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年二月，一個叫唐周的男子晝夜兼程，風塵仆仆地來到東漢首都洛陽（東漢時洛陽名“雒陽”，曹丕稱帝改稱“洛陽”，為行文友善，咱們都稱“洛陽”）。
唐州的身份是信使，要送的是一封密信，收信人是皇帝身邊的兩個宦官封胥和徐奉。
信的内容大概是這樣的：
三月五日我們就要正式造反了，請兩位像商量好的一樣，當好内鬼，幹淨利索地把皇帝老兒給幹掉。
封胥和徐奉的職位是中常侍，日常工作是掌管皇帝文書、傳達皇帝诏令，相當于現在上司身邊的機要秘書。
這個職位當時全國一共才十二個，權力極大，地位極高（權傾人主），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這樣的身份和地位，兩位宦官為何還要冒風險參與謀反呢？
他們的動機在曆史上沒有明文記載，我們可以大膽地猜測一下。
可能性有兩種。
有學者說，人們的物質欲望得到極大滿足後，就要追求精神層面的欲望了。古代人大概也這樣，那些吃盡穿絕、提前實作了物質自由的人，也會想方設法在精神層面上有所實作。
宦官雖然生理上和普通人明顯不同，但心理上和普通人也沒多大差別（在個别方面或許有些變态），是以，封胥和徐奉參與謀反，有可能也是在追求精神層面的東西——比如投身于偉大的造反事業，建立一個輝煌燦爛、公平正義的新王朝。
但從漢末宦官們的平均政治覺悟看，這個可能性不太大。
另一個可能性，是封胥和徐奉希望自己能繼續在亂世中活下去，最好來個長生不老。
為什麼兩人會有這種想法呢？
因為這次造反是漢末第一大宗教“太平道”策劃的，教主張角曾對教徒承諾說“從者為種民，不從者沉沒”，大概意思是“信角哥得永生”，不信角哥就得死。
是以，封胥和徐奉造反的原因，第二個可能性更大一點。
那張角又是個什麼樣的角色呢？他為何要造反呢？
張角：自媒體高手
張角是巨鹿人（今河北平鄉縣一帶），生年不詳，死于公元184年。
張角在創立“太平道”并當上教主前，沒有什麼光輝事迹，“家世不可考”。
魏晉之後極重視門第，如果家裡有人當過一官半職，史書上非記錄一筆不可。
是以，張角“家史不可考”意味着他出身卑微，很可能出身貧苦家庭，也許讀過一點書，如果他寫的東西不是找人代筆的話。
但也有相反的觀點，西晉葛洪在《抱樸子》一書中說，張角乃豪族出身，家中金銀如山，妻妾成群，還養了很多死士。
考慮到晉朝和漢末時間上距離不遠，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至于《三國演義》中把張角稱為“不第秀才”的說法，肯定是不可能了，因為東漢時并沒有實行科舉制。
公元170年左右，張角自稱“大賢良師”，開始在冀州傳教。和曆史上很多宗教導師一樣，張角的傳教也從給人看病開始。
當時瘟疫盛行（瘟疫的事兒，後面還會細說），很多人生病，張角自稱有仙術，念幾句咒語，再畫符燒成灰混在水裡給病人喝下去，病就能好。
有人喝下符水後，病還真的好了。
從科學角度看，符咒燒成灰就能治病顯然是沒法說通的，是以張角要麼是用其它手法治好了别人的病，要麼就是一種純粹的“安慰劑效應”（心理學概念：病人服用無效藥物，但“相信”治療有效，而讓病患症狀得到舒緩的現象），病人靠着免疫力自愈了。
但張角确實治好了病人——雖然在治好一個人的同時也許治死了一百個，但在絕望時大家顯然更願意傳播好消息，張角的名聲就傳開了，流量越來越大，粉絲也越來越多。
靠制造“神迹”來傳播宗教，你如果熟悉世界各種宗教曆史，對這種手法一定不會陌生。
剛開始時，張角大概隻想蒙點錢，最多是開個直播間賣藥，但相信他的人多了以後，張角不再滿足于小打小鬧，決心把事業幹大點。
首先，張角派人到全國各地去打廣告，宣傳“太平道”。史書記載說，張角派出八名弟子，向八個方向出發的，宣傳太平教義，據說宣傳手法是把教義編成曲子，邊走邊唱。
在那個老百姓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的時代，唱小曲比發傳單有效多了。
據說，河北省現在有些地區，今天還流傳這種“太平道樂”。
其次，他開始寫文來影響粉絲三觀了。
張角提出了一套“末世論”（也是全世界各種宗教興起時通用的招數），聲稱瘟疫興起是因為上天要“除兇民、度善人”，消滅壞人，留下好人，在人間建立新秩序。
那如何判斷誰是兇民，誰是善人呢？
張角又說了：
“從者為種民，不從者沉沒。”
意思是信奉太平道、跟着我幹的，都是“種民”、好人，能繼續活下去，甚至還可以得到成仙；不跟我幹的，都是“兇民”、壞人，都得在疫災中死掉。
（被視為《太平經》僞書的《太平經鈔·甲部》與張角提出的理論頗為相似，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理論源頭。）
通過廣泛傳播和建構理論體系，“太平道”的影響力迅速擴大，教徒人數以指數級的速度增長。十餘年間，太平道的信徒遍布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包括今天的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東、河南、河北等地），數量達數十萬人。
史書記載，當時人們信仰太平道是非常狂熱的，有許多人變賣了全部家産，不遠萬裡來投奔張角，連通往巨鹿的道路都被堵塞了。
張角不但粉絲多，影響力還出圈了。
剛開始時，信仰太平道的都是掙紮在生死邊緣的底層群眾，包括農民、城鎮中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後來一些讀書人和官吏也開始信教了，這其中就包括上面我們提到的封胥和徐奉。
有學者說，“太平道”能傳播到上層社會，是因為它的教義中還含有“興國廣嗣之術”，說白了就是“房中術”，教你怎麼生兒子，順便再教你幾個姿勢。
是以說，張角就是個自媒體的高手，形式上有創新，内容也能滿足不同閱聽人的需求，他的粉絲能不多嗎？
槍杆子裡出政權
粉絲多了，張角也開始膨脹了，決定把事業再幹大點，比如，推翻東漢政府，自己弄個皇帝當當。
想造反，不能光靠“筆杆子”，還得有“槍杆子”。
為把教徒有效地組織起來形成戰鬥力，張角把數十萬教徒分成三十六方，大方有萬餘人，小方有六七千人。每一“方”安排一個首領，叫“渠帥”。
這樣張角上司渠帥，渠帥上司信徒，就形成了一套清晰、簡潔的指揮系統。
手裡掌握了軍隊後，張角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意思是漢王朝代表的“蒼天”氣數已盡，該由“太平道”代表的“黃天”取而代之——後來起義軍都裹黃色頭巾，代表的“黃天”，被稱為“黃巾”，但敵視的他們的人，則稱為“蛾賊”——大概是頭頂黃巾，比較像飛蛾吧。
不過，曆史學家呂思勉認為，張角的口号搞錯了，因為按照“五行相生”的規律，應該是“赤天已死，黃天當立”，按照五行相克的規律，應該是“黑天已死，黃天當立”。
至于“甲子”，就是指公元184年了。
按照中國傳統的幹支紀年，當年時甲子年。
“歲在甲子”意思是要在184年起義。
張角看中184年，是因為184年是中國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是官方承認的第一個“甲子年”。
公元前124年，漢安帝劉祜正式下诏，把幹支紀年作為帝國的官方紀年方式。到了184年，恰逢第一個“甲子”的到來。
漢安帝一個沒什麼太大意義的操作，不小心吹響了帝國的葬歌。
具體的起義時間定在184年三月五日，各地的渠帥紛紛着手，做好準備。
其中，荊州、揚州的信徒數萬人，被調到太平道總部冀州邺城（今河北臨漳西），準備起義。
同時，洛陽以及其它州郡官府的牆壁上、大門上，都被“太平道”信徒們用石灰寫上了“甲子”等智語。
看到後面這個記載，我是有所懷疑的，“太平道”信徒們大張旗鼓地到官府牆壁上搞塗鴉，難道官府們就沒有察覺麼？
不過從後來的反應看，他們還真的沒有察覺（或者是察覺了擔心追責不敢上報）。
曆史有時就是這樣的詭異。
功虧一篑的“斬首行動”
除了做好起兵的準備後，張角還在皇帝身邊發展了内線，就是上面說的封胥和徐奉。當時，一個叫馬元義的渠帥多次出入京城，負責與封胥、徐奉聯絡，商量如何在起義時把皇帝給直接幹掉。
這個馬元義絕對是個諜戰高手，他不但策反皇帝身邊的宦官，還策反了皇帝身邊的宿衛（相當于貼身保镖）。
如果後來沒有發生洩密事件，黃巾軍還真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幹掉皇帝、拿下洛陽，曆史說不定又是另外一個面貌了。
馬元義，一個真正的厲害角色。
但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
起義前一個月（184年二月），馬元義又去了洛陽，大概是為了安排一些行動細節。
可不知道是出于原因，張角又派出一個叫唐周的去了洛陽，任務也是與封胥、徐奉聯系，商量起義時裡應外合之事。
這麼機密的事不保持單線聯系的原則，可見張角搞地下工作的水準是很差的。
放到現在的國産諜戰劇裡，大概活不過第一集。
而且，從事這麼重要的工作，唐周應該是張角親信中的親信。但不知道出于什麼原因，唐周到了洛陽後就叛變了，他沒去聯系封胥和徐奉，而是一溜煙地跑到了衙門，把封胥、徐奉，還有潛伏在洛陽的馬元義給舉報了。
可見，張角用人的眼光也不咋地，看人不準。
唐周舉報後，洛陽城内炸鍋了。封胥、徐奉和馬元義全部被捕，馬元義被處以車裂，封胥和徐奉也都被處死，同時被殺的還有一千多名洛陽的“太平道”信徒。
馬元義被處死的消息傳到冀州後，張角決定提前造反，并派人連夜通知各地的渠帥。
張角自稱“天公将軍”，其弟張寶自稱“地公将軍”，其弟張梁自稱“人公将軍”（稱号來源于《太平經》中“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萬物治也”的理論），率領信徒起義了。
其他地方的信徒也起義響應，一時間，起義的烽火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
當時東漢分十三個州，可以說起義的烽火波及了東漢政府的絕大部分統治地區。
因為黃巾軍的主要參與者都是農民，是以後來這次起義被定性為“農民起義”。
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代農民是一個最能隐忍的階層，除非真急眼了，否則是不會放棄“老婆孩子熱炕頭”這種枯燥乏味且樸實無華的生活的。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把東漢的農民給逼急眼了呢？
請看下期：大災變，東漢末年的天災和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