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湘粵古界街的坪石村老街今日實景圖。據清《重建廣同會館碑記》記載：“五羊城之西北一千裡曰平石，乃韶州府樂昌縣屬地……京舟車畢至，來往官商所共遊者也。”曉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滿郭青。土沃地美，人俊士傑，水清浪白，景色鮮明，環境幽美。又據1932年《樂昌縣志》記載：“平石街有上、中、下三街，清道光以後開設，漸趨繁盛。”
1940年，中山大學由雲南澄江遷至樂昌坪石，除醫學院設在樂昌城外，其餘文、理、工、師、法、農及先修班或附中等，均設于坪石街内或坪石附近各地。由于當時坪石地理位置優越，嶺南大學農學院，培正、培道中學亦接踵而來，一下子使得荒涼貧瘠、文化水準低落之坪石一躍為華南新興之文化區域、乃至華南教育之重鎮。一時間，坪石銀行林立、洋貨暢流、萬象更新。正是自強不息的各院校師生到來，使坪石成為華南經濟文化荟萃之區、華南教育綿延之地。當翻開那時的種種記載，不能忘卻的坪石往事總是讓人頓覺蒼勁而豪邁，華南教育星火的璀璨躍然紙上。
曾經的坪石商鋪位置，如今長滿了油菜花。
坪石的古碼頭依舊，但碼頭後面的世界不再。
據後來的一些回憶錄描述：戰時的校園生活，讓師生們習慣了苦中作樂。1944年元旦，馬思聰為全校舉辦了馬思聰音樂會專場；3月18-19日，馬思聰音樂會在坪石時代戲院舉行；4月22日，在馬思聰的主持下舉行弦樂演奏大會，内容主要是馬思聰創作的提琴獨奏曲，西藏音詩、以及名曲《聖母頌》、《寂寞之夜》、流浪者之歌》、《綏遠迴旋曲》等，還有馬思聰、黃友棣的提琴二重奏、以及弦樂四重奏等。另外，中師合唱團為籌募音樂教育活動基金，在馬思聰、黃友棣的直接指導下，4月30日在坪石時代戲院舉辦音樂演奏大會，内容有混聲合唱，四重唱，獨唱，提琴，口琴，鋸樂與鋼琴四手奏等。
馬思聰、王慕理伉俪在坪石生下次女馬瑞雪。據說有一次，馬思聰夫婦正為坪石群衆進行演出，剛出生的小瑞雪被留在背景交給學生照料。不料小瑞雪哭鬧不止，哭聲傳到了前台。正在進行鋼琴伴奏的王慕理，不得不暫停演奏，臨時到背景給孩子喂奶。而馬思聰就靜靜地站在台上，所有觀衆無一人喧鬧，全都留在原位肅然靜候，場面十分感人。
馬思聰夫婦與女兒。
在這期間，馬思聰夫婦既要教學生，又要搞創作，閑暇時就練琴。他們家沒有鋼琴，晚上練琴時要爬到住地對面山上的食堂兼大禮堂去，那部新購的鋼琴就放置在裡面。據當年的回憶：每當他倆練琴時，我們都能辨識出那宏亮的鋼琴聲和小提琴的袅袅之音，這琴聲是我們當年的最好享受，何況，它還出自知名度很高的演奏者之手。他們奏的一般是西洋名曲，當然也少不了演奏我們民族的樂曲，有時還彈奏那令人振奮的抗戰歌曲。當馬思聰自己創作的思鄉曲的旋律傳了過來時，我們的心情也随之激動起來，思鄉憂國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在坪石的這幾年，馬思聰除了教學外，在家時間大部分用來看書和創作，他的小提琴協奏曲，有好幾首是這期間創作出來的。1944年，他創作了《F大調第一小提琴協奏曲》，這是中國人創作的第一部分大型的小提琴曲，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
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馬思聰對音樂的追求從未止步。
1941年，在坪石這個偏遠小鎮，29歲的黃友棣創作了名滿天下的抗日歌曲《杜鵑花》，讓世界聽到了全中國人的愛國情懷與思鄉情懷。《杜鵑花》，女學生方蕪軍詞，混聲四部合唱，這是一首富有詩情畫意的抗戰浪漫曲。
黃友棣先生在演奏。
據小提琴家楊寶智回憶說：八年抗戰的後期，大約1943-1944年間，廣東省許多有名的學校，例如中山大學、培正培道聯合中學等，都在粵北和湖南省交界的的坪石鎮安營紮寨。這時我父母也在培聯任職，在我印象中黃友棣先生多次夾着個小提琴和他的未婚妻劉鳳賢女士，從中大師範學院長途跋涉到金雞嶺下白沙河畔到我們家裡來聊天。我媽媽劉慧娴是中國小音樂教師，和他是同行，是以話題很多。他跟我們講故事，講笑話，評論時事。具體内容已經忘了，隻記得他講話雖然略帶廣東高要縣的鄉音，但口才很好，很幽默，能抓住人們的注意力，而且講笑話自己不笑。此外，他還教我們唱他創作的那首著名的抗戰歌曲《杜鵑花》，時隔多年了，我至今還會唱。
《杜鵑花》曲譜。
1940年，王亞南應中山大學校長許崇靖之聘，到湘粵交界的坪石鎮任中大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在中大除從事教學工作外，還創辦并主編《經濟科學》雜志，撰寫《中國經濟原論》一書，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态，這是他的經濟理論體系中的代表作之一。1943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慕名來坪石通路王亞南，暢論中國官僚政治問題，之後他寫出又一代表作《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王亞南在中山大學講授馬列主義經濟理論，鼓勵與支援進步青年學生，受到廣大師生尊敬，卻遭到國民黨當局忌恨，為此他經常收到特務的恐吓信。
王亞南。
《中國經濟學原論》。
在坪石，1940年還發生了轟動一時的中山大學農學院院長丁穎教授被土匪綁架事件。出生于廣東高州的丁穎（1888—1964年）是中國著名的農業科學家、教育家和水稻專家，1924年畢業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院。因研究水稻蜚聲中外，有“中國稻作之父”之稱，是中國現代水稻研究的主要創始者。
1938年，日軍侵入廣州前夕，中山大學決定内遷。在撤離前一天晚上，在炮聲隆隆中，丁穎卻來到稻作試驗總場，将當年夏天收獲的400多個水稻品種細細包裝，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丁穎又把幾百個良種番薯種苗進行分類，等他帶着這些“寶貝”趕到碼頭時，幾乎誤了撤離的航船。在抗戰中，丁穎随中山大學三遷校址，颠沛流離。1940年遷址粵北坪石時，他出任中山大學農學院院長，因他在農學界威望極高，一批國内頂級的農學專家應他邀請欣然冒着炮火來中山大學農學院任教，使中山大學農學院一時才俊雲集。這為解放後成立的“華南農學院”成為農業學術重鎮打下了基礎。
丁穎在坪石被土匪綁架事件，據相關記載：由于丁穎人矮體胖，行走不甚友善，是以出門常坐轎子。不料當地一些打家劫舍的土匪見他以轎代步，又是大學的院長和著名教授，以為是一個有錢的闊佬，竟在一條偏僻的山路上将他綁架了，并提出了很高的贖金。這一事件轟動一時，讓當時的廣東省政府要員頭痛不已。後來，通過當地有權勢的鄉紳出面去交涉，土匪才将丁穎放回來。事後，當時的廣東省政府曾撥付給丁穎一筆款項作為賠償遭遇搶劫的損失，但丁穎卻将此款如數交給農學院購買獸藥為農民防治牛瘟。
中國稻作科學之父丁穎。
1945年1月，日軍向第9戰區部隊駐地廣州樂昌、坪石進攻。戰事逼近，中山大學再次被迫疏散撤離。著名畫家符羅飛剛從湖南郴州開畫展回到坪石，家人已随學校撤離。他匆忙買了一口棺材，将這段時期的畫裝進棺材埋入地下，旋即趕往火車站尋找失散的家人。這時，火車站人流熙攘。北上是運載軍火和兵員的列車，南下是急于逃命的人們，人群擁堵在車廂旁，子女走散的哭聲、尋找親人的呼喊聲、被踩踏的叫罵聲、軍人的吼聲混雜在空氣中。符羅飛在這樣緊急的時刻，還不失時機地拿起筆畫了速寫《逃難》。
符羅飛1947年自畫像。
符羅飛作品《雷雨夜行軍》。
四年時光裡，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在坪石編輯出版了中國民俗學史上重要的民俗期刊——《民俗》季刊的第1卷第4期、第2卷第1、2期合刊、第2卷第3、4期合刊，共三期，發表各類文章45篇。包括名垂民俗史的名篇佳作，比如楊成志的《民俗學之内容與分類》、胡體乾的《社會學與說明的民俗學》、鄭師許的《方志在民俗學上之地位》與《中國民俗學發展史》、羅緻平的《民俗學史略》、顧鐵符的《民俗美術漫談》、阮鏡清的《原始畫之心理》等；還包括借助“他山之石”而“攻玉”的翻譯文字，如戴裔煊翻譯自Lord Raglan的《論巫術與宗教》、陳必恒翻譯自J.Henry的《學習初民語言的方法》、王啟澍翻譯自F.Boas的《神話與民俗》、吳鈞翻譯自大久保幸次的《西亞細亞諸族的生活形态》、豈素翻譯自哥登惠塞的《文化發展中的有限可能性原理》等；更有來自粵北田野、詳細描寫粵北乳源瑤人的調查報告，如楊成志的《粵北乳源瑤人調查報告導言》及《粵北乳源瑤人的人口問題》與《粵北乳源瑤語小記》、王啟澍的《粵北乳源瑤人的經濟生活》、梁钊韬的《粵北乳源瑤人的宗教信仰》、顧鐵符的《粵北乳源瑤人的刺繡圖案》、黃友棣的《連陽瑤人的音樂》，還有對坪石地方民俗的記述，如張壽祺的《管埠婚俗記》等。
《民俗》季刊第1卷第4期由楊成志主編，于1942年3月出版，動員書店總經售；第2卷第1、2期合刊由楊成志主編，于1943年5月出版，中國文化服務社坪石分社代批發；第2卷第3、4期合刊由鐘敬文主編，于1945年11月出版，彙文供應社總經售。在當時極為惡劣的戰争環境裡，中山大學在坪石編輯出版了内容如此豐富、學術水準如此之高的民俗刊物，為中國民俗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如楊成志在“編餘綴話”中所言：雖不敢說成績是怎樣豐富的。但是，可以略使大家信任的，就是這些考察的态度是客觀的，而論斷也大都以比較可靠的學理為依據。在這種學問還在萌芽時期的今日學術界，我們或可說這個考察報告，決不是沒有多少意義和貢獻的。鐘敬文先生在“編字尾話”中說：我們且不要管這些文章裡有多少精确的論斷，單就新材料的提供方面說，也是給予我們稚弱的民族學界和民俗學界添上一點氣力了。事實上，在民俗學史、民族學史領域，上述幾期刊物占有相當的分量，粵北坪石也是以而在民俗學史、瑤族研究史上不斷為人所提及。
《民俗》季刊。
《青年生活》雜志。
在坪石期間，中大師生還成立許多社團，如民風劇團、粵聲音樂社、青年生活社、政治學會等，以推進抗日救亡工作并活躍師生文化生活。民風劇團演出以鋤奸為内容的《葡萄美酒》和以紀念“八·一三”上海抗戰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為題材的《最後一滴血》兩幕話劇，深得師生、群眾的好評。由中共地下組織上司的青年生活社，出版《青年生活》、《群眾壁報》，積極開展抗日宣傳，發起征集寒衣，通過音樂戲劇演出籌款，從精神、物質上支援前方将士抗戰。
中山大學外遷七年，駐坪石的時間長達四年之久，也輸送了四屆各學科的畢業生。坪石的這四年在中大的成長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四年。整個學校從遷移的不利影響中振作起來，始終保有華南名校的風範。那時的各院校師生，是堅強而偉大的，他們不僅能夠在惡劣的環境下繼續深造學習、繼續科研，還能夠根據當地的自然和人文條件，開設相應的學科，展開相當多的科學實驗和社會調查，得到了絲毫不遜色于和平時代的學術成果。生活的困窘、學習條件的艱苦、研究經費的缺乏、時局的不穩，不僅沒有阻礙師生學們習的腳步，反而成為一種動力，激勵他們更加努力進取。國難當頭，士兵們拿起槍炮去戰場奮勇殺敵，内遷坪石的師生們則是捧起書本、拿起筆墨，用另一種方式在戰鬥。他們使得中國的教育事業沒有中斷，這對于國民教育的維持，傳統文化的延續，現代知識的傳授，人民素質的提高，以及抗戰所需的技術人才和建設人才的培養，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坪石唯一幸存的被挪動了的古建築。
坪石千年回龍廟獨守一隅，香火依舊。
如今，我們把坪石視為華南教育聖地毫不為過，它承載了衆多師生在艱難歲月中的求學之路、救國之路……它理應成為後輩們的追尋朝聖之地，時刻銘記坪石鑄就的那些平凡中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