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猶太少女安妮弗蘭克被出賣案的研究有了新的結論。
一個使用現代技術分析安妮·弗蘭克被出賣事件的調查小組經過 6 年的精心研究，提出了一個以前幾乎沒有研究過的理論，據該小組稱，一名猶太的公證人出于自我保護，将安妮弗蘭克的秘密位址傳遞給了納粹。
研究人員得出結論說，著名的阿姆斯特丹公證人範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 将隐藏位址傳遞給了德國人，以保證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雖然并沒有找到明确的證據，但根據團隊的說法，至少安妮父親奧托弗蘭克本人似乎認真看待了這個理論，但是，出于保護猶太人的心理，沒有披露。
已經退休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偵探潘科克（Vince Pankoke）稱這次調查是他參與過的最長、難度最大的調查，涉及大量資料、丢失的記錄和已故的證人。他說：“這并不是一個冷案，案子根本被當機了。”
然而，他确信現在知道了真相， “因為在這樣一個老案子中沒有 DNA 材料作為證據或視訊圖像，不得不依靠大量的間接證據。然而，我們的理論至少有 85% 的可能性。我們沒有确鑿證據，但我們有合理的推論。”
由于該研究的結論會受到全球的抵制，是以無法提前将研究結果送出給獨立專家。荷蘭媒體NOS将在網站上專門發表一篇文章，搜集收到的反應。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不少批評這項研究的言論出現。
調查的始末
荷蘭紀錄片制作人貝恩斯（Thijs Bayens）于2017年提出了使用現代刑偵方法和調查工具，研究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著名的謎團之一的想法。一個由 23 人組成的團隊從世界各地的檔案館收集了新舊的采訪、日記、位址清單和戰争檔案，以論證現有的和新的假設。
除其他外，人工智能被用來分析 66 GB 的資訊。根據今天出版的《安妮·弗蘭克的被出賣》一書，計算機被用來分析當年納粹突襲其他猶太人藏身地之間的聯系，并繪制出居住在安妮秘密住址附近的人們的地圖。
該團隊再次審視了舊的并不确定的結論，從最初的嫌疑人 Willem van Maaren 到後來一些著作的作者的猜測，還檢驗了發現秘密位址是否是巧合的理論。
荷蘭方面研究負責人之一、記者範特威斯克（Pieter van Twisk）說：“總而言之，我們已經盤點了大約 30 種理論，可以說，其中 27或者28 種情況是非常不可能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
匿名的線索
留下的理論的核心，是戰後不久傳遞給安妮父親奧托的匿名便條，盡管通往原版便條的道路陷入了僵局，但該團隊設法在一名警察的家庭檔案中，找到了奧托制作的便條的副本。
紙條寫道：“範登伯格（A. van den Bergh ）已經将你在阿姆斯特丹的藏身之處通知了位于阿姆斯特丹 Euterpestraat 的 Jüdische Auswanderung，他當時住在 O. Nassaulaan 的 Vondelpark 附近。在 JA（Jüdische Auswanderung） 那裡有一份完整的位址清單，被他傳送了。”
直到 1964 年第二次對叛國罪進行調查時，奧托才透露了這張紙條的存在。
警方調查員 Arend van Helden 當時的結論是，範登伯格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遭到了诽謗，他認為“看來這個人的誠信毋庸置疑”。随後，調查人員也無視這一指控。
範特威斯克說，冷案小組最初也傾向于可以忽視這一指控，“範登伯格是猶太委員會的成員，他于 1943 年 9 月被捕，那麼，他将不得不在1944年8月在集中營将這一切傳遞給德國人？這并不明顯。直到後來我們發現，他已經根本就不在集中營中了。”
範登伯格似乎已盡了一切努力，防止自己和家人被驅逐出荷蘭。作為猶太委員會的重要成員，他獲得了 Sperre，意味着他暫時緩期被驅逐出境。同時，他成功地與德國官員卡爾邁耶争辯說，他根本不是猶太人。不過，與此同時，他也為女兒們安排了一個藏身之處。
範特威斯克說：“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什麼事情都玩得很安全，一個可以下三維象棋的人。”
盡管采取了一切預防措施，範登伯格還是在 1944 年陷入了困境。他的Sperre 已過期，在與同僚發生争執後，他的公證人的地位被撤銷。團隊總結說，那一定是範登伯格已經将位址傳遞給德國人的那一刻。
據研究人員稱，猶太委員會已經制定了藏身之處清單，旨在向德國人證明他們合作良好， Prinsengracht 263 也可能也在其中。作為理事會的重要成員，範登伯格可能已經獲得了該位址檔案。
無論如何，範登伯格都有聯系人可以傳遞此類資訊。1940 年夏天，作為公證人，他曾經安排了有争議的 Goudstikker 收藏品的拍賣，并是以接觸了一位德國間諜、戈林的朋友米德爾（Alois Miedl）。
誰背叛了安妮·弗蘭克的謎團解開了？
根據參與調查的荷蘭記者範特威斯克的說法，1944 年8月4日的突襲是如何發生的也很重要。德國黨衛軍Karl Silberbauer 當天受到他的老闆德特曼（Julius Dettmann）的委托。範特威斯克表示，之前關于誰可能給德特曼線索的建議是無關緊要的。
“不可能是公民拿起電話報告的。作為一個普通的荷蘭人，不能聯系到德特曼。他在納粹的職位中太高，而且他不會說荷蘭語，他的電話号碼也不是電話簿上有的。德特曼是一名進階納粹分子，是以這個線索一定來自德國的等級森嚴的制度内部。”
研究人員承認，缺乏确鑿的證據，問題仍然存在。範特維斯總結道：“你想确切地知道範登伯格是如何（向德國納粹）報告的，我們不知道；你當然也想知道，是誰寫了那封匿名信，我們也不知道。我認為，還有更多的謎題有待發現。如果這項研究能夠讓更多事實浮出水面，那就太棒了。也許有更多的人，在戰後收到了這樣的匿名信。”
更讓研究小組信服的是，安妮父親奧托似乎重視對範登伯格的指控，“我們被猶太人背叛了”，據說他曾經這樣告訴荷蘭報紙《Parool》的記者 Friso Endt。
據研究人員稱，他還阻撓了對當時仍不知下落的的黨衛軍軍官 Silbernagel的追查，挫敗了對突襲的調查，因為該奧地利人可能會透露些不受歡迎的細節。
但是，範特威斯克認為，奧托實際上想要讓範登伯格遠離風聲，因為他們害怕反猶太主義者的攻擊。
此外，範登伯格于1950年死于喉癌， “他知道範登伯格有孩子，難道他死後還要讓他拖着她穿過泥濘，讓孩子背負着罵名，受到傷害嗎？”
77年後，潘科克和其他團隊隊員當然不想對範登伯格下定論， “唯一的壞人是納粹，沒有他們，這一切都不會發生。如果你責怪範登伯格，你首先要問自己，為了挽救親人的生命，你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