足足搜了四個小時，結果除了幾本馬克思的著作外一無所獲，總巡隻得微笑地說道：本來是要查封房子的，但二位都是知識分子，就通融辦理。言罷，這才帶着手下離開。
初生的中國共産黨也就此躲過一劫，經過商議，他們将第二天的會場改到了嘉興南湖，這才有了我黨的“紅船精神”。這是中共黨史的重要一筆，是以，當初那個闖入會場的密探，也成為衆多專家想要尋找的人。
而直到1990年，上海文史館的葉永烈教授，才從曾經擔任過上海法租界巡捕的薛耕莘先生口中，得知了那個人的身份—薛耕莘的上級，法租界巡捕房探長程子卿。
程子卿是江蘇丹徒（今鎮江市）人，1911年因扛米練就出的過人臂力被選入法租界巡捕房，并被世人巡捕房華人探長的黃金榮看重，從巡捕一路升到了探長，而薛耕莘正式他手下的探員。
他親口對薛耕莘聊起過“前往李公館偵查外國赤色分子召集會議”之事，而薛耕莘1968年在内蒙古一個農場改造時，也曾交代過這件事，隻不過由于當時正處于動蕩年代，這條線索被遺憾地埋沒了。
而程子卿本人，由于他在巡捕房工作時，利用自己的身份保護過孫中山、宋慶齡在法租界的安全，并進而為鄧演達、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活動提供了幫助，保持了很好的關系。
鄧演達在法租界被國民黨特務綁架一案，就是他所在的巡捕房解決的，事後，他還通過宋慶齡轉告鄧演達："人随便外出，捕房派人保護"。包括有些中共黨員被捕後，宋慶齡都會通過他來"疏通"關系，進而将黨員們保釋出來。
為了法租界的利益，他參加過不少鎮壓勞工運動的活動，但在抗戰期間，也利用身份敷衍日軍，掩護過地下抗日工作，算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主動向毛主席寫了一封請罪信，信中表示自己也曾為共産黨做過一些工作，請求寬恕。而這封信，正是由宋慶齡代為轉交，同時，宋慶齡也向主席講述了他為營救革命人士做的一些工作。
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雖然他曾是法租界巡捕骨幹，也在1954年、1955年兩次作為反革命分子被批捕，但都因“無罪行、無活動、年邁多病”而未予處理。
在此期間，他一次在家養病，靠以前攢下的房産收租度日，1961年，在家中病故。程子卿本來在曆史的洪流中，隻是一個小人物，但正是因為機緣巧合成為了偵查中共一大會場的密探，而被學者們所研究。
所幸他良心未泯，在面對民族大義時，确确實實做了一個中國人應該做的工作，是以雖然兩次被捕，也能得以善終，這也許是曆史給他的回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