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史記》（四）

編者按

本文選自錢穆先生《中國史學名著》。特此摘錄，以飨讀者。

六

今天講司馬遷《史記》。《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所謂的「正史」，此下接着還有二十四史。

在司馬遷當時，大家隻知有經學、子學、文學這些觀念，而沒有「史學」的獨立觀念。是以漢書藝文志裡，隻有六藝略、諸子略、辭賦略，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附在六藝略《春秋》門。

可見當時學術分類，史學還是包括在經學中，并未獨立成一門學問。但司馬遷卻能創造出第一部「正史」，為以後幾乎兩千年所沿用；這不是一個極值得注意讨論的問題嗎？依照現在人講法，司馬遷《史記》可說是一個大創造。司馬遷如何能完成這創造，這是一個大問題。

上一堂講，中國曆史有三種體裁：

第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别記下，像《西周書》。

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着年代先後來編排，這是孔子《春秋》。

第三：注重人物，曆史上一切動力發生在人，人是曆史的中心，曆史的主腦，這一觀念應說是從太史公《史記》開始。是以《史記》是一種「列傳體」，一人一人分着立傳，就是以人物為中心而寫下的曆史。

我那年在美國耶魯講中國史，曾說曆史應把人物作中心，沒有人怎麼會有曆史？曆《史記》載的是人事，人的事應以人為主，事為副，事情隻是由人所表演出來的。

有一位史學教授特地和我讨論，他說：曆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為主腦，這層很有意思。但這人沒有事情表現，便跑不上曆史。我說：在這上，乃是中西方學術上一很大不同之點。

在中國曆史上，有很多并無曆史事件的表現而成為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十二年，裡面就沒有顔淵。豈不因他沒有曆史事件表現，就不上曆史。

但顔淵這一人在曆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顔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别看重顔淵。怎能說顔淵不是一曆史人物呢？既是一曆史人物，就該上曆史。是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曆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造。

直到今天，西方人寫曆史，仍都像中國《尚書》的體裁，以事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們寫曆史，也跟着西方化，如我寫的國史大綱，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為主。

但此為求簡便則可。若進一層講，也可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還沒有一個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于如《左傳》般一年一月這樣分寫的；當然更沒有像《史記》之列傳體。這是史學上一極大問題。

清代乾嘉時，章實齋着文史通義，他講中國史學上盛行的是《左傳》與《史記》，分年分人；将來該發展《尚書》體，把事情作主要機關。那時西方新學還沒有來中國。

道光以後，慢慢地來了，中國人讀他們的曆史，就覺得章學誠已先見到了，西方的史學就是這樣，是以特别在清末民初，大家認章學誠是中國史學一大師。但我們還得進一步講，這問題并不這樣簡單。

在我看法，中國人從《尚書》演進到《春秋》、《左傳》，又演進到《史記》，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大進步。并不能說中國的《春秋》、《左傳》到《史記》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曆史體裁。這問題我雖今天隻提起這樣一句話，不拟詳細講，但這話殊值諸位注意。

七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曆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曆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

那麼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麼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裡用心研究一下呢？

諸位要知道，我已經講過，做學問要懂得發生問題，這就是所謂「會疑」。有了問題才要求解決。諸位不願意摹仿，要創造，那應先懂得别人怎樣創造的。這問題不是一淩空的問題。司馬遷怎會能創造出史學上的新體裁？

我們上面已講過，《西周書》和周公有關系，《春秋》則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創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來寫曆史，卻是一個新創造。孔子為什麼來寫這部《春秋》？為什麼要來一個新創造？我亦曾根據孟子書裡的幾句話來發揮孔子作《春秋》的大義。

現在到了司馬遷，他作《史記》，他自己曾有一番詳細講法，在他《史記》的自序裡。諸位要懂得，讀一部書，先該注意讀這書的作者自序。這也就是一個新體。孔子《春秋》沒有序，序是後來新興的。

如莊子天下篇，叙述莊子為什麼要講這樣一套思想，作這樣一套學術？也就是莊子書的自序。但此序不是莊子自己所寫。又如孟子七篇，最後一段就等于是孟子的自序。是以太史公自序這一體例，在孟子、莊子書中已經有了。

以後人寫序，不放在最後，而放到最前來。這不是一重要問題。那麼我們要讀一人的著作，最好應該注意先讀他的序，他自己說怎樣、又為什麼來寫這一部書，應有一講法；這部書的價值就在這地方。

有的序隻短短幾句。如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儒學案開頭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于我們寫了書請人家來寫序，這又另當别論了。

今天我就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來講《史記》。或許諸位已經讀過這序，但此文不易讀。最好是讀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讀《史記》；待讀了《史記》，再來讀自序，庶乎易于明白。

當知讀一篇文章大不易。但隻要能讀一篇，就能讀一切篇。這一篇不能讀，别篇也一樣不能讀。今天大家讀白話文，在學術上夠标準的著作不多，大家隻是随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過去，我們稱之曰翻書，又或說查書；所查又稱是參考書，沒有說讀書。這樣總不行。

照太史公自序講，他們這個司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曆史官。到了《春秋》時代，周惠王、襄王時，司馬氏跑到晉國，那時周朝已衰。到了晉國後，司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國、趙國，又到秦國。

司馬遷就生在黃河的西岸，陝西的龍門。他父親司馬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他雖是一史官，也學天文、曆法、學易、學莊老。曾寫有一篇論六家要指，讨論戰國諸子各家大義。

這文章寫得極好，他分别着戰國時六大家思想，各自長處在那裡？短處在那裹？他自然寫到儒家。當時的易經就算儒家了，但實際上易經就近于道家，是以司馬談的最後結論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漢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僅通經學，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黃老。

漢武帝去封禅泰山，司馬談同其他一般方士講封禅的意見不同，漢武帝就不要司馬談跟着去，司馬談就留在洛陽。他兒子司馬遷到外邊去遊曆，那時還很年輕。

回來時，他父親在洛陽病了，就對司馬遷說：「若使我死後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讨論的很多事，你須把它寫出來。」是以我們說太史公寫《史記》是承他父親遺命。這些或許諸位都知道。

而太史公自序裡講他父親的話，更重要的在下面，讀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許會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記他父親說：

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後稷。

他說：我們到現在為什麼大家推尊周公？這因周公作了詩經之雅、頌、二南，而雅頌二南就是周人的曆史，從後稷下來，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曆史，由周公寫出。

我也根據孟子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來證明詩經跟曆史有關系，一部周代的開國史盡在詩經。不過我們今天來講中國史學名著，照一般講法，隻講《尚書》，不講詩經。

其實司馬談就以史學眼光來看重周公的詩經。而周公詩經的貢獻，依照這話講，便在它能宣揚周代開國的曆史。是以又有一句話：

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這是說詩人所歌的便是曆史了。後來直到唐代，韓昌黎平淮西碑，李義山詩極稱之，謂其：

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

這就是把《尚書》和詩經并提。當然我們不能根據李義山來講堯典、舜典是真《尚書》，但可講詩經也就是曆史。這裡便見各人讀書，可以有見識不同。諸位不要認為一句書隻有一條路講。

我此所說，從古代直到唐時人，像李義山是一個詩人，他也懂得詩、書兩經都同史學有關系。周公為什麼被人稱重？由司馬談講，是因他在宣揚史學上有了貢獻。周代到了幽、厲之後：

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

這就是孟子所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了。諸位至此應知，我此刻講中國史學名著，從周公《西周書》講到孔子《春秋》，接着講太史公《史記》，其實太史公父親就已這樣講。他又說：

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

他是說：我做漢朝的太史官，我沒有能把漢代這些事情好好兒記下，那麼這個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裡廢了嗎？這幾句話，就是我上面所引「無忘吾所欲論者」的話。

而後來讀太史公自序的人，隻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于說，司馬談因漢武帝沒有要他跟着上泰山，他氣出病來，對他兒子說：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該把許多事情寫出來。于是遂說太史公《史記》是一部「謗書」，來謗毀漢武帝這個朝廷的。

他父親一口怨氣死了，是以司馬遷《史記》就是要寫封禅書。請問這樣，一部《史記》尚有何價值可言？太史公父親司馬談就因做了漢朝太史官，而沒有為漢朝寫下一部曆史，是以遺命司馬遷要完成父志。

今試問寫曆史從那裡來？豈不是從周公、孔子來？那豈不是曆史應以人物為中心，也就躍然紙上了嗎？

諸位聽着我前面幾堂講，便知讀書不易。讀了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不是不懂這句話怎講麼？讀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的注腳。

你能說司馬談沒有讀過孟子嗎？諸位隻有翻書的習慣，《史記》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這句話便不易翻到。讀到太史公這裡，孟子這句話便有用了。

此是書之不易讀。而太史公自序記他父親司馬談講話，大家又隻讀了上一截不再讀下一截，不是不曾讀，乃是讀了仍如不曾讀。此是讀書不易之又一例。

司馬談死了三年，果然司馬遷接他父親做太史官了。司馬遷接着說：

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他說他父親講過，周公卒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這個作史責任，便在我的身上了。

是以他來寫《史記》，是跟着周公、孔子而寫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後有孔子，再後五百年有他。諸位試把此一番話去讀孟子最後一章，孟子也就是這麼講。

堯舜後多少年有湯武，湯武後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後多少年該有人出來才是。可見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曾讀過孟子，都有他們的學術傳統。司馬遷又說：有人能紹續這明世，出來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而此易傳、《春秋》、詩書禮樂，在他那時都是經，還沒有史學。不過他是個曆史官，該要寫曆史，而所寫出來的則還是經學。我們也可說，這是太史公司馬遷理想中的新經學。

諸位今天認為中國舊史學全可不要，要學西洋新的。這也不錯。但西洋史學也應有本有原，從頭直下，怎麼來而到今天。你須先知道，才能繼續下去。做學問不能隻叫自己做一個跑龍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個配角，有些表演。

即做一個跑龍套，也須約略知得全本戲了才去做。要講西洋史學，也須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學史，然後回頭來寫中國曆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馬遷、班固都不要。

我們說：我要寫的是中國的新曆史呀！諸位，這責任又是何等般的大！現在有個大問題。今天以後寫曆史，固是再不會有二十六史了，那麼下邊該怎麼？這不是個大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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