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新聞記者 盧懷濤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攝制電視專題片《零容忍》，1月19日晚播出第五集《永遠在路上》，本集列舉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周江勇的案例。
浙江是市場經濟活躍地區，部分上司幹部存在搞“一家兩制”的問題。周江勇作為在黨的十八大以後成長起來的進階幹部，沒有逃出“地方特色”，竟然也屬于這種情況：他和弟弟周健勇一個從政、一個經商，利用公權力為弟弟經商提供幫助。
他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學教師，卻并不安于立德樹人本職，内心羨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早在2006年，周健勇兼職辦起了一家化工企業，起步地點就選在了周江勇當時擔任“一把手”的甯波市象山縣，原因不言自明。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權錢交易的基礎上。“當時周江勇是象山縣縣委書記，找了當地的一家民營企業出資金、土地、裝置，他弟弟就出所謂的技術。”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從業人員曾克孝說。
這家民營企業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開辦了甯波翔潤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謂“合作”其實隻是幌子，很快翔潤石化公司變成周健勇獨立承包，但依然長期免費使用這家民營企業的土地、廠房和裝置。
通過免除租賃使用費的方式，多年來，象山縣這家民營企業向周江勇兄弟輸送利益達七百多萬元。與此對應，周江勇則利用職權，為該公司在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幫助。
“這個租金一直沒付過，有這個關系在，也就讓我用了。離開周江勇，他會嗎？人家不會。”弟弟周健勇說。
周健勇繼而又和同鄉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義開辦了永潤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實際上他應付的注冊資金和增資款共計1400多萬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
這些老闆之是以願意出巨資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這個靠山。
周江勇也的确不遺餘力，為弟弟的關聯企業充當靠山。他不僅在企業經營方面提供幫助，甚至幹預司法，幫助弟弟的永潤公司在環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處罰。
2014年，永潤公司為了節省成本，違規将煉油後的廢渣交給沒有資質的企業“處理”，實際就是運到山東傾倒在了農田裡。山東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頭查到了永潤公司，周江勇為了讓弟弟的公司獲得從輕處理，于是利用職務影響力，搶奪案件管轄權，讓甯波警方立案調查。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給了各路商人順理成章利用他圍獵周江勇的機會。一家建築公司老闆史時紅就是其中之一。
史時紅主動找關系結識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過哥哥幫史時紅承攬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額賄賂，再投入家族企業作為資本。
從2013年到2017年期間，周江勇先後在涉及舟山、溫州的多個項目中，按照周健勇傳達的請托，為史時紅提供幫助，弟弟周健勇則先後八次以“借款”為名收受史時紅所送的錢财，總計金額達9000多萬元。
周江勇擔任舟山市委書記已經是黨的十八大之後，他卻自認為能通過設定“防火牆”來規避監督。在收受史時紅賄賂的過程中，他本人和史時紅從不接觸，都是通過弟弟作為橋梁。
具體操作是：史時紅的公司不直接拿項目，而是先和周健勇找到一些大型央企、國企，承諾幫他們找周江勇拿項目，事成後将部分工程交給史時紅的公司做。周江勇為一些大型央企、國企拿工程，也顯得名正言順。
周江勇覺得自己是有一個很好的幌子，是推動經濟發展，是關心支援大企業，背地裡他弟弟又通過這種方式拿好處，是以他認為不容易暴露。
“我和國企、央企的負責人見過面後，我弟弟再跟其它的企業去聯系，他們一起從央企、國企那裡去分包、轉包項目。”周江勇說。
2017年2月，周江勇調任溫州市委書記，2018年，優城聯合公司通過周健勇獲得了溫州地鐵移動支付系統的部分項目；2019年周江勇調任杭州市委書記，2019年11月，優城聯合公司又作為大股東投資創立了杭鐵優城科技有限公司。
在這個過程中，周健勇也熱衷于結交各路老闆，表面是推銷高新科技概念，實際是兜售周江勇的權力。一些企業也希望通過周健勇綁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顯不合理的高價購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權。
周江勇則為這些企業在擷取低價土地、優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幫助。“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利益輸送背後的實質是權力與資本的交易。”
周江勇出身農家，在組織的培養和自身的努力下，一步步成為副省級幹部，本應珍惜難得的事業機遇、時代機遇，但遺憾的是，他卻在職務提升過程中，漸漸任性用權，背離了初心。
擔任杭州市委書記期間，周江勇曾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這是一個能幹事的時代，這是一座能幹成事的城市。能夠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城市工作，是我們每個幹部的無上光榮，也是對我們每個幹部的重大考驗。”而他自己，實際上卻沒能經受住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