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廠初年我們正上國小，在學校前的空場上大家踢球玩，球滾來滾去，一個路過的人身穿長棉猴，頭戴火車頭棉帽，沖着滾到跟前的球迎頭一腳，居然給踢到學校的栅欄圍牆外——這是哪來的野小子，我們想。
那人戴一副近視眼鏡，看不出男女，居然直接進了學校邊的女廁所，那人進去了，幾個小女生提着褲子跑了出來：一個男的進了我們女廁所！她們喊。
女老師聽聲沖進了女廁所，立即出來了：不要怕，那人是新來的女大學生！
那時候工廠的職工宿舍和家屬福利區都混在一起。我們不久就知道這位女大學生住那間宿舍。
怪不得别人當她是男的，同學說，高門樓、大顴骨，長得就像個男的，再戴副眼鏡，誰能認得出來。
在女工宿舍裡，新來的大學生和勞工都住在一起，這位新來的女大學生姓黃，住在靠門邊架子床的上鋪，這是最差的位置，一開門冷風就直接襲來，而一般人都沒有随手關門的習慣。每次都喊小黃關門。小黃懶得回回效勞，說：沒關系、我不冷。扭頭朝牆面壁，繼續讀書。
“擺知識分子的臭架子”，大家不說進門不關的人，一緻歸罪于黃技術員。勞工之間比較抱團，知識分子孤芳自賞，獨立性強。
每到禮拜六，小女工們梳妝打扮相邀去俱樂部跳舞，沒人招呼黃技術員。“看那長相，去了也邀不到舞伴”有人刻薄的撇嘴。
“别小看人家，聽說她是華僑，父親是南洋的資本家，老有錢。”總是有人消息靈通
“哦吆，看不出來，原來是資本家出身的大小姐”，有人又找到貶低的理由。
南洋風光
南洋
黃小姐的父親是南洋某國的大商人，作為華僑界領袖人物，他組織海外華僑對祖國的抗戰和新中國建設積極援助，
南洋機工在滇緬公路運輸幫助祖國抗戰
。五十年代初，他力主讓中學畢業的女兒回國上大學，報效祖國。大學畢業後，黃小姐被破格配置設定到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大工廠，成為了黃技術員。
黃技術員在畢業時選擇了條件艱苦的大西北，就是向父親表明自己是一個有獨立能力的勞動者，不畏艱難困苦。
鵝毛大雪紛飛，當她從半尺深的雪地上跋涉探路，甚至跌倒在積雪掩蓋的深坑中，她會開心地大笑，因為這遠不是她心目中的艱苦。而其他凍得發抖、皺着眉頭、縮手縮腳的女工心想，這大小姐敢情沒心沒肺、還傻樂呵。
建廠初年，一切都沒走上正軌，所有人員不分勞工幹部，都在建廠工地第一線搬鋼筋、水泥和其他建材。在開挖的深溝上，搭着竹片捆紮的闆條，踩上去晃晃悠悠，那黃技術員肩扛水泥包，三腳兩步就走過去了。
“像個男人一樣”，這可不是誇獎。
“這可不說人家是資本家的大小姐了”，總有人認直理兒。
開飯了，在大食堂，勞工們面對各式各樣的菜肴，依據自己的消費能力做出精密的選擇。小香腸，一角錢，白菜豆腐2分錢，紅白蘿蔔丁1分錢，涼拌粉皮4分錢，回鍋肉、過油肉都是一角錢，紅燒肉一角五分錢……
每個人的飯都會被别人溜兩眼，黃技術員隻吃素。
“那麼有錢，還真摳”，大家不解。
當年有一件事兒如今的人們不太了解，無論是住家戶還是單身宿舍，都不鎖門，也有就是挂一把小鎖裝樣子。結果有一天，保衛科抓住了一個在宿舍行竊的小偷。
保衛科找到了黃技術員對證，結果怎麼也對不上。
“你丢了多少錢？”
“我不知道。”
“你有多少錢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那小偷并沒打算偷錢，隻是想順手牽羊個毛巾、手絹、牙膏什麼的，看見了黃技術員床頭的餅幹桶，想着摸幾塊餅幹，不成想裡面是花花綠綠的鈔票……
“是的，我沒有數，我隻是把每月剩下的錢扔進去。”
小偷說所有的錢都是從這個餅幹桶裡偷的。清點結果二百多元，當年屬于巨額款項，要判重罪的。
保衛科的人說，黃技術員不承認丢了二百多元，是以無法給那個失足少年定罪。所有錢款最後上繳。
後來的人們都知道黃技術員原來是有錢不摳。黃技術員的餅幹桶放鈔票曝光天下，以後隻好到人民銀行儲蓄所公幹。
當年的大學生每月工資70多元，跟他同宿舍的小徒工們每月十幾、二十元、三年滿師才36元。
建廠時期每年報到的大中專學生不多，随着生産規劃完畢，工廠的運作走上正軌，技術人手明顯緊缺。工廠開辦的技術夜校原本是培養技術勞工，提高勞工文化修養的，現在又開設了專門的技術專業班，教授制圖和描圖有關知識。一些女工學習後可以勝任描圖員工作。
黃技術員成了黃老師。這時的黃老師已經搬到技術員宿舍，配置是兩人一間，原來的小女工室友去看她不是叙舊、為的是補習文化。
不久後細心的女工們發現，她們的頻繁造訪妨礙了别人——
“那人是誰？”
“不認識，工藝科的方塊呗”。
方塊是北京人，喜好多，五花八門都來一手，一個典型的北方人不知怎麼和南方人黃技術員搞到一起了。
“他們倆在一起挺般配”不知說話的内涵是什麼。
有人不這麼看，“不好”工藝科的頭兒私下裡跟方塊說。
方塊是工藝科的主力，上司看好的好苗子。
結果由于和資本家的女兒談對象，方塊的政治上進要求被推後了。
方塊喜歡的是黃技術員的開朗，他覺得黃技術員看待事物的着眼點開闊，性格好，沒有世俗的限制。
結婚對于兩個年輕人是簡單又快樂的，分到了一間16平方米的小單間。大家搶喜糖鬧新郎也都是走過場。一幢樓基本是空的，沒有幾戶人家，那時候帶家屬的各地援助大西北的技術勞工還沒來到呢。
在大洋彼岸的南洋某國，報紙上頭條是黃家女公子與某某締結良緣的消息。随後接受的賀禮據說裝滿了兩間房屋。當然這些事兒廠裡的職工們一無所知。
婚後不幾年，國家進入了困難時期，物資供應突然緊缺，許多商品都要憑票供應。黃女士如今已經是黃工（工程師）了。她的小姑娘剛出生不久，由于營養欠缺，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身體症狀。她在給孩子外公的信中提到了國内食糖緊缺，孩子吃奶不夠用。
不久，市鐵路東站（貨運站）給廠裡發來了提貨通知，讓工廠取貨，可是廠裡并沒有這批貨的提貨單和相應手續，于是派人到車站去了解情況，原來貨主是本廠的一個黃姓職工。貨物是整整一車皮整整幾十噸的白砂糖。
事情回報到廠裡，大家都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可是困難時期的稀缺物資啊。于是将情況上報市裡，市上司立即前來會同廠上司、貨主黃工一起協商。
沒有協商，黃工表了個态：我隻要三斤白糖，其餘的全部上交，聽憑上司們處置。
七十年代初，南洋某國換了新的上司人，對中國采取友好态度。黃工的父親即将随團來訪，有可能到本市看望女兒以及未曾謀面的女婿和外孫女。雖然隻是一句話，廠裡的上司立即忙亂起來，選擇了一套鋪有木地闆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房，配齊了全套的家具直至落地窗簾，還有當時少見的電視機。黃工一家從原來居住的小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房搬進來，等待着與相隔十多年的老父親見面。
黃老爺子公務繁忙，在本市和女兒一家的會面隻有兩個小時，但對女兒的生活很滿意。老爺子離開後，黃工二話不說，立即回到自己原來住慣了的小屋，讓一切恢複正常。
廠裡的工作繁忙，黃工每次從廠裡到嬰兒室給小女兒喂奶，靠兩條腿跑不過來，想買一輛自行車要備有“自行車票”，工廠裡每年隻有很少名額，排隊要等到猴年馬月。黃工隻好請黃老爺子幫她買一輛車。黃老爺子覺得日本離中國近，托運車輛友善，就委托在日本的分公司給黃女士買車。
車很快就到了，上海的海關通知黃女士取車，這是一輛高檔的國外豪車，如果黃女士取了車，這大約是中國第一部私家車，估計牌照都不好辦。當時所有小轎車都是公車，由國家按照各機關的行政級别配給。
當時不知有多少雙眼睛都盯着這輛進階轎車，通過幾個機關協商，該車當仁不讓留在海關，海關調配一部《上海》轎車給本市有關部門，對黃女士的補償是一輛國内少見的進口變速自行車。黃女士知道該車太招搖，到手後不敢騎，鎖在家裡，等于還是沒解決問題。據說後來有人用《鳳凰18型》小坤車前來交換，這是後話。
又過了幾年，黃工的丈夫終于獲得了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标，光榮入黨并被提拔為工廠的中層上司。黃女士的小家庭生活日益美滿。但是不幸也随之降臨——黃女士的父親去世了。
還沒等黃女士着手辦理回南洋吊唁，北京外事有關部門已經派人前來本市幫助打理行程，并有專人代表國家陪同前往吊唁這位功勳卓著的老僑界領袖。
在宣讀的遺囑裡 黃老爺子給了女兒七家工廠和商行。黃女士跟随行人員說自己不打算接受，說自己隻是一個普通技術人員，不會經商打理公司，更主要的是不想當資本家。結果随行的有關方面人員立即打消了她的顧慮，告訴她如果接受就是給國家日後進入東南亞商界打開了局面，并說，不必要你親自打理，隻要出具委托書，國家有關部門會幫你打理這些企業，于是黃女士簽了字。
回國後，黃工依舊辛勤工作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