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美] 賈雷德·戴蒙德著，王道還 / 廖月娟譯，中信出版社，2022年1月版，624頁，89.00元
“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衆生危亡。”這是奧利弗·哥德斯密斯《荒村》中的句子，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曆史學家托尼·朱特以作為他的《沉疴遍地》的題記，滲透着一位曆史學家對當今世界現實狀況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在全球疫情蔓延最嚴重的時刻，很多人已經不敢考慮“這個世界還會好嗎”，隻是擔心“事情還會糟糕成什麼地步”。在這種時候，曆史學家關于人類社會命運的大叙事更能引起讀者的思考與共鳴。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原名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王道還、廖月娟譯，中信出版社，2022年1月）原書于1997年由W.W.Norton出版公司出版，現在看到的這個是最新的中文版；據我的寡聞，這是第八個中文版本。此前最早的中譯本在1998年10月由時報出版公司（台北）推出，譯者是王道還、廖月娟，作者的名字當時譯作“賈德·戴蒙”；後來時報出版公司分别在2015和2019年又先後推出兩個版本，譯者相同。上海譯文出版社則在2000、2006、2014和2016年先後出了四個版本，譯者均為謝延光。據聞原書至今在全世界已有三十多種語言的譯本，漢語出版界則在二十多年裡先後有八個版本，這些都能說明這是一部頗受讀者歡迎的暢銷書。在這裡順帶要說的是，戴蒙德至今總共出版了八部著作，全部都有了中譯本。1998年11月我在澳門大學參加一個國際學術研讨會，在一間書店買到了剛剛推出的時報版中譯本；2000年9月，上海譯文版剛出來的時候我也買了。加上現在這部中信版，手頭上有三個中譯版本。這個最新的中信版依據的是2017年3月W.W.Norton公司推出的二十周年紀念版原書譯出，全書正文共二十章，在正文之外比上海譯文2016年版增加了作者撰寫的“緻我的中國讀者”“前言：為什麼說世界曆史就像洋蔥一樣？”和“2017版後記：《槍炮、病菌與鋼鐵》視角下的富國與窮國”。在這三篇文章中，作者沒有談到在這部2017年版的正文中增添或修改了哪些内容；另外，在書後的“延伸閱讀”中所列所有著作、文獻的發表日期仍然截止于1996年。從幫助讀者閱讀和延續自該書出版以來對它的讨論而言，這三篇新增加的文獻以及一本由多位中國學者撰寫導讀文章的小冊子都是這部中信版的新貢獻。
從譯文的角度來看，手頭沒有原書和上海譯文2016版，僅從上述這三個先後版本的譯文來看當然也有些差異。即便是譯者相同，最新的中信版與1998年時報版的譯文也有差異，感覺前者的文字更簡潔和流暢，應該說這個最新譯本經過了精心的修訂；當然，在對照中也不難發現前者個别地方有删減，也就“用不着多說了”。更有意思的是，1998年時報版有譯者王道還撰寫的《導讀：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我們從小熟讀的是“誰主沉浮”），文章認為作者卑之無甚高論，“可是他的論證不僅表現出綜合的本領，而且創造了新的視野”。（10頁）“認定農業是世界史的‘終極’原因，并不是有意思的發現。農業是文明的源頭，是的。可是文明改造了世界，曆史積重難返，我們瞻前顧後，蒼茫大地，誰主浮沉？我們從曆史研究中期望發現的，是不受時空局限的睿見；我們想要捉摸的是人類存在的本質。……戴蒙事實上強調的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動力，來自不同個體、不同社群的互動。隻有在歐亞大陸塊上，不同的族群可以‘實驗’不同的發展方向，不同的族群有機會從互動中累積集體的實力。這個事實透露的，是人類心靈的本質。”（14頁）這似乎可以幫助作者應對有關“地理決定論”的批評，但更重要的是啟發讀者思考“誰主浮沉”的問題——隻有當不同的族群（也可以了解為一個族群）可以“實驗”不同的發展方向，才會有機會在曆史的滄海中激流勇進。
我們就從戴蒙德的個人經驗與他的學術風格開始談起吧。他從小熱愛學習語言、音樂、科學、觀察鳥類，更重要的是他從小就能感受到地理和曆史的影響力。二戰期間他父親在他卧室的牆上貼了歐洲地圖和太平洋及東亞地圖，每天晚上都用大頭針在地圖上表示歐洲戰線和太平洋戰線的發展變化。另外，在回憶往事的時候他從與歐洲同齡朋友的比較中體會到人生的幸福與苦難的偶然性——戰争的具體苦難之是以沒有降臨到他的頭上，“完全是由于地理上的偶然，我出生在波士頓，而不是出生在倫敦或慕尼黑或貝爾格萊德”。（“緻我的中國讀者”，VI）這些極為真實和樸素的個人經驗對于日後他關于人類社會與曆史的研究有深刻的影響，尤其應指出的是，在他的極為博聞、跨學科視野和大曆史叙事等學術特征中，源自個人經驗的感性與直率對于他的核心觀點的形成和對讀者的廣泛影響有重要的作用。
1972年7月戴蒙德在新幾内亞與當地人士亞力的一次談話是引發了這部《槍炮、病菌與鋼鐵》的研究與寫作的起因。當時亞力問他：“為什麼是白人制造出這麼多貨物，再運來這裡？為什麼我們黑人沒搞出過什麼名堂？”戴蒙德在寫這部書的時候說，“這個簡單的問題直指亞力生活經驗的核心。……亞力的問題看來簡單，卻難以回答。……經過25年，我寫下了本書，正是為了回答亞力的問題。”（開場白，XXV）值得注意的是，“亞力的問題”不僅僅是關于研究起因的叙事，而且是在整個研究中一直念茲在茲的核心問題；更重要的是針對亞力源自生活經驗的直率、樸實的提問，戴蒙德的學術回應也同樣具有源自生活經驗核心的直率和樸實的風格。這種學術風格不僅使該書的表述生動有趣，同時更使作者直率和誠實地面對和回答在較為宏大的學術叙事中常常容易被虛化和回避的看似很簡單、實質很關鍵的學術問題。對于如何解答“亞力的問題”，他承認目前尚無共識（開場白，XXXVII）；關于該書最後的研究結論，他也承認還有許多議題還沒有解決，目前隻能提供一些不全面的答案以及引向未來研究的方略，而不是一個完整的理論。（477頁）但同時他并不回避為自己的研究結論做出最為簡單的概括：“媒體記者最喜歡請作者用一句話來交代一本厚書。本書可以這麼交代：‘各族群的曆史循着不同的軌迹開展，那是環境而非生物差異造成的。’”（同上，XXXVIII）當然在這裡中應注意到作者在表述中的謹慎：環境差異所造成的隻是各族群曆史發展的不同軌迹，在最簡單的回答中也要考慮到與種族主義和文化優劣論劃清界線。
作者在“緻我的中國讀者”中介紹了他的學術經曆和已出版的8部著作，寫得很詳實、生動。1964年他第一次去新幾内亞島旅行，對他的人生具有決定性意義。那裡的鳥類是世界上最迷人、最漂亮的，那裡有上千個部落、上千種不同的語言，那裡也是世界上最晚改變原始生活方式的地方之一。有了第一次之後，他又去過三十一次，都是為了研究鳥類和向新幾内亞島島民學習——學習如何養育子女、預知危險、上司他人以及許多其他東西。對于目前越來越深陷于内卷焦慮中的學術青椒來說，這種學術人生的體驗豈不是更為有趣和更有意義？當他開始撰寫專業論文的時候，他發現“幾乎用不到我從母親那裡以及從英語和其他語言的文學中學到的向廣大讀者傳達想法的技巧”。（緻我的中國讀者，VII）對于很多學者來說，這或許不是問題，但導緻他在七十年代末開始為雜志撰寫面向大衆的讨論人類經驗的短文，與他的膽囊和鳥類專業都不相關。直接促成他在八十年代開始撰寫面向大衆的學術讀物兩件事都很有意思，一是有機構表示願意提供五年的獎金資助他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讓他想到應該利用這種職業生涯中的自由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二是雙胞胎兒子的出生，使他想到要為“孩子們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是以需要開始把世界上最重要、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呈現給大衆，而不是隻為膽囊專家和新幾内亞島鳥類專家寫作”。（同上，VIII）這是他的生活經驗與學術生涯最具個性和現實關懷的反映。
從“亞力的問題”到為大衆寫作的立志，使戴蒙德的著作具有很突出的問題—困惑—回答的表述方式，這不僅是一種讓讀物接近大衆的叙事政策，同時也是抵禦以抽象概念和玄虛思辨來樹立高深學術形象的樸素底色。但是也有評論者針對這種叙事風格提出批評，如人類學家 Jason Antrosio 把這部著作的叙事描述為“學術色情”（“academic porn”）的一種形式，并認為“不幸的是，他講故事的能力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他吸引了一代受過大學教育的讀者”。（見Guns, Germs, and Steel，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這種批評實際上無需反駁，但是也恰好說明了戴蒙德的曆史叙事風格的确能夠吸引讀者。
《槍炮、病菌與鋼鐵》讨論的是人類曆史研究中的重大問題：為什麼在過去一萬多年間，人類社會在不同大洲的發展如此不同？書名副标題中的“人類社會的命運”所指的既是各族群發展的不同軌迹，更含有發展中的不平等之意——“為什麼是歐洲人而不是亞洲人或美洲原住民或非洲人在最近幾個世紀崛起并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方？”具體來說，“為何财富和權力的配置設定是以今天這種面貌呈現，而非其他形式？例如，為什麼越過大洋進行殺戮、征服和滅絕的，不是美洲、非洲或澳洲的土著，而是歐洲人和亞洲人？”答案和更進一步的追問則是：“公元1500年時世界各地在技術和政治發展方面的差異直接造成了現代世界的不均等。以鋼鐵打造武器的帝國征服或滅絕了仍在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這個世界是如何發展成公元1500年時的模樣的？”（開場白，XXVI）對此，種族主義的解釋是歐洲人比其他人種更聰明，而戴蒙德的研究則表明人類社會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曆史軌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環境不同：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物種方面的差異，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陸軸線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異，進而解釋了這樣一些過程：農業隻獨立發源于世界上的部分地區，農業帶來了金屬工具、文字、中央政府等多方面的發展，使一些族群有能力征服另一些族群。
在全書前面的“開場白”中，作者詳細介紹了全書各章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觀點，為讀者較為迅速和清晰地掌握全書的基本内容提供了很好的導讀，另外讀者也不難發現，戴蒙德在全書反複表述了該書的核心觀點和基本思路。根據他的這種闡釋，實際上他力圖揭示的不僅僅是他所追問的人類社會的不平等命運的終極原因，而且在他看來是揭示了人類曆史發展的普遍模式：“各大洲迥異的發展速度構成了人類曆史最普遍的模式，而這也是本書的主題。”（開場白，XXXVIII）茲事體大，從終極原因跳到普遍模式，看來不是該書所能承受之重。他自己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知道“地理的确會影響曆史，問題在于影響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可以解釋曆史的普遍模式”。（開場白，XXXIX）
“這本書的主題是個曆史問題，但是解答的門路是科學，特别是演化生物學、地質學等曆史科學。”學醫出身的戴蒙德在本質上是一個科學主義者，反複思考的是“如何設計一種科學方法來研究人類曆史”。（開場白，XL）在科學思維的引領下，事物發展變化的因果邏輯就成為作者的基本出發點。“亞力的問題”追問的是原因，曆史的因果關系是該書全部研究和立論的出發點，如作者所說，“本書的重點在于探尋終極的原因，并盡可能向前回溯曆史的因果鍊。”（前言）這也是傳統史學的基本出發點，E.H.卡爾說過“研究曆史就是研究原因”，梁啟超也說過“說明事實之原因，為史家諸種職責中之最重要的”。從思維方法上看，曆史的原因與結果的存在似乎是客觀的、必然的，問題隻是如何把它挖出來。戴蒙德的工作就是根據因果鍊追問曆史的終極原因，是以他一再反複強調要把公元1500年的世界作為西方社會在近代崛起的近因，追問在公元前11000年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才是決定“人類社會的命運”的時刻和終極原因。
“近因”與“終極原因”是在書中反複出現的核心概念，那麼與因果邏輯伴随而來的就是曆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問題。對此，戴蒙德明确地說，“簡言之，歐洲人能夠殖民非洲，與白人種族主義者主張的所謂歐洲人和非洲人的族群差異毫無關系。歐洲人殖民非洲源自地理與生物地理意義上的偶然，具體地說，就是兩大洲面積不同、大陸軸線方向不同、野生動植物資源不同”。（443頁）從該書的中心觀點和論證來看，以偶然性作為結論之一來反駁白人種族主義，這是合乎邏輯的。但是，同樣基于邏輯的思考，偶然性與必然性是沖突的，而必然性與決定論則是相同的。起碼從概念上看，作為戴蒙德的核心觀念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與他在論述中肯定的偶然性也存在沖突。戴蒙德對于可能會引起的批評與反對意見顯然也有自覺的思考意識，比如有人認為以決定論解釋命運的不平等，那豈不是為這種不平等狀況辯護？他認為“這個反對理由混淆了原因解釋與辯護……我們努力去了解一件事，往往是為了改變某個結果，而不是為了重複或延續惡行”。（開場白，XXVIII）最關鍵批評聲音是認為他的環境決定論實際上也是認定族群間有生物差異，這是他要極力反駁的：“我們反對此一種族主義的解釋，不僅因為這種解釋令人作嘔，更重要的是，這麼說根本是大錯特錯。各族群間的确存在技術發展程度的差異，但是并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證明各族群間有智力的差異。”（XXXI）他可以從在生活中對新幾内亞人的觀察證明他們實際上比西方人聰明，然後。在這基礎上再回到“亞力的問題”：雖然新幾内亞人的智力并不比西方人低，但是為什麼他們沒搞出什麼名堂？于是就回到了清除了種族主義之後的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邏輯叙事之中。是以在全書最後的“收場白”中，他最終是這樣回答“亞力的問題”：“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曆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環境。要是澳洲土著與歐亞大陸上的土著在更新世晚期對調家園，我相信今天占領美洲、澳洲大部分土地的（更别說歐亞大陸了），會是那些在歐亞大陸上繁衍的澳洲土著。”（473頁）在他看來，這種假設的意義就是從邏輯上證明環境決定論與種族主義絕非一回事。
在人類思想史上的環境史與決定論以及種族理論總是有着扯不清的聯系。正如歐洲史研究專家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指出的，許多關于歐洲環境史的描述中都存在着明顯的決定論色彩。孟德斯鸠在1748年說“氣候是居于首位的決定性因素”，進而認為歐洲的氣候無與倫比；對于孟德斯鸠及其後繼者來說，歐洲就是進步的同義詞。（諾曼·戴維斯《歐洲史·古典時代：史前—公元337》，劉北成等譯，中信出版社，2021年11月，67 頁）戴蒙德的這部著作雖然沒有從思想史的角度闡釋産生于這些概念之間的問題，但是他并沒有輕視這些問題。他知道“提起這些環境差異，就會招來曆史學者指責你在宣傳招人厭的‘地理決定論’。這個标簽似乎有令人不快的含義，比如人類創造力的作用微不足道，或者人類隻不過是受氣候、動植物區系擺布的棋子。其實，這些憂慮出自誤會”。（476-477頁）說是“誤會”有點簡單了，但是他的态度和立場是很明确的。曆史學與地理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與戴蒙德的思路和觀點比較一緻，隻是他使用了“生物擴張”和“生态帝國主義”的概念作為闡釋工具，他的問題和結論甚至可以說是戴蒙德式的：“為什麼歐洲人的優勢能讓他們成為世界霸權？為什麼他們的優勢導緻了工業革命，而此前的帝國主義侵略卻從來沒有産生這樣的革命，相反，産生的隻是更多的帝國？依仗殘暴和槍炮，更重要的是憑借地理和生态好運，西歐做到了這一點。”（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生态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2004；張谡過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5頁）
在曆史的大叙事和終極追問之中，戴蒙德并沒有放棄對微觀叙事、田野考察的執着，全書中的這種建立在實地經驗和科學考察報告等文獻基礎上的論述構成了它的豐富内容。第十五章讨論了澳洲和從前與它相連的新幾内亞島的曆史，澳洲土著始終過着狩獵-采集生活，澳洲也是各大陸中唯一沒有獨立發展出食物生産手段的。“是以在讨論不同大陸的人類社會為何有不同的理論時，澳洲可以作為關鍵性試驗對象。我們要讨論：為什麼澳洲土著一直維持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而附近新幾内亞的土著大多成了農人？”（開場白，XLV）戴蒙德在澳洲旅遊的時候，極為炎熱的氣候、沙漠地貌等自然環境使他對澳洲土著在當地繁衍生息的困難有切身感受，同時使他認識到澳大利用極為獨特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社會是對任何解釋州際社會差異理論的檢驗。（311頁）他的最後結論是：“他們的社會是從澳洲環境的特色中生長出來的。”（343頁）在此我想起在2000年和2001年我先後兩次赴澳洲參加近兩萬公裡自駕車的“穿越夢幻大地”和“發現之旅”的采訪與拍攝活動的親身經曆。在澳洲最北端的北領地，我們考察了羅蘭基地區的岩畫與生态環境，也品嘗過原住民的“吃”—— 一種生長在灌木上的紫黑色小果實，隻有指尖那麼大的果子略帶點酸甜味，但是舌頭很快就有了麻木感。後來在澳洲中部愛麗斯泉附近的沙漠叢林中，我看到一位土著原住民大娘把一條蜥蜴扔進火堆，過了一會把那被煙火熏黑、變得硬邦邦的蜥蜴扒拉出來撕開，然後張嘴就吃起來。這情景與我們在農村當知青時在田邊燒烤田雞、青蛙來吃幾乎一樣。除了袋鼠、鳥類、蜥蜴之外，過去澳洲土著人主要的食物是昆蟲和植物，據說他們可吃的昆蟲有幾十種，許多植物的根莖和果實則是他們的主食。一位土著大伯采了幾粒黃色小果實讓我品嘗，吃了之後感到又麻又辣，舌頭好像有點發漲。實際上，今天土著的“吃”已經不再依賴野果和蜥蜴了，看着她們坐在大樹下的草地上娴熟地用餐刀在面包上塗果醬、娴熟地沖咖啡，深感“吃”真的是人類社會與文化進化中的一項重要名額。我在書裡也寫過：“澳洲土著在生活中很緻命的一點是沒有學會耕作，……但采摘野生植物卻算得上他們與生俱來的本領，他們能在我們人文非常貧瘠的地方找到可吃的蟲子和植物。”（李行遠、李公明《穿越夢幻大地》，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49頁）應該說當年我的感受體驗與戴蒙德的觀察是相當一緻的。
澳洲原住民在烤蜥蜴。李公明攝于澳洲愛麗斯泉附近沙漠，2000年。
戴蒙德認為雖然該書讨論的是曆史與史前史，但其主題在現實政治上也甚為重要，因為族群沖突至今仍在世界上某些動蕩不安的區域發生。（開場白，XXXVIII）從宏觀的視角來看，地球資源的枯竭、氣候環境的變化與傳染病的流行等危機對人類社會命運的威脅更為嚴重，《槍炮、病菌與鋼鐵》能夠提醒人們在環境的變化中關注由大曆史叙事帶來的有益啟示。1997年他在這部著作中提出“對人類來說，疾病一直是最可怕的殺手，也是塑造曆史的關鍵角色”的論述（191頁），在今天看來還是有預見性的。
掩卷之後，剛好在網上看到介紹一批環境與曆史研究的書目，其中有幾本看來可以與《槍炮》連接配接起來：埃德蒙·拉塞爾（Edmund Russell）的《演化史：從曆史和生物學的結合了解地球生命》（Evolutionary History: Uniting History and Biology to Understand Life on Earth，2011）；約翰·L.布魯克（John L. Brooke）的《氣候變化與全球曆史的程序：一段艱難的旅程》（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urse of Global History: A Rough Journey，2014）；詹姆斯·L.A.韋伯（James L. A. Webb）的《問題核心：人類排洩物和腸道傳染病的全球史》（The Guts of the Matter: A Global History of Human Waste and Infectious Intestinal Disease，2019）；蒂莫西·J.勒凱恩（Timothy J. Le Cain）的《曆史問題：事物如何創造過去》（The Matter of History: How Things Create the Past，2017）。從内容介紹看，這些著作從環境史的不同研究視角出發，所追問都是全球視野中的社會曆史變遷問題，對于重新思考戴蒙德的地理環境曆史觀應大有幫助——對于更準确把握環境對人類社會命運的影響作用，還需要有更多微觀與宏觀研究結合的例證。
蒼茫大地，浮沉無定。無論是西風或東風，人類社會進步的福祉還是有賴于人的自由、創新與奮鬥。
責任編輯：黃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