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遼東經略熊廷弼遭人構陷，被明朝免去職務。在得知這個消息後，努爾哈赤率領八旗鐵騎向沈陽發動攻擊。
作為明朝在關外軍事重鎮的沈陽，承擔着拱衛遼東都指揮使司所駐地遼陽的重任。如果，一旦沈陽丢失，那麼明軍在遼河以東的整個軍事防禦體系就有可能崩潰的危險。時任遼東巡撫的袁應泰，開始從遼東的各堡砦抽調兵力，作為沈陽的援兵。當時的遼東地區，經過曾任遼東經略熊廷弼的苦心經營下，擁有130000人左右的龐大兵力。是以，袁應泰很快就集結了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包括步騎兵94000人，水軍7000人。此外，根據袁應泰的部署，在各路援軍抵達沈陽之後，還要有10000人防禦沈陽，10000人守衛蒲河，7000人進駐奉集。
這支部隊的兵力不可謂不雄厚，但此時的明軍早已沒有了往日的雄風，大多數隻是濫竽充數之輩，根本不具備與八旗軍進行野戰的能力。是以，真正能用于作戰的主力僅僅隻有來自浙江的3785戚家軍，來自石柱宣撫司的3800白杆兵（駐紮在遼東的白杆兵共6800人），來自酉陽宣撫司的4000土司兵（駐紮在遼東的土司兵共5000人），共計11585人左右。而此後的事實也證明，這支一萬餘人的明軍，在渾河之戰中讓數萬八旗鐵騎傷亡慘重。讓以清朝為“本朝”的魏源，也不得不感慨“為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
不過，關于這場讓人血脈贲張的大戰，很多人都記住了記住了戚家軍的悲壯，白杆兵的慘烈。但是，酉陽宣撫司的土司兵在這場大戰中的表現卻着墨不多。要知道，明朝兵部尚書張鶴鳴盛贊的是“實石柱、酉陽二土司功”。是以，有必要來介紹一下這支來自重慶的，被很多人所忽視的酉陽宣撫司土司兵。
其實，早在明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熊廷弼就向明神宗上疏請求“征調酉陽宣撫司兵四千”，赴遼東作戰。熊廷弼之是以請調酉陽宣撫司的土司兵，是因為他們不僅善戰，而且對中央朝廷忠心耿耿。據統計，在明代酉陽宣撫司先後21餘次響應朝廷征調，到廣西、貴州、四川等地鎮壓農民起義，還曾經在東部沿海與倭寇作戰。是以，這個計劃很快就得到了萬曆皇帝的準許，并在當年11月，由兵部向酉陽宣撫司下發了征調令。時任酉陽宣撫司宣撫使的冉躍龍在收到兵部的調兵指令後，當即奉調率領弟冉見龍、子冉天胤和冉文光及5000土兵援遼。
酉陽土司兵剛剛抵達遼東不久，還沒進行修正，就立即投入到了一場戰鬥之中。當時，努爾哈赤正帶兵圍攻遼陽的另一個重要屏障奉集。作為剛剛抵達的生力軍，酉陽土司兵立即被派往前線，援救被圍困的奉集。結果，酉陽土司兵在奉集城外與八旗兵進行了一場鏖戰。據記載，酉陽土司兵“列隊而出，其勢撼天動地”。已經在遼東縱橫多年的八旗鐵騎，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勇猛的明軍。結果八旗軍潰敗而走，酉陽土司兵初戰告捷，不僅打破了八旗不可戰勝的神話，更解除了奉集城的危難。之後，這支酉陽土司兵就駐守在遼東的虎皮、黃山等處。
到了公元1621年，駐守遼東的酉陽土司兵，再次參與到了救援的作戰行動中。所不同的是，此次救援的是沈陽城，而酉陽土司兵隻出動了4000餘人，與石柱白杆兵和浙江戚家軍共同組成了一支11000餘人的龐大部隊。當然，他們的面對的敵人也更加兇殘，經過多年的作戰的八旗鐵騎，戰鬥經驗更加豐富，兵力也更為雄厚，據說達到了50000餘衆。。雖然，有着諸多不同，但是酉陽土司兵的戰鬥意志并沒有減弱，對八旗軍的殺傷力也沒有減弱。在渾河之戰時，酉陽土司兵與石柱白杆兵在渾河以北列陣。
當八旗鐵騎，發現這支人數不多，且背水列陣的“孤軍”之後，立即集中全部兵力，向酉陽土司兵與石柱白杆兵發起了攻擊。面對，八旗鐵騎的攻擊，酉陽土司兵與石柱白杆兵互相協助配合，先後打退八旗三次進攻。據《明史記事本末》的記載，“先敗白标兵（即白旗），又敗黃标兵（即黃旗），擊斬落馬者二三千人”，而且還俘獲“參将一人、遊擊二人”。雖然，酉陽土司兵與石柱白杆兵讓八旗兵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是，面對八旗兵的輪番進攻，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吃飯和休整，“諸軍饑疲不支”。同時，叛将李永芳收買了被俘的明軍炮手，利用火炮對這兩支部隊進行轟擊。
在雙重打擊下，酉陽土司兵與石柱白杆兵再也無力支撐，3800白杆兵死戰不退，“皆死之”。酉陽土司兵則從兩個方向成功突圍，與3785戚家軍彙合後，繼續在渾河南岸繼續與八旗兵進行血戰。但是，此時的八旗兵不僅在兵力上占據了絕對優勢，由于收買了明軍炮手，在武器的品質上也接近甚至超越了來自浙江的戚家軍。是以，當戚家軍“火器既盡”，雙方在進行了慘烈的肉搏戰之後，戚家軍也全軍覆沒。鏖戰一日的酉陽土司兵，再次成功突圍，回到了遼陽城。但是，還是有1000土司兵血染渾河。之後，在遼陽保衛戰中，又有700土司兵捐軀。5000酉陽土司兵，經過兩場大戰，折損1700餘人。當然，八旗鐵騎也折損了近萬人。
酉陽土司兵在遼東經過多次血戰，雖然損失慘重，但是還能在八旗兵的包圍中殺出重圍，可見其戰鬥力之強。而酉陽土司兵戰鬥力之是以如此之強，大概原因就是經過長期征戰——與其他土司争奪資源或者聽從朝廷調遣——終于鍛煉出一支殺伐骁勇，組織嚴密的軍隊。
根據一般土司采用的軍制，我們可以得知，酉陽土司使用的是營、旗結合的兵制。根據明朝軍制，大部分土司設立了“左、中、右、前、後”五營。其中，中營由最為主要，通常由應襲長子統領，其他四營則由境内大姓或土司親屬統領。營下設旗，旗是各土司寓兵于農的一種軍政合一的組織，凡境内居民，均編入旗内。旗兵是平時生産，戰時出征，“土司各分部落曰旗，旗各有長，管轄戶口，分隸于各州司而統轄于總司”。每旗的人數不同，有的旗統轄上千人，有的則是數百人。平時，這些旗衆“散處為民，以習耕鑿”。如果遇到戰争則“調集為兵”，根據“十抽其一”的方式集結兵力。
當然，土司抽調之人，都是日常久經訓練之人。有記載稱，在平時的訓練，主要側重三種訓練。“盾矛訓練”，這種訓練以長兵器為主，以及銅、皮、藤三種盾牌的配合使用；“搏擊訓練”，士兵則需要穿戴全套裝備，其中“盔重十六斤，襯以厚絮，如鬥大；甲重則數十斤，利箭不能入”，在穿戴好這些裝備後，再進行武器和拳腳的對練；“攀爬訓練”，由于土司大多集中在西南多山地區，是以為了攻城拔寨必須進行相關訓練。除此之外，土司還注重對士兵軍紀的訓練，并借助日常打獵和膽魄的訓練。這種訓練，對提升單兵作戰能力有着極大的幫助。
不過行軍打仗，講求的是大軍協同作戰，才能在戰場上獲得勝利。是以，酉陽土司德軍隊在臨敵之時一般采用“二十四旗”的陣法。“頭，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橫列為第二重，次五人橫列為第三重，次七人橫列為第四重，又其次七八人橫列為第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則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為限，若皆敗，則無望矣。每旗十六人，二十四旗合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除這384名精兵之外，其餘的土司兵在後面列陣，随時對前面的“箭頭”進行補充。
為了讓這套陣法發揮出巨大的威力，土司還制定了非常嚴苛的軍法。在土司軍法中明确規定，在作戰過程中，每一個戰鬥小組（“伍”）的成員不得為了擷取戰功，輕易脫離陣容去割取敵人首級，而是由專人負責，戰功歸整個戰鬥小組所有（“七人為伍，每伍自相為命。四人專注擊刺，三人專注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之”）。同時，為了讓每個戰鬥兵員和“伍”英勇作戰，土司還制定了殘酷的連坐之法，規定“一人戰沒，左右不夾擊者，即斬；一伍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争救之。一伍戰沒，左右伍不夾擊者，即斬；一隊之衆，皆論罪及截耳。”
可以說，經過嚴格的人員選拔，刻苦的軍事訓練，再輔以嚴苛的軍法。酉陽土司終于鍛造出一支戰力彪悍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