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依将文學視作自我心靈的事業，總是試圖用自身的生命體驗去了解、傾聽作家作品的生命，關切其所關切，由此開掘作家作品的生命情狀和心靈内面，剖析其中複雜、潛隐的文學感受。”“她是敏感的，唯其敏感，她的目光中有一種珍貴的緊張猶疑，如琴弦顫動。”“她所了解的當代文學，既是具體的作家作品，也是一道正在秘密流轉的精神潛流，她與之對話，亦心存警覺。”“她的批評，本色當行而不失靈動，讓我看到一代青年的成長。”……近日，青年評論家趙依的文學評論集《物色：文學的次元與辨別》面市後，邱華棟、李敬澤、謝有順、劉大先等衆多評論大咖紛紛為其點贊。
那麼，優秀的文學評論具備怎樣的特質？她對文學的趨向來自于哪裡？她的閱讀習慣偏好是什麼？她如何看待“90後評論家”這個标簽？而她第一次發表作品的背後又有哪些故事？為此，《讀者報》記者對趙依進行了獨家采訪。
▲趙依
“看到趙依文論批評集《物色》的封面标題，我首先會心一笑。先從命名來談，為何會有如此貼切的諧趣。‘物色’在現代漢語中本意指尋覓和擇選，對于趙依的職業而言——此前她是魯迅文學院的教師，現在她又是重要文學雜志《中國作家》的優秀編輯，可以說，從著名學府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畢業以後，她就一直在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優秀人才與優秀作品服務，這些字迹标記了多種文學的次元，可見這名字取得精妙。”在《物色》的序言中，作家、評論家邱華棟如是說道。
《物色》收錄了趙依近十年間創作的文學評論。其中，有一些是典型的文學批評寫法，比如對阿來、羅偉章、林森、《繁花》等作家作品的細緻評論，也有對青年寫作及相關文學現象的實踐和反思。用邱華棟的話來說，“既是知識體系的搭建脈絡，古今中外小說詩歌觸類旁通，更是文學生活和青春記憶的載體，年輕一代在文學與現實之間建立起切實的血肉聯系，而這是屬于趙依以及他們這些鮮活年輕生命的‘辭以情發’。”也因為此，這部評論集的意義不可忽視，因為它和作者一樣，都是當代精神的書寫者和見證者，是一種靈動的文學人生的親曆者，它表現為豐富的閱讀和多角度的觀察，它透過多種話語來傳遞，它提供一種與知識生産及材料考辨相關的風格化研讀模式，它彰顯屬于年輕人的文學視界并敢于發表看法，在解讀文學的同時總是期待更好的文學，以及文學世界所提供的豐富人生、豐沛情感和豐饒智慧。
◆文學評論是一種全新的視域和能力
讀者報：文學評論實為第二次創作，在您看來，優秀的評論應該具備哪些要素？它的價值又在哪裡？
趙依：誠如您的提問所暗示的，理論評論的确是建立在作家作品之上的“建言立德”，但它恐怕還不便也不應被稱為是第二次創作，它反而是更為要緊的第一性的創造。這一點，翻檢一年以來生産的文學作品的巨大總量便可明了。
無須提及建構或解構的理論必要性，優秀的評論文章至少是一次“點亮”和一束“目光”，是一次具體的引領、發現、介入和探析，它的所尋和所得經由作家作品抵達，而通向的又是全新的視域和能力。正因如此，也惟其如此，理論評論才能以它對文學的深情來光大文學的價值，這在今天的現代傳播格局下，又尤為重要。
讀者報：文學評論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又有對讀者啟迪的價值，這二者您是如何平衡的呢？
趙依：主觀性的涵義非常豐富，我想這裡您所指的多半是評論家個人的學養眼界、閱讀興趣、審美偏好、鑒别能力、批評勇氣乃至人生經驗和說話的風格、尺度等。您在使用“主觀性”一詞時，仍然前置了“一定的”這個定語，我想答案已經不言自明。理論評論的主觀性說到底是有限度的主觀性，它的底色必須是學術的客觀和獨立，是批評的自由精神，是從古典文學到現當代文學傳統的曆史跋涉，是以“一定的主觀性”作為一篇評論文章的特定面孔，提供的是一種表情，它可能和藹可親，也可能冷酷嚴厲，可能驚豔，也可能平庸，它自然顯現，或許也不可或缺，但它無法影響也不足以改變時間的本質和力量，而又在不自覺之中與時間達成微妙而并不絕對的平衡。
◆對文學的趨向來自于古典文學的滋養
讀者報：在您所評論的對象裡，可以說囊括了所有體裁，這當然需要大量的知識儲備和寬闊的閱讀視野。不過，像詩歌與小說、散文之間還是有一定鴻溝，您是如何解決這鴻溝的呢？其間，古典文學的浸潤又發揮着怎樣的作用？
趙依：很大程度上，我對文學的趨向是來自于古典文學的滋養，古典文學給予我的是根基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好比我寫嚴羽《滄浪詩話》時提示的“妙悟”，是一種“羚羊挂角”“無迹可求”的真實存在。
文學的不同體裁，在我看來是一個目錄學的問題，也是關涉“道統”的問題，從“十三經”的确立過程，從“集部”的形成演變，可以觸摸到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中相通相彙的文化血脈，文體流變屬于其中一例，從“詩以言志，文以載道”到 “以文為詩”， 再到“以詩為文”，從古典文學開始，我們對于文學的了解就不太因體裁的不同而有所區隔或限制，也就自然沒有鴻溝一說了。
讀者報：人們常說，人重要的不是年齡，而是經曆。但作為90後的您，确實也讓很多人好奇：比如，為何是如此年輕的評論家？這麼年輕能談出深邃的東西來嗎？等等。對此，您怎麼看？
趙依：首先很抱歉，我出生于1989年11月，“90後”一說，大概源于媒體在宣傳時的好意而不胫而走了，這裡也當做一次澄清。“年輕”“青年”“90後”一類詞，原本是極其客觀的描述，生物學和身份證上都有很明确的劃分。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些詞在現代社會中陡然生發出了别樣的價值，是以是否需要用“年輕”這個詞去關聯一份“深邃”，我想還有待商榷。我也說不好我現在是否還能稱得上年輕，但我希望可以活到老學到老（露出深邃的微笑）。
◆第一篇發表的作品源于家務勞動
讀者報：是怎樣的機緣讓您從具體的文學創作者走到了如今被很多人所标簽的評論家？您如何看待這評論家的标簽？
趙依：大概是努力外加筆勤吧，這也造就了《物色》這本書近400個頁碼的厚度，手中還有一部分存稿，十幾萬字，可能。我現在也是一名具體的文學創作者，但願我一直這麼具體。
讀者報：您自己也在諸如小說等方面頗有建樹，那您會對自己的創作回頭再評論嗎？
趙依：還是留待讀者批評吧。
讀者報：您還記得您第一篇發表的作品嗎？
趙依：記得，印象非常深刻。國小的時候，國文作業布置寫周記，我寫了一篇散文，叫《洗紅領巾》。這取材自我當時力所能及的家務勞動現場，還要感謝我的媽媽，當時我苦于不知道寫什麼，她說你把紅領巾洗了吧，就寫這個。在周記本上寫完以後，我把文章工工整整謄抄到了稿箋紙上，然後寄給了一家報紙，那會兒寫信封、封信封、貼郵票、投信到郵箱，都是第一次，非常興奮，但投出去了以後也不作他想，漸漸就把這事兒給忘了。後來有一天，我居然收到了樣報，文章發表了，并且還配了一幅插圖，版畫風格，小朋友戴着紅領巾，另外還有一張二十塊的稿費單。那是1998年，我上國小三年級，恰逢學校組織洪災捐款，我就捐出了這筆錢，然後又寫了一篇周記，叫《第一筆稿費》。
◆重讀經典是很有意思的工作
讀者報：您寫過一篇《90後寫作如何敞開？》，那麼，就您自己而言，您又是如何敞開的呢？
趙依：哈，盡管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90後”，但我願意在敏銳洞悉中踏實地沉澱，或者說既要向上超越，也要向下超越。然後，心懷善意地擁抱未來和世界，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文學可能性。特别關鍵的是傾聽一切聲音，以及同代人之間的交流互動。
讀者報：您的閱讀習慣偏好是什麼？最近在讀哪一本書？它吸引您的地方在哪裡？
趙依：我特别願意重讀經典和閱讀新作。比如重讀喬伊斯經典短篇《死者》後，我做了一例叙事爬梳，去探究喬伊斯所執着描述的那些重要瞬間的無盡可能，去觀察喬伊斯為當時愛爾蘭複雜景觀創作的文學縮影，去思考現代小說技法對當下讀與寫形成的遮蔽和啟發。集中閱讀了魯迅先生後，我做了一份思想提綱，是關于魯迅文學精神在青年寫作中的缺失，關注青年作家的想象中，魯迅文學精神的不确定性，探讨亞文化和後現代語境中的寫作如何延續魯迅的文學精神。
重讀經典是很有意思的工作，經典是開放的，也是難以窮盡的。比如讀曹植的書信文，就自然與古人有了對話，去思考怎麼寫日常、談論日常，日常本身是什麼，同時關注古典文學的語感和審美境界；比如每部作品都拒絕重複自己的阿來，從《塵埃落定》到《雲中記》，再到最新的《尋金記》，都是常讀常新、能給我很多東西的源泉；比如讀了周恺的兩本書，《苔》和《偵探小說家的未來之書》，我就會思考異質性的兩種寫作風格統一于一位青年作家，這種現象和現象背後的成因。
◆四川是我時時回望、獲得力量的地方
讀者報：您在《Y小姐筆記》中提到了“涼拌折耳根”這道菜，您平時在家的閑暇之餘會做菜嗎？
趙依：小說呈現直接性的經驗，是以您關注到了這篇小說中用力很多的這道菜。但評論家會看這種虛構背後的表達，比如說城市鄉愁、成長陣痛以及被割裂的日常和“草木”的象征等，是不會對标作家的現實生活的。謝謝您啟發我評論了自己的小說（再次深邃一笑）。
讀者報：不僅是“涼拌折耳根”，在《物色》裡有多篇跟四川有關，而您的寫作中也多次以四川作為背景。四川元素對您有何影響？
趙依：四川有四川的文學傳統，這裡是我出發的地方，更是我時時回望、獲得力量的地方。《物色》裡讨論的四川作家作品，地域性是他們的辨別之一，比如阿來的發端于四川阿壩的博物學、地方志，比如羅偉章立足于鄉土四川竭力描繪的文明轉型、城鎮發展，比如周恺的方言俚語寫作……地域性常訴諸方言、民俗、風物等地方傳統的文化因子，建構大衆關于地方獨特性的想象，柯文曾在分析中國近代史研究時指出，面對一個難以了解的中國，可以把中國從空間上分解為較小的、較易于掌握的機關，以區域、省份或是地方為中心，探究不同地方的差異，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國。李怡也曾指出地方不僅僅是中國的局部，它其實就是一個又一個不可替代的中國，是中國本身。是以四川既是一個地理空間，也是一個文學空間，現當代文學史上，“四川作家群”曾是擁有廣泛影響的文學群體，當時的四川作家群創造的四川文藝并非地方文藝，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懷舊中的某種普遍的鄉愁，以一種共同體内部的寫作和現實主義風格把四川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學空間，展現“地方”與“中國”的聯系。這既是阿來、羅偉章等作家走向全國的原因，也是我對四川文學的期待。《物色》中提示的班宇《渠潮》的辨別性意義也是如此，新一代東北作家群所引發的關注和讨論，也不僅僅是東北文藝及其工業叙事的變化，而是從東北開始的文藝嬗變，解構着地方性與工業題材的束縛，進而實作普遍化的共情。（讀者報全媒體記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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