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此為套用宋人曾慥《類說》卷一二引《紀異錄》“三九相公”條（唐僖宗時宰相鄭畋）的說法，意謂陳霸先年十九為小吏，凡十九年出仕廣州，又十九年為天子，終年五十七，故号“三九天子”。言其出身微末，世路浮沉，創立帝業之艱難也。誠如呂思勉先生所雲：“陳氏開創之艱難，實十倍于宋、齊、梁三朝而未有已也。”
在南朝幾位開國皇帝中，陳武帝陳霸先的起點最低。他是吳興郡長城縣（今浙江長興縣）人，家世卑微。起初在鄉間作裡司，接着到京城作油庫吏（《建康實錄》卷一九記述陳霸先早期履曆略異），後來作梁朝宗室蕭映的傳教（傳達教令的小吏）。這些吏職實質上屬于專門從事雜役的特殊戶口，社會身份十分低下（參見唐長孺先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吏役》、周一良先生《魏晉南北朝史劄記·陳書劄記·陳霸先早年經曆》、嚴耀中先生《關于陳文帝祭“胡公”》等論著）。陳霸先受到蕭映的賞識，從此人生開始逆轉。大同六年（540），蕭映擔任廣州刺史，陳霸先為其掾屬，随之赴任。史載陳霸先多武藝，有韬略，明達果斷，在嶺南立功揚名，逐漸發迹。大同七年，交州土豪李贲反叛，連結數州，嶺南地區局勢混亂。陳霸先頻戰屢捷，受命随交州刺史楊㬓南讨，平定李贲之亂。太清二年（548），東魏降将侯景叛亂，次年攻陷建康，梁武帝在幽困中去世。陳霸先起兵入援，聯結嶺表豪族，攻破嶺北割據勢力，力量不斷壯大。大寶三年（552）二月，與王僧辯率領的荊州軍于湓口（在今江西九江）會師，東讨侯景，獲得勝利。
是年五月，陳霸先封長城縣侯，九月為征北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至此成為梁朝末年軍方舉足輕重的大人物。
一
“陳霸先火耕水耨之夫，荜門圭窦之子”（語出《文苑英華》卷六四五《為行軍元帥鄖國公韋孝寬檄陳文》），一朝青雲直上，到達權力金字塔的高端，從人之常情來講，夫複何求。假使不是受到新形勢的刺激，陳霸先未必會萌生觊觎神器的野心。
關鍵是梁元帝蕭繹，在平定侯景之亂以後，沒有還都建康，造成公權力體系的裂縫和缺陷，緻使“奸雄生心”。
蕭繹于普通七年（526）至大同五年（539）為荊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再任荊州刺史，前後經營将近二十年，人地稔熟，日久情深。經過侯景之亂，京城建康殘破，宮室毀壞，江陵殷盛繁華（《太平禦覽》卷一九六引《渚宮故事》記載蕭繹宮室苑囿之美），彼此如何取舍？梁元帝一直猶豫不能決定（參見《文館詞林》卷六九五《梁孝元帝議移都令》）。朝中文武大臣也分為正反兩方，曾經在後堂開五百人大會，梁元帝說：“勸我離開江陵的人，就脫袖露出左臂。”結果露出左臂的人超過半數。主張還都的周弘正、王褒等人，提出的意見頗中要害：“帝王所都，本無定處。但是普通百姓，如果沒有看到陛下的車駕進入建康，還以為您仍然是列國諸王，未登大寶。”（《陳書·周弘正傳》）最後以蔔筮決定行止。歸根結底，由于苟且因循的惰性，以及荊州人士推衍“建業王氣已盡”“荊南之地有天子氣”的符瑞神話，梁元帝終究在江陵建立了帝業（張金龍先生《治亂興亡：軍權與南朝政權演進》第十二章指出，執掌軍權的領軍将軍胡僧祐的反對，可能是梁元帝未能下決心還都建康的一個重要因素）。
江陵于春秋時期為楚國郢都，自古有“王霸之氣”。至三國時期，東吳末帝孫晧初年，方士流傳“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的說法，影響很大，是以有徙都武昌之舉。此時恰好發生山賊施但反叛，平定之後，孫晧還使數百人鼓噪進入建業，号稱“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為厭勝之術（《三國志·吳書》卷四八《孫晧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在東晉以後，更出現了荊州“沙洲百數”的“王氣”新理論。《水經注》卷三四《江水》二引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雲：“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雲：‘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号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按：指宋文帝）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長江中遊荊江一段，自古以來因地勢平緩造成普遍的泥沙沉積，新舊沙洲及江岸斷續相聯，并有汛期與枯水季節的互動影響，數目呈現動态變化。對此種自然現象，從天人感應視角進行的特殊解讀，前後遞相沿襲，為時甚久。到了蕭繹稱帝前夕，又出現洲數滿百的吉兆，荊州群臣以此進谏：“古老相承雲：‘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資治通鑒》卷一六五梁承聖二年）具體情形詳見《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引《梁典》：“太清末，枝江縣陽閤浦忽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元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連，惟九十九而已。”帝業興廢與沙洲形态變遷之間，仿佛有對應關系，自然是一種迷信。
從後來形勢的發展判斷，梁元帝未還都建康，在政治上是失策的（即便純粹從軍事層面考慮，江陵亦非最佳選項。雖然北齊勢力已達長江北岸，建康受到攻擊的危險指數很高，但是梁朝在下遊的軍事力量較強，有王僧辯、陳霸先兩支大軍，總體而言比較安全）。梁元帝江陵即位以後，北齊仍然有遣軍“将襲建康，納湘潭侯退”之舉（《資治通鑒》卷一六五承聖二年），企圖扶植梁武帝之侄蕭退建立傀儡政權，說明建康無主的狀況已經産生了嚴重的後果。
在梁朝方面，承聖二年平定陸納在長沙的叛亂，于峽口擊破蕭紀的巴蜀軍隊，三年西魏和蕭詧聯軍攻圍江陵，兩次調發王僧辯西上征讨，以陳霸先移鎮舊都建康。一來二去，人非木石，以緻萌生野心，又怪得了誰呢？所謂“倒持太阿”，将劍把（權柄）拱手交給别人，就是這個意思。孔子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器關系到人心的趨向，果不其然。
不僅陳霸先有這個問題，即使是梁室忠臣王僧辯（此就展開的曆史圖卷來看，古人心事難明，觀其行迹至為要緊），也不能保證絕無離心的危險。雖然王僧辯、陳霸先都有子侄留在荊州作為人質，但是制約的效力有限（等到西魏攻破江陵，王、陳兩家子侄被俘虜入關，效力基本歸零）。在敵人眼中，這個政治局勢極為明顯。江陵被圍，蕭詧就試圖捏造謠言，告訴圍城中的梁元帝：“王僧辯聞台城被圍，已自為帝。”（《隋書·裴政傳》）可憐王僧辯赤膽忠心！（胡松柏先生注意到《梁書·王僧辯傳》載王母“事君忠烈”的家教，參見其碩士學位論文《陳朝政治研究》第一章）然而世事未可料定，君不見五十年前，沈約勸說蕭衍代齊稱帝的一套說辭：“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梁書·沈約傳》）縱然是至仁君子，本無此心，部下倘以黃袍加身，又能奈何呢？
二
襲殺王僧辯，是陳霸先通往帝王之路的頭一件大事。
陳霸先自己說，因為王僧辯迎立北齊傀儡蕭淵明為梁主，有不臣的企圖，是以他才舉義起事。這顯然是一個托詞。官方版本如此寫到——陳霸先對身邊親信說：“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音，聲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觀其此情，亦可知矣。”（《陳書·高祖紀》上）後來向北齊報告，“雲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北齊書·蕭明傳》）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倒打一耙。現存梁陳史書中，在陳朝立場上作過粉飾的地方很多。如《梁書·王僧辯傳》載王、陳大軍于白茅洲會師，雙方第一次見面，突然神來一筆：“霸先倜傥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實則不可信據。
王僧辯與陳霸先兩人，都是高明的軍事家，幾乎戰無不勝。但差别在于，陳霸先出身寒素，幾經磨難，有着豐富的人生閱曆和社會經驗。在政治家的素質方面，王遠不逮陳，故而受制于人。侯景戰敗之後，王僧辯率軍進入建康，部下大肆劫掠，并縱火焚毀宮室，百姓号泣失望。如果借用西漢名将韓信的話頭，大概王僧辯能“将兵”，而不善于“将将”。與此相反，後世史家每稱道陳霸先豁達大度，多用降将，知人善任，能得其死力，以成帝業（詳見《陳書》卷六《後主紀》魏徵所作論贊，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二《陳武帝多用敵将》），很有漢高祖劉邦的手腕和魄力。
史載王僧辯府僚韋鼎通曉相術，“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妫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為陳氏。仆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隋書·藝術·韋鼎傳》）。這個例證是梁末政治未能走上正軌，士大夫階層離心力暗流湧動的表現（按：嚴耀中先生論文《關于陳文帝祭“胡公”》，探讨陳朝帝室姓氏淵源，似可補入此條史料作為佐證）。韋鼎為梁朝名将韋叡之孫，以孝義知名，他對府主的背離，也說明了在王僧辯、陳霸先二人的競賽中，陳霸先以綜合實力勝出。
從表面看來，王僧辯與陳霸先有親密的交情，兩人還結為兒女親家（王僧辯第三子王頠娶陳霸先女，因王僧辯母喪而婚禮展期）。王僧辯可能是心思比較單純的人（若與其家族信奉佛教相聯系，可稱菩薩心腸是也。有關南朝太原王氏信奉佛教情況，參見嚴耀中先生論文《陳朝崇佛與般若三論的複興》），對陳霸先過于信任，“推以赤心，結廉（頗）、蔺（相如）之分”（《南史·王僧辯傳》），不加防備。雖然長子王顗多次提醒，但他不以為然。是年九月甲辰夜，陳霸先水陸大軍突襲石頭城，王僧辯左右隻有數十人，因衆寡不敵而束手就擒，當天夜裡王僧辯王頠父子被立即絞殺。《梁書·王僧辯傳》記載陳、王二人最後的對話，于不經意間留下了陳霸先以陰謀奪取權力的蛛絲馬迹。三年前的白茅洲會師，王僧辯、陳霸先歃血為盟（張金龍先生《治亂興亡：軍權與南朝政權演進》第十三章指出，盟約可能是陳霸先主動提議締結），盟文由著名文學家沈炯起草，文末雲：“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兩人共讀，慷慨激昂，淚下霑襟。時光彈指一揮間，這才真的是“語未絕音，聲猶在耳”，王僧辯遇害之前，假如回想起這一幕情景，不知是否會有世道澆漓，白雲蒼狗，不堪回首之感。
多年以後，北周大将韋孝寬率軍伐陳，戰前釋出檄文說：“王僧辯秉文經武，挹義懷仁，志在鷹揚，誠深鶴立，掃江表之巨寇，複梁室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德，毀器折枝，密相奄襲，忍加屠害。節士為之扼腕，名臣是以涕流。”（《文苑英華》卷六四五）在陳霸先襲殺王僧辯事件上大做文章。下文又攻擊陳霸先篡位弑君，後人仿效肆行篡戮［按：陳霸先世子陳昌，被陳霸先侄陳蒨（陳文帝）殺害；陳蒨子陳伯宗（陳廢帝），又被陳蒨弟陳顼（陳宣帝）廢黜然後殺害］，“殘虐相襲，報複循環”，文章筆鋒尖銳，用心十分惡毒。此戰陳朝軍隊一敗塗地，淮南之地盡沒于周。陳朝軍心的渙散，除了前此一年陳軍于呂梁覆敗的沉重打擊之外，與北周的道義宣傳戰術，很難說沒有關系。
王僧辯之子王頒，少年時留在荊州作為人質，後來被西魏軍隊俘虜入關，仕于北周。入隋獻取陳之策，并請纓參戰，奮不顧身。在陳朝滅亡之際，王頒召集其父舊卒千餘人，連夜發掘陳霸先陵墓，斫棺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以雪家仇（《隋書·孝義·王頒傳》）。王頒所為在當時被看作義舉，但就陳霸先本人而言，就顯得命運極為悲慘。
《太平廣記》卷三三六《常夷》引《廣異記》，記述了一個人鬼相會的故事。唐代建康人常夷，與陳朝初年去世的吳郡秀才朱均，叙話梁陳間事，其中有雲：“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這個記載連野史也算不上，可歸入天人感應性質的虛幻想象，但似乎是某種指責的聲音曲折隐微的表示。
三
陳霸先于梁太平二年（557）十月禅代稱帝，改号為陳永定元年，三年六月去世。他生于梁天監二年（503），即位時五十五歲，在古代人的觀念裡，已經是飽經風霜的老人。據《陳書·高祖紀》下所記，六月十二日丁酉生病（按照君主疾病是國家機密的通例，陳霸先或許早已患病，此時情況危急才公布消息），二十一日丙午駕崩，前後不過十天，當屬積勞成疾，至于不治。
陳霸先在位三年期間（實算僅有一年八個月），抗擊北齊入侵，征讨割據勢力，内憂外患，戰事頻仍，民生凋敝，太平時節尚未來臨，實為“多事之秋”。與農業生産相關，有連年水旱不調的氣候問題。唐人杜光庭撰《道教靈驗記》卷一四載：“陳武帝禅位之初，江南大旱，稼穑皆傷。……二年亢旱，戶口凋減。”永定元年、二年的旱災，正史不載，但《陳書·高祖紀》下有永定三年夏閏四月大旱的記錄。《隋書》并記載了陳朝初年多個災異與天文現象：
一、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時王琳立蕭莊于郢州。
二、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占曰：“長人見，亡。”後二歲，帝崩。（以上二條并見《五行志》下）
三、（永定）三年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占曰：“日食君傷。”又曰：“日食帝德消。”
四、（永定三年）六月庚子，填星钺與太白并。占：“太白與填合，為疾為内兵。”
五、永定三年九月辛卯朔，月入南鬥。占曰：“月入南鬥，大人憂。”……後二年，帝崩。（以上三條并見《天文志》下）
這些災異及天象記錄的密集程度很高。第一、二、三條記錄亦見于《陳書·高祖紀》下，但《隋書》增加的占辭和事驗部分值得注意。第二、五條是标準的“事－占－驗”格式，即一則災異/天象記錄，一則相應的占辭，一則曆史事件，災異/天象、占辭與事驗之間，有密切的對應關系。第三、四、五條出自“五代災變應”部分，從篇名的“應”字，即可看出記述内容重在占驗。這些記錄中有史實錯誤，陳霸先于永定三年六月生病去世，第二、五條的“後二歲”“後二年”應作“其年”；第五條的幹支也有問題（檢陳垣先生《二十史朔閏表》，永定三年九月乙卯朔，是月無辛卯），且時間已在陳霸先去世之後。抛開這些細節不談，按照傳統觀念了解，這些災異及天文現象展現了天的意志，古語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就是人間批判意見的折射。
連帶地要說到陳朝大臣沈衆之死。
沈衆是南朝文豪沈約的孫子，入陳官中書令，以帝鄉名門，頗受敬重禮遇，但在陳霸先去世之前三天被殺。沈衆的罪名是“曆诋公卿，非毀朝廷”（《陳書·沈衆傳》）。時當陳朝初建，所謂“非毀朝廷”，應當是涉及陳朝政權合法性的問題，以緻“高祖大怒”。《陳書·沈衆傳》載沈衆家财萬貫，然而“自奉養甚薄”，朝會時“衣裳破裂”，“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又攜幹魚蔬菜飯獨噉之”（《南史·沈衆傳》作“麥飯䬳”），把他寫成一個古怪的守财奴（其行為或許含有特别的意義），受到朝士譏诮，“于是忿恨”，因而胡說八道，獲罪身亡，上下文之間不甚通暢。傳雲“（高祖）不欲顯誅之”，言下之意是罪行不友善說在明處，顯然有所隐諱，有曲筆在焉。
與前代相較，陳朝疆土局促，僅能控制東南一隅之地。長江中遊地區，江陵有後梁政權，是西魏、北周、隋朝附庸，曆三世三十三年，與陳朝相始終；郢州有梁朝大将王琳，擁立梁元帝之孫蕭莊為帝，兵敗奉主投奔北齊，至陳太建五年（573）覆亡。
陳朝創業之際，為建構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在政治宣傳、符瑞制造、崇奉佛教等多個方面作過空前的努力，例如陳霸先禅代之前冊封陳公的《九錫文》，為一代文宗徐陵精心撰作的“大手筆”，文中列舉陳霸先功績二十項，這個數目遠遠超過劉裕（九項）、蕭道成（九項）、蕭衍（十四項）等南朝創業君主（參見牟發松先生論文《陳朝建立之際的合法性訴求及其運作》）。雖然如此，陳朝政權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問題。陳光大年間，陳朝使者聘問北周；同時有後梁使者袁敞赴周朝貢，因為其朝會班次在陳使之後，袁敞拒不從命，說：“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東。……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之後，便恐彜倫失序。”周武帝最後沒有辦法，隻得讓後梁使者與陳朝使者錯開日期，分别朝會（《周書·蕭詧傳》附《袁敞傳》）。
陳朝末年，何之元撰寫史書《梁典》，自齊永元元年起，迄于王琳敗亡，共七十五年史事，分為六個部分，在《敬帝》部分之後，有《後嗣主》部分。序言中解釋道：“骠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幹卷為《後嗣主》。”（《陳書·文學·何之元傳》）無所忌諱，堪稱良史直筆。與《梁典》相較，姚思廉《梁書》沒有為蕭詧、王琳等人立傳，所記梁朝曆史顯得不夠完整（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梁書悉據國史立傳》）。
姚察、姚思廉父子撰寫《梁書》，從陳太建末年算起，至唐貞觀十年成書，前後通計有五十餘年。修撰時間如此長久，其中原由，方北辰師著《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認為，乃是姚氏父子親曆梁、陳、隋、唐四代更替（加上姚氏家族分處南、北朝的因素），曆史書寫多有忌諱的緣故，這是很有道理的。具體來講，即指梁陳易代之際的複雜史事，包括後梁、蕭莊政權等棘手的問題。
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王僧辯兄長之孫王緒，撰著《永甯公輔梁記》十卷（永甯公是王僧辯的封号），貶斥陳朝，不把陳氏作帝王看待。當時又有著名學者蕭穎士，是梁武帝蕭衍之弟蕭恢七世孫，采用孔子《春秋》筆法，撰寫自漢至隋編年史傳百篇，梁陳之際直書“陳霸先反”，以江陵後梁政權為正統；并著《梁蕭史譜》二十卷，及《梁不禅陳論》，把王緒著作的義例加以闡發（《新唐書·藝文志》二，及《文藝中·蕭穎士傳》）。
從傳統儒家的立場看來，陳霸先獲得政權的手段不盡合乎仁義之道（按：呂思勉先生《兩晉南北朝史》第十三章第五節說：“從來人君得國，無如陳武帝之正者”，基調在于推崇陳霸先抵禦外侮、再造中國的功勳，有借古諷今的意味，似非确論）。某種反對的聲音，在曆史深處隐微曲折地表示出來。除了上面《常夷》的故事，《太平廣記》中還有兩則志怪傳奇，也表達了這個意思。一則為《梁武帝》，二則《韋戴》，前後相聯，同在卷一二〇，并出于《還冤記》。一則說梁武帝幾次托夢于會稽虞涉（《南史·侯景傳》附《王偉傳》有虞隲，疑即此人），讓他轉告陳霸先，“篡殺于（陳）公不利”，虞涉不敢言；陳霸先自立之後，虞涉得病，六七日死。二則說義興太守韋戴，在王僧辯被殺後，幾次打敗陳霸先軍隊，後來刑白馬為盟，方才歸降；陳霸先即位後，“因宿憾斬之”，随即于殿中屢見韋戴前來，驚走避之，“是以得病死”。這裡的韋戴應為韋載之誤，《陳書·韋載傳》記韋載卒于太建年間，并非于陳朝初年被殺。《還冤記》還有其他一些史實上的錯誤，但無礙于提示某種異樣聲音的存在。《常夷》那則故事中，還講到陳霸先未發達時，家甚貧，擔任雇工雜役，因盜取長城縣豪富包氏池中魚，被捉住捆綁吊在擔竿上，幾乎要死；即位之後，就将包氏滅門。當然，這則志怪傳奇的史事可信度較低。
在南朝開國皇帝之中，陳霸先受到的诋毀最多。這可能與南朝門閥世族社會的階級固化觀念有關。陳霸先作為一個底層社會出身的“寒賤之子”，因緣時會，通過個人奮鬥奇迹般地登上皇位，世人皮裡陽秋可以想見。在政治坐标體系中，陳霸先的前輩梁武帝父子是學術思想文化的巨人，創造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在如此強大的陰影籠罩之下，其制度多依前代故事,行迹亦頗見相似（例如皈依佛教），加以世運艱阻，天不假年，極難突破。
趙燦鵬，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