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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遠舉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共同富裕是當下的政策重點，也是社會輿論的熱點。根據權威的解釋，共同富裕的含義，是全體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和互相幫助，普遍達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強、環境宜居宜業、社會和諧和睦、公共服務普及普惠，實作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由此可見，公共服務的普及與普惠，是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這當中，教育又是重中之一重。因為教育不光關乎當下，也關乎未來。不僅僅關系到一個人現在的公平，也關系到他将來的發展，以及這個人的下一代的發展。
上海财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田國強教授就提出，面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政府在二次收入配置設定和保障起點公平上可以做的還有很多，如教育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作用，稅收在收入配置設定上的調節作用，社保在改善民生上的支撐作用。這些通過政府保障起點平等，通過市場效率達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至關重要。尤其實作12年義務教育刻不容緩，9年義務教育不适應高品質發展的需要，特别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實作。
外部看世界上110個左右的國家和地方是超過九年義務教育的，内部看許多低收入地區，特别是農村青少年無法完成高中教育，導緻了很大的起點不公平，進而導緻了一系列嚴重後果，包括社會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高中教育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要。
62歲的斯科特·羅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是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的教授，已從事了約30年中國農村研究，專注于農業經濟和農村發展。近十年來，羅斯高和中國合作夥伴組成的團隊開展了一系列關涉農村兒童發展的研究。
羅斯高認為，加拿大、美國，北歐這樣的高等收入國家，他們勞動力中有将近75%至少是高中畢業的。而一些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平均3個勞動力裡，隻有1個人是高中畢業的。從這個角度中國的高中教育還很不夠。
約在2007年，我自己做過一項小研究，資料處理後的結果顯示：當時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最相關的因素，不是大學畢業生的數量，而是國小畢業生的數量。最初我不是很了解這個結果，後來一想就明白了，當時中國加入WTO已有6年，勞動密集型産業方興未艾，世界工廠正在蓬勃發展，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勞動力。這個合格，隻需要國小就足夠：達不到國小，不能進流水線；而學曆更好的人，當時的中國經濟結構不需要那麼多。
現在時間過去十幾年，中國的經濟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學曆更高的人了。
《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計劃（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國普及高中階段教育。但普及、義務和免費是三個不同的概念，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重在解決有學上的問題，不是将高中階段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或者實施免費教育。
是以，即便時機不成熟，在一些地方，不妨先給足夠的補貼，促進更多的孩子完成高中教育。
共同富裕的内涵包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因為貧富差異造成的公共服務不均等，不一定是要壓低，也可以拉高，把一些地區過高的基礎教育拉下來，把這部分資源與資金，放入到高中教育中去。
實際上，中國階層分化的很重要的一個途徑，就是通過中國小教育中的資金投入，用資金補天資，在這個階段拉大差距，待到初三考高中的階段，有天資但無資金的學生，已經被拉下一大段了，再無法追趕。
而且，降低國小的教學内容強度，也是雙減的邏輯必然。降低學習難度、減少學習内容，從教綱上減少内容，少學一點，學簡單一點，才能真正降低負擔。
有人認為，在落實“雙減”改革的過程中，“減輕學業負擔”，絕不能簡化成“減輕學業”。減輕中國小生過重學業負擔，并不是讓孩子們學得少一點、簡單點，而是讓孩子們在興趣盎然的狀态下學得更多、學得更快、學得更好。
這是一個非常美好，但卻不切實際的狀态。
高強度的思考活動，會消耗掉大量的氧氣、葡萄糖，這種消耗性的活動，對大多數人來說，不會是一件愉悅的事。更何況，班級學習，不是一對一教學，不可能調整以适應某一個學生的水準，保持他的“心流”。
所謂心流，就是指既不難，又有挑戰性，但又不覺得無聊的狀态。這樣才能維持興趣盎然。對大多數人來說學習就是一件很苦的事。更何況，背單詞之類的學習過程，就是簡單的重複。
從這個意義上，快樂學習，就是幻想驢拉車還能快樂。所謂減負不減品質，就像是讓打勞工不要那麼累，但不降低工作強度，不減少工作内容，也不是讓人少工作一點，而是讓打勞工在興趣盎然的狀态下，幹得更多、幹得更快、幹得更好。上班的人，還有每個月的工資作為犒勞，有短期目标維持，但國小生其實是沒有的，全靠家長強力督促。
基礎教育大家一起簡化一些，其實問題不大。衆所周知美國的基礎教育在全球都算落後的，但即便排除留學生的貢獻，其高等教育也不差。國小國中減少的那一部分，可以在高中補起來。随着高中學習難度的提升，大多數學生與家長，也接受了自身的真實定位，避免了教育軍備競賽中的無效付出。
高中教育的普及，還需要得到家長的配合。
孩子能不能上高中，是當下城市中産家長焦慮的大問題。2019年河南中考報名人數141萬，全省普通高中招生人數73萬，普高錄取率51%左右，有68萬人上不了普通高中。
但這并不是真實的中國，不是所有家長都期盼上高中。實際上，大量農村孩子在初二就會出來打工。初二、14歲，是中國農村青少年的命運分水嶺。這個年齡階段的孩子，是犯下各種罪和錯的高發期。
這個分水嶺是由教育決定的。現在大陸的義務教育制度下，學雜費全免，極大地促進了義務教育的普及率，家長也願意把孩子留在學校。如果孩子資質不足，預計考不上大學，家長對孩子教育的投資意願就不大，就會放棄高中教育，初三是為中考準備的，是以，就會在初二後辍學，流向社會。
14歲不讀書能幹什麼呢？不能打工，未滿16歲，是童工，沒人敢雇他們。失去學校的限制，身體又成熟了。一個誘惑的世界完全開放了。而且，他們知道，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由此，犯下各種罪與錯。
其實，能否上大學隻是一個表象，更本質的，是家長對子女的人力資源投資，與基于對子女未來命運的判斷相關的。如果能留在他們打工的城市，他們一定會盡力讓孩子在城市有基本的生活、紮根的能力，就會加大教育投資。但如果預期僅僅是走自己的路，重複“打工——回老家”，那麼，這種投資意願就不足。
是以，隻有更暢通的城市化，才能提升底層家庭的教育投入意願，才能實作高中教育的普及，實作更公平地進行教育公共服務，進而促進共同富裕，國家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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