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依将文学视作自我心灵的事业，总是试图用自身的生命体验去理解、倾听作家作品的生命，关切其所关切，由此开掘作家作品的生命情状和心灵内面，剖析其中复杂、潜隐的文学感受。”“她是敏感的，唯其敏感，她的目光中有一种珍贵的紧张犹疑，如琴弦颤动。”“她所理解的当代文学，既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也是一道正在秘密流转的精神潜流，她与之对话，亦心存警觉。”“她的批评，本色当行而不失灵动，让我看到一代青年的成长。”……近日，青年评论家赵依的文学评论集《物色：文学的维度与标识》面市后，邱华栋、李敬泽、谢有顺、刘大先等众多评论大咖纷纷为其点赞。
那么，优秀的文学评论具备怎样的特质？她对文学的趋向来自于哪里？她的阅读习惯偏好是什么？她如何看待“90后评论家”这个标签？而她第一次发表作品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为此，《读者报》记者对赵依进行了独家采访。
▲赵依
“看到赵依文论批评集《物色》的封面标题，我首先会心一笑。先从命名来谈，为何会有如此贴切的谐趣。‘物色’在现代汉语中本意指寻觅和择选，对于赵依的职业而言——此前她是鲁迅文学院的教师，现在她又是重要文学杂志《中国作家》的优秀编辑，可以说，从著名学府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以后，她就一直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人才与优秀作品服务，这些字迹标记了多种文学的维度，可见这名字取得精妙。”在《物色》的序言中，作家、评论家邱华栋如是说道。
《物色》收录了赵依近十年间创作的文学评论。其中，有一些是典型的文学批评写法，比如对阿来、罗伟章、林森、《繁花》等作家作品的细致评论，也有对青年写作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实践和反思。用邱华栋的话来说，“既是知识体系的搭建脉络，古今中外小说诗歌触类旁通，更是文学生活和青春记忆的载体，年轻一代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切实的血肉联系，而这是属于赵依以及他们这些鲜活年轻生命的‘辞以情发’。”也因为此，这部评论集的意义不可忽视，因为它和作者一样，都是当代精神的书写者和见证者，是一种灵动的文学人生的亲历者，它表现为丰富的阅读和多角度的观察，它透过多种话语来传递，它提供一种与知识生产及材料考辨相关的风格化研读模式，它彰显属于年轻人的文学视界并敢于发表看法，在解读文学的同时总是期待更好的文学，以及文学世界所提供的丰富人生、丰沛情感和丰饶智慧。
◆文学评论是一种全新的视域和能力
读者报：文学评论实为第二次创作，在您看来，优秀的评论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它的价值又在哪里？
赵依：诚如您的提问所暗示的，理论评论的确是建立在作家作品之上的“建言立德”，但它恐怕还不便也不应被称为是第二次创作，它反而是更为要紧的第一性的创造。这一点，翻检一年以来生产的文学作品的巨大总量便可明了。
无须提及建构或解构的理论必要性，优秀的评论文章至少是一次“点亮”和一束“目光”，是一次具体的引领、发现、介入和探析，它的所寻和所得经由作家作品抵达，而通向的又是全新的视域和能力。正因如此，也惟其如此，理论评论才能以它对文学的深情来光大文学的价值，这在今天的现代传播格局下，又尤为重要。
读者报：文学评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又有对读者启迪的价值，这二者您是如何平衡的呢？
赵依：主观性的涵义非常丰富，我想这里您所指的多半是评论家个人的学养眼界、阅读兴趣、审美偏好、鉴别能力、批评勇气乃至人生经验和说话的风格、尺度等。您在使用“主观性”一词时，仍然前置了“一定的”这个定语，我想答案已经不言自明。理论评论的主观性说到底是有限度的主观性，它的底色必须是学术的客观和独立，是批评的自由精神，是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传统的历史跋涉，因此“一定的主观性”作为一篇评论文章的特定面孔，提供的是一种表情，它可能和蔼可亲，也可能冷酷严厉，可能惊艳，也可能平庸，它自然显现，或许也不可或缺，但它无法影响也不足以改变时间的本质和力量，而又在不自觉之中与时间达成微妙而并不绝对的平衡。
◆对文学的趋向来自于古典文学的滋养
读者报：在您所评论的对象里，可以说囊括了所有体裁，这当然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和宽阔的阅读视野。不过，像诗歌与小说、散文之间还是有一定鸿沟，您是如何解决这鸿沟的呢？其间，古典文学的浸润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赵依：很大程度上，我对文学的趋向是来自于古典文学的滋养，古典文学给予我的是根基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好比我写严羽《沧浪诗话》时提示的“妙悟”，是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真实存在。
文学的不同体裁，在我看来是一个目录学的问题，也是关涉“道统”的问题，从“十三经”的确立过程，从“集部”的形成演变，可以触摸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相通相汇的文化血脉，文体流变属于其中一例，从“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到 “以文为诗”， 再到“以诗为文”，从古典文学开始，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就不太因体裁的不同而有所区隔或限制，也就自然没有鸿沟一说了。
读者报：人们常说，人重要的不是年龄，而是经历。但作为90后的您，确实也让很多人好奇：比如，为何是如此年轻的评论家？这么年轻能谈出深邃的东西来吗？等等。对此，您怎么看？
赵依：首先很抱歉，我出生于1989年11月，“90后”一说，大概源于媒体在宣传时的好意而不胫而走了，这里也当做一次澄清。“年轻”“青年”“90后”一类词，原本是极其客观的描述，生物学和身份证上都有很明确的划分。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词在现代社会中陡然生发出了别样的价值，因此是否需要用“年轻”这个词去关联一份“深邃”，我想还有待商榷。我也说不好我现在是否还能称得上年轻，但我希望可以活到老学到老（露出深邃的微笑）。
◆第一篇发表的作品源于家务劳动
读者报：是怎样的机缘让您从具体的文学创作者走到了如今被很多人所标签的评论家？您如何看待这评论家的标签？
赵依：大概是努力外加笔勤吧，这也造就了《物色》这本书近400个页码的厚度，手中还有一部分存稿，十几万字，可能。我现在也是一名具体的文学创作者，但愿我一直这么具体。
读者报：您自己也在诸如小说等方面颇有建树，那您会对自己的创作回头再评论吗？
赵依：还是留待读者批评吧。
读者报：您还记得您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吗？
赵依：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小学的时候，语文作业布置写周记，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洗红领巾》。这取材自我当时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现场，还要感谢我的妈妈，当时我苦于不知道写什么，她说你把红领巾洗了吧，就写这个。在周记本上写完以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誊抄到了稿笺纸上，然后寄给了一家报纸，那会儿写信封、封信封、贴邮票、投信到邮箱，都是第一次，非常兴奋，但投出去了以后也不作他想，渐渐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后来有一天，我居然收到了样报，文章发表了，并且还配了一幅插图，版画风格，小朋友戴着红领巾，另外还有一张二十块的稿费单。那是1998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恰逢学校组织洪灾捐款，我就捐出了这笔钱，然后又写了一篇周记，叫《第一笔稿费》。
◆重读经典是很有意思的工作
读者报：您写过一篇《90后写作如何敞开？》，那么，就您自己而言，您又是如何敞开的呢？
赵依：哈，尽管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90后”，但我愿意在敏锐洞悉中踏实地沉淀，或者说既要向上超越，也要向下超越。然后，心怀善意地拥抱未来和世界，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学可能性。特别关键的是倾听一切声音，以及同代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读者报：您的阅读习惯偏好是什么？最近在读哪一本书？它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赵依：我特别愿意重读经典和阅读新作。比如重读乔伊斯经典短篇《死者》后，我做了一例叙事爬梳，去探究乔伊斯所执着描述的那些重要瞬间的无尽可能，去观察乔伊斯为当时爱尔兰复杂景观创作的文学缩影，去思考现代小说技法对当下读与写形成的遮蔽和启发。集中阅读了鲁迅先生后，我做了一份思想提纲，是关于鲁迅文学精神在青年写作中的缺失，关注青年作家的想象中，鲁迅文学精神的不确定性，探讨亚文化和后现代语境中的写作如何延续鲁迅的文学精神。
重读经典是很有意思的工作，经典是开放的，也是难以穷尽的。比如读曹植的书信文，就自然与古人有了对话，去思考怎么写日常、谈论日常，日常本身是什么，同时关注古典文学的语感和审美境界；比如每部作品都拒绝重复自己的阿来，从《尘埃落定》到《云中记》，再到最新的《寻金记》，都是常读常新、能给我很多东西的源泉；比如读了周恺的两本书，《苔》和《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我就会思考异质性的两种写作风格统一于一位青年作家，这种现象和现象背后的成因。
◆四川是我时时回望、获得力量的地方
读者报：您在《Y小姐笔记》中提到了“凉拌折耳根”这道菜，您平时在家的闲暇之余会做菜吗？
赵依：小说呈现直接性的经验，所以您关注到了这篇小说中用力很多的这道菜。但评论家会看这种虚构背后的表达，比如说城市乡愁、成长阵痛以及被割裂的日常和“草木”的象征等，是不会对标作家的现实生活的。谢谢您启发我评论了自己的小说（再次深邃一笑）。
读者报：不仅是“凉拌折耳根”，在《物色》里有多篇跟四川有关，而您的写作中也多次以四川作为背景。四川元素对您有何影响？
赵依：四川有四川的文学传统，这里是我出发的地方，更是我时时回望、获得力量的地方。《物色》里讨论的四川作家作品，地域性是他们的标识之一，比如阿来的发端于四川阿坝的博物学、地方志，比如罗伟章立足于乡土四川竭力描绘的文明转型、城镇发展，比如周恺的方言俚语写作……地域性常诉诸方言、民俗、风物等地方传统的文化因子，建构大众关于地方独特性的想象，柯文曾在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指出，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中国，可以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探究不同地方的差异，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李怡也曾指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所以四川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学空间，现当代文学史上，“四川作家群”曾是拥有广泛影响的文学群体，当时的四川作家群创造的四川文艺并非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某种普遍的乡愁，以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和现实主义风格把四川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空间，展现“地方”与“中国”的联系。这既是阿来、罗伟章等作家走向全国的原因，也是我对四川文学的期待。《物色》中提示的班宇《渠潮》的标识性意义也是如此，新一代东北作家群所引发的关注和讨论，也不仅仅是东北文艺及其工业叙事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艺嬗变，解构着地方性与工业题材的束缚，从而实现普遍化的共情。（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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