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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提起中國曆史上的古都，人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長安、洛陽、北京，如果再補充，還會想起開封、南京、杭州、安陽、成都之類的。大一統王朝就那幾個，秦定都鹹陽，西漢定都長安，東漢、西晉定都洛陽，隋唐長安、洛陽都是首都，元明清全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幾座城市雖然也是古都，存在感明顯不如第一梯隊。
像開封，也是個幾朝古都，比如戰國時期的魏國，五代十國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趙匡胤建立的北宋也在此執政，可除了北宋，面積普遍都不大，而且在開寶末年，趙匡胤也并不想把汴梁作為政權的長期核心，他萌生了遷都洛陽的計劃，最後因晉王等人的勸阻而作罷。與之類似，建都南京的幾乎都是割據政權，東吳、東晉、宋、齊、梁、陳，碩果僅存的統一王朝大明，朱元璋晚年也想遷都跑路，還安排了太子朱标去北方考察。可由于種種原因，他的想法沒能在洪武年間實作，是明成祖朱棣完成了乃父心願。
地處四川盆地核心區域的成都，在秦朝統一之後，也有幾個政權在此建都，隻是存活時間都不長，更不要說以此為基地統一全國了。兩漢時期的公孫述，建國十二年，被漢光武帝劉秀剿滅；三國時期的蜀漢政權，享國四十三年，被司馬昭控制的曹魏消滅；十六國時期的成漢政權，立國四十四年，被東晉将領桓溫消滅；五代十國的前蜀、後蜀政權，分别維持十九年、三十二年，相繼被後唐、北宋所滅。剩下的都沒有超過十年，在此不做贅述。以前看《三國演義》，總感覺劉備的蜀漢政權非常短命，但是和其他難兄難弟一對比，發現蜀漢竟然已經是“高壽”的，隻比冠軍少活了一年。
從曆史的總體規律看，大一統王朝更加青睐關中、河洛以及燕山腳下的北京，對建都錦官城似乎完全沒有興趣，什麼時候會想到成都呢？國家有難的時候。唐高宗鹹亨年間，北方出現饑荒，朝廷下令從劍南運輸百萬石米糧救急；天寶末年，安祿山、史思明造反，攻城略地、勢如破竹，洛陽、潼關盡陷敵手，唐玄宗倉皇而逃，帶領高力士等随從前往成都避難。唐僖宗時，黃巢軍隊浩浩蕩蕩，攻破長安，皇帝再次逃亡巴蜀。
選擇在芙蓉城建都的，往往都是蜀漢這樣的割據政權，領土往往隻包含四川盆地及其周邊地區，實力比較弱小，在每一個亂世都不具有絕對優勢。最終的命運往往是被周邊較大的政權消滅，以北方居多，比如東漢、曹魏、後唐、北宋，南方的很少，隻有東晉。
成都為什麼不入劉邦、劉秀、楊堅、李淵等人的法眼呢？因為他不具備以此統帥全國的條件。大一統王朝為都城選址，首先要考慮經濟、政治問題，從經濟方面看，都城必須有充足的糧食，滿足皇室及大臣、百姓的日常需要；必須有幹淨的水源，幾十萬人不能渴死；還要有平整的土地建造宮殿、官署、豪宅，解決居住需求；錢也是必不可少的，沒有經費，政權很快就要崩潰。水源、土地必須就地取材，糧食、銀子不一定要是本地的，政治中心最好能與經濟中心重疊，如果不能，要從外地運輸錢糧，必須保證交通上的絕對便利。
唐高宗時，關中地區經過多年開墾，生态惡化，人口又不斷增長，每逢災害之年，政府必須跑到洛陽就食，東都距離華北平原産糧區較近，又是大運河的中點，友善江南漕糧運輸，如果從洛陽再轉運長安，需要跨過三門峽砥柱之險，成本較高，安全風險大，在無法改變自然的前提下，人類隻好改變自己，也就是皇室、政府搬到洛陽享用食物。隋唐之後，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北宋利用汴河，元明清使用京杭大運河運輸錢糧，滿足國都之用，這兩條河就像王朝的動脈一樣，關系着政權安危。
假設成都更新為了國都，各地的錢糧想要運輸過來，那将是非常困難的。巴蜀北有秦嶺橫亘，東有三峽之險，出川路途極為不便，這正是古代容易形成割據，卻又難以進取的重要原因。擁有險要的地勢，外敵入侵必須翻山越嶺，裡面的人想要打出去同樣也是如此，以古代簡陋的工具，確定後勤十分困難，諸葛亮北伐，常常因為糧草而功虧一篑。唐朝時，有人對棧道的記載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鬥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岩，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裡許”，走起來又慢又危險。試想全國的賦稅、趕考的學子、述職的官員要走這樣的路進京，增加的成本得有多少，何必棄通途而就險路呢？
《呂氏春秋》有言：“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都應該選在疆域的中心點。經濟方面，這樣有利于錢糧、人才等資源向中央流動。從政治角度看，有利于強化對全國的控制，古代不像今天有飛機、電話，政令的傳達、軍隊的調動都要靠人力、畜力，國都建立在地理中心上，前往每一處邊疆的時間都是均等的，如果發生叛亂，也能以最快的速度鎮壓，在這一點上，長安、洛陽是比較理想的。如果不把國都設定在疆域的中心點上，那就直面主要威脅且交通便利的地方。明代最大的威脅就是北面的蒙古和遼東的女真，朱棣将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可以迅速對敵人進犯做出決策，調動三大營及邊防部隊抵擋，另一方面，通過疏浚大運河保持與經濟重心江南的聯系，滿足生存用度上的需求。且北京處于華北平原北部的邊緣地帶，如果陝西、湖廣、江南發生内亂，也可以跨過平原迅速做出應對之策。
成都所處的四川盆地既不是疆域的中點，也很少面臨最主要的外患。西面是青藏高原，海拔極高，曆史上有威脅的就是吐蕃，但在高寒缺氧環境下生存的吐蕃人不可能入主中原，而且長安離他們也比較近，不需要特意把都城搬到成都來應對；南面是雲貴高原，曆史上主要是西南夷、南诏、大理這樣的勢力，對中央政府威脅不大。東面的山地有些土司，他們隻想守住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沒有很大的野心；北面是漢中、關中地區，中原王朝的傳統地盤。是以成都周邊少有帝國的主要外患，從政治安全的角度看也沒必要把首都遷到那裡，加之出川交通的确不便，是以劉邦等人不會把大一統王朝的國都安排在錦官城。
根據成都的曆史地理情況分析，他隻能成為一個區域性的中心城市，無法成為整個大一統王朝的首都，是以建政的都是些小政權，在秦嶺和川東平行嶺谷的制約下，這些政權的勢力範圍往往隻限于四川盆地。在古人的著述中，常常把益州稱為“天府”，也就是天子的寶庫，形容這裡經濟繁榮，物産豐富，是做土皇帝的好地方。劉備在隆中面試諸葛亮，孔明先生提出戰略規劃，重點推薦了成都平原：“益州險塞，沃野千裡，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唐代的陳子昂也說：“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寶，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四川盆地最富庶的地方毫無疑問是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那裡地勢平坦，土壤肥沃，都江堰解決了防洪和灌溉的問題，除了種植業，像絲織、釀酒、種茶、井鹽開采、漆器制作等行業也非常發達。
作為西南地區的中心城市，成都的人口、經濟實力在全國名列前茅，甚至擠進前五的行列。貞觀年間，由于隋末戰亂，其他地區飽受烽火洗禮，人口銳減，千裡無雞鳴，巴蜀地區受影響較小，且有大量流民湧入，使成都的人口數量躍居全國第二，僅次于長安。安史之亂結束後，北方再度生靈塗炭，但揚州和成都少有波及，成為富甲天下的城市，當時有“揚一益二”的說法。可是放眼四川盆地，除了成都，還有哪座同級别的城市嗎？答案是沒有。川西平原面積是有限的，隻有一萬多平方公裡，在古代，川中的丘陵地區和川東的山嶺地區都無法形成頗具規模的城市，如果要就近找一座大都會，那就是長安或者洛陽了，盆地内部是找不到的。
天寶年間，唐王朝的巅峰階段，四川地區的人口總量占全國的9%-10%，并不突出，大唐百姓主要生活在華北平原和關中平原，那裡有連片、集中分布的大城市，不像成都這麼“孤獨”。正由于平原面積大，比如華北平原有30萬平方公裡，有利于軍事行動和農業生産，天下大亂之際，中原地區很容易較快形成勢力強大的政權，他們控制的土地、人口、糧草在總量上是西蜀政權無法比拟的。絕對實力面前，強國吃掉弱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蜀漢滅亡時，人口有記載是一百零幾萬，而魏國是四百多萬，差距懸殊。再看看北宋初期的曆史地圖，對比一下宋朝與後蜀的疆域面積，就知道孟昶亡國絕非偶然。西蜀割據政權固然有山溪之險，可這些理論上的天險卻一次次地被突破。
閉塞的盆地，富庶的生活，豐富的物産，美麗的風景，成都乃至巴蜀的悠遊、享樂之風非常盛行。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在穩定安全的環境中，品味美酒、美景、美食、音樂，豈不快哉，為什麼還要去給統治者當炮灰呢？李商隐有詩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垆仍是卓文君”,晚唐張喬說：“行歌風月好，莫老錦城間”，詩人李瑞也說過：“本是風流地，遊人易白頭”，生活悠閑、舒适、沒有壓力，不知不覺就到了暮年，什麼戰場厮殺都抛之腦後，娛樂閑适的生活難道不香嗎？
在成都建國的統治者基本上都是外地的，公孫述扶風茂陵人，劉備涿郡賣草鞋的，成漢流民建立的政權，王建許州舞陽人，孟知祥刑州龍岡人，沒有一個是成都或者巴蜀當地的，他們想要占山為王，将蜀地百姓作為實作野心的工具，為他們納稅、打仗。百姓生活安逸，豈會長期順從？豪強大族們納稅更多，又豈會不心向中原？如果有人割據蜀地，他們是一個州養活一個朝廷，如果蜀地被統一了，當地的豪強、富戶也要納稅，但是與全國其他州共同養活一個朝廷，哪個壓力更大，交的更多，可想而知。這也是那些割據巴蜀的政權活不長的原因之一，劉禅準備投降的時候，又有幾個本土的“忠臣”反駁了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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