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淵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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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淵出生時，馬可·波羅已回國，《馬可·波羅遊記》也已問世。

他怎麼也想不到，八百年後，有人會将他與馬可·波羅聯系到一起，他不知道馬可·波羅是誰，也沒讀過《馬可·波羅遊記》，但他卻被後人稱作“東方馬可·波羅”。

在馬可·波羅來中國前，對于大多數歐洲人來說，盛産瓷與絲的中國，還是個令人向往的傳說，而馬可·波羅之言，不管真假，都成了大航海時代的預告。

他的名字裡有《論語》

還在西方航海家響應馬可·波羅的預告之前，汪大淵就行動起來早早下西洋了，比鄭和下西洋早了75年，比哥倫布大航海早了162年，比達·伽瑪繞過好望角早了167年，還好，他沒有被人遺忘，鄭和下西洋時，就随身攜帶了他寫的《島夷志略》。

随鄭和七下西洋的馬歡，這樣評價《島夷志略》，說他随鄭和“曆涉諸邦”，所至之處對照《志略》，“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同樣是下西洋，鄭和代表國家，有官船200多艘，官軍數萬，公帑無數，而汪大淵隻代表自己，自費出海，靠經商維持航行，是以，有人就說他是“海商”。可他第一次出海時，才19歲，此前，他顯然不是海商，此後，他才有可能成為海商，但很難說成為海商是他此行的目的，更何況，真正的海商，通常做轉口貿易，不會脫離自己的商業航線去漫遊、去探險，而他則更像是為了航海的需要而經商。

他究竟為什麼要出海？看來是個謎，在《島夷志略》自序中，他沒有說明出海時自己的身份，隻說了一句，“大淵少年嘗附舶以浮于海”，就再無别的交代。

我們除了從他的姓名來看，“汪大淵”，跟大海似乎有着宿命之緣，還可以從他字“煥章”——出自《論語·泰伯》“煥乎其有文章”，為他的出海找到思想根源。

孔子身後，留下一聲歎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此感歎，最易打動少年心腸。而元朝，正是個“道不行”的時代，他便響應孔子的号召，真的“浮于海”。

而他成長的那一方水土，雖非沿海一帶，卻也是個連山通海的所在，在其出生地——南昌市青雲譜區施堯村汪家壟，至今尚存一首排工号子《南昌城南掌故多》：“南昌城南掌故多，将軍渡口波連波嘿；象湖源上風光好喲嗬，施家堯去劃龍舟來嘿；王老丞相來迎接喲嗬，相府千金坐花樓羅嘿。汪家壟住航海客喲嗬，飄洋過海到夷洲羅嘿！”

号子的最後兩句，簡直就是沖着他唱的，他不就是“汪家壟住航海客”，曾經“飄洋過海到夷洲”嗎？他是大海之子——汪大淵，他是《論語》之子——汪煥章，他把兩者結合起來——“浮于海”，也許孔子那一聲長歎成了他大航海的原始動力，而“大道之行也”才是他大航海的目的，他撿起孔子失落的歎息，像孔子周遊列國一樣，航海去了。

帶着孔子的感歎，他從南昌出發，由贛江南渡，到了泉州。

跟着瓷器出海去

通常，人們很難把南昌跟大航海相聯，可汪大淵的出現，使人不得不将它們聯系起來問一聲：何以大航海時代，由南昌人捷足先登？其究竟有二因緣。

其一，這跟秦漢以來南昌作為造船基地有關。漢武帝時，就有豫章大舡出海；其二，這跟唐宋以來海上陶瓷之路有關。唐宋時，景德鎮瓷器已多有出口。至元時，景德鎮窯便取代了龍泉窯，作為中國瓷業龍頭，而景德鎮本土的昌江，也就成了海上陶瓷之路的源流，從昌江入贛江，南昌就成了海通樞紐。

南昌人接過景德鎮轉口貿易第一棒，或經由長江，往太倉出海，或通過贛江，往廣州、泉州出海，唐時多往廣州，宋、元改由泉州，明、清又改往廣州。

汪大淵到了泉州，想必會有一番望海賦詩、臨波興詠的沖動，但他卻未留下片言隻字，也許是命運不濟，丢失了文字？可惜了他那一片“浮于海”的心意。

我們沒有從他筆下看到泉州的樣子，但50年前，馬可波羅到過那裡，後來在遊記裡描述了泉州的樣子，他說“刺桐港”就在那裡，印度船至，皆停靠于此，舶來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均由此進口，故“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

馬可波羅還特别提到了“蠻子商人”，說刺桐港是“蠻子商人常至之港”，這當然是用了蒙元貶低南人的口吻——“南蠻子”，來稱呼南方商人，說他們由此港販運貨物到“蠻子”境内，還将刺桐港與西方最大的亞曆山大港做了一番比較，認為刺桐港的舶運量要大得多，如果說從亞曆山大港或其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基督教國”，那麼“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餘”，規模竟然相差百倍，“是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稅課，為額極巨”。

假如馬可波羅在泉州相遇了汪大淵，他會怎麼說？說是蠻子商人，還是蠻子書生？這說明當時歐洲人同中國海商直接交往不多，多由阿拉伯人做中介，是以，若是阿拉伯人，就不會這麼說，與汪大淵大緻同時的摩洛哥穆斯林法學者伊本白圖泰，在汪大淵出海以後，也來到了中國，并到過泉州，還到過杭州，可以說他完全被中國震撼了。他說，中國地區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區，全境無一寸荒地，沿河兩岸，都是花園、村落、田野，一個單身旅客，雖然攜帶大量财物，行程九個月也盡管放心。

像馬可波羅一樣，伊本白圖泰也談起杭州，贊不絕口，因為，杭州是他“在中國地域所見到的最大城市”，他說，杭州城裡，“每人有自己的花園，有自己的住宅”，“港灣内船艇相接，帆樯蔽天，彩色風帆與綢傘，相映生輝。雕舫畫艇，十分精緻”。

而泉州的港口，更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内停有大船約百艘，小船無數，大船以帆計，有十帆、三帆不等，帆以藤篾編織，其狀如席，船上，有水手600名，戰士400名，甲闆四層，内有房艙，分官、商艙，官艙附有廁所，并有門鎖，且以木槽種植蔬菜鮮姜，他還發現，中國人交易時用紙币，而将金銀熔錠封存起來。

看來，大船多為官營，是以，設有官艙，還有戰士随船護航

泉州萬貨雲集，吸引他的有絲和瓷，絲綢極多，價錢便宜，“一件布衣可換綢衣多件”，談到瓷器，他說“瓷器價格在中國，如陶器在大陸一樣或更為低廉”。

汪大淵來到泉州時，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面已經有了一個叫做“馬可·波羅”的先驅，也不知道接踵而來的，還會有一位名叫“伊本白圖泰”的伊斯蘭教的傳教士，我們若将這三人以及他們的三本書放到一起來讀，就可以讀出那一時期的一個世界樣式。

這三本書，最重要的一本，是第一本，也就是馬可·波羅撰寫的那一本——《馬可·波羅遊記》，為何被當時人認為是最不靠譜的一本書，卻變成了後人所推崇的最重要的一本？以本人口述，由他人筆錄，本來很難經得起曆史推敲，但它卻在曆史的風口上，成為一個時代的風向标。

地中海的中國熱

中國瓷器，“運銷印度，直至馬格裡布”。“馬格裡布”，指非洲西北地區，意為“日落之地”，宋人《諸蕃志》稱“默伽獵”，分布于阿特拉斯山脈至地中海之間，為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三國總稱，有時也包括穆斯林統治的西班牙部分地區。

是以，瓷器進入歐洲，馬格裡布是一條重要通道，但不是最重要的，伊本白圖泰之是以要特别提起它，或許是由于鄉愁，因為，他就是馬格裡布摩洛哥人。

當時，還有另一通道，比馬格裡布更為重要，那就是埃及。

伊斯蘭化的埃及，大約與宋朝同時，從公元十世紀到十三世紀，興起了法蒂瑪和阿尤布兩個王朝，它們作為地中海沿岸東西方貿易樞紐，并在與十字軍的對抗中，一度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中心。與之互動的，主要是意大利各城市，不但貿易往來，還有宗教戰争。戰争造就了阿拉伯人的民族英雄薩拉丁，作為阿尤布王朝的開創者，他不僅頂住了十字軍東征，收複聖城耶路撒冷，還用同東方貿易來影響歐洲，誘發了歐洲文藝複興。

中世紀，歐洲與阿拉伯都是宗教領地，一個基督化，一個伊斯蘭化。而東方，則有印度和中國，印度也是個宗教領地，其國家一度也被伊斯蘭化，可中國一直就是個世俗化的人文世界，本來希臘也是，但希臘作為一個國家，實體早已消失，其人文主義僅以希臘化方式表現，而不能以國家形态存在，唯獨中國人的人文理想能以國家表達。

對于歐洲的人文主義覺醒來說，希臘化與中國化都不可或缺，一個是聽從曆史理性的召喚，一個是對現實榜樣的追求，希臘是曆史理性，中國是現實榜樣，這兩樣一起構成了文藝複興的合力。也可以說，中國是一面鏡子，對照這面鏡子，歐洲人從文明倒挂中，重新發現了古希臘，原來在歐洲的文化傳統裡，就有那麼個人文主義淵薮。

在馬可·波羅出現以前，歐洲人還沒有以中國為鏡子來認識自己，因為他們還得吃阿拉伯人留下來的東西方貿易的剩飯，還得經由阿拉伯人轉運而來的絲綢和瓷器接觸中國，而阿尤布王朝則通過與中國貿易，使埃及成為了地中海兩岸最繁榮的國家。

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對中國古瓷在埃及出土情況言之甚詳，因絲綢易腐，很難作為文物遺存，而瓷器就不同了，哪怕是碎片，也具有不朽的文物價值，是以，研究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瓷器很重要，他兩次埃及之行，訪古瓷六、七十萬片，逐片審查，選出其中萬餘片，除了對它們作分類和測定，同時，還對那時的埃及做了考察。

經考察，他發現，其時開羅市民不但富有，且嗜好珍奇，喜愛中國産品，尤其瓷器，福斯塔特出土中國瓷器，不限于少數民居，在大部分住房中都有發現，可見已普及到了多數家庭，當時開羅的财富與一般居民生活水準，遠比我們所想像的要高。

而且，他還發現，一旦出現新類型的中國瓷器，當地人都能把它仿制出來，輸入唐三彩，就仿制出埃及三彩；輸入白瓷，就仿制出白釉陶器；輸入青白瓷，就仿制出青白陶器；輸入青瓷，就仿制出青釉陶器，中國陶瓷受到珍視，同時，又燒制大量迎合時尚的仿制品而受人喜愛，可能是因為當時埃及盛行的中國風尚，掀起了中國熱的緣故。

阿拉伯人的“中國熱”，傳遞到地中海的那一邊，那些意大利的城市國家也跟着“熱”起來了，薩拉丁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與對岸的威尼斯結盟，同威尼斯一道分享“中國熱”帶來的東西方貿易紅利，那紅利培植了馬可·波羅的家族生意。

馬可·波羅出現，要具備兩個條件，光有“中國熱”還不夠，還要有蒙元勢力覆寫，歐洲之與中國，原來隔着個阿拉伯世界，這世界，造成了歐洲與中國的隔閡，盡可能隔斷中歐之間往來。到了蒙元時代，蒙古人的勢力範圍，不僅覆寫了中國天下和阿拉伯世界，還深入到東歐一帶，這樣，就去除了隔閡，打通了隔斷，開放了中歐通道。

可以說，馬可·波羅生逢其時，生在了古代中西交通的一個大一統時期——蒙元時期，是以他來中國很順利，早來有阿拉伯人限制，晚來有奧斯曼帝國制止。

接踵而來的汪大淵、伊本白圖泰也都生在了這一時期，他們也都成為了蒙元時代中西交通的天之驕子。那個時代，努力地要把中國推薦到歐洲去，同時，又召喚着歐洲到中國來。據說，忽必烈曾有過一個主意，那就是将中國的瓷器賣到歐洲去，用從歐洲賺的錢組織軍隊去攻打歐洲，這樣的大戰略，漢人從沒想過，隻有蒙古人想得出來。

忽必烈的抱負雖未實作，卻推動了一個時代，一船一船瓷器，從中國東南沿海各港口出發，下南洋下西洋，抵達紅海岸阿紮布港，經由尼羅河轉入地中海。

汪大淵抵達時，形勢發生了變化，阿尤布王朝衰落了，北非伊斯蘭中心轉向馬格裡布，他有可能到了摩洛哥，那是伊本白圖泰的出生地，若能再進一步，由此跨過直布羅陀海峽，他就到達歐洲了，抑或從地中海穿越一下，他就率先進入大西洋了。

可惜，他沒有邁出這一步，不光他沒有邁出，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也都沒有邁出，因為，蒙元帝國的勢力範圍未及于此，蒙元時代的進取也就到此為止。

三人之中，惟有馬可·波羅沒有被蒙元時代所局限，他借了蒙元時代的中國之光，啟發了一個更加偉大的時代，意大利的文藝複興幾乎同《馬可·波羅遊記》一同到來，是以，《馬可·波羅遊記》也可以當作意大利文藝複興運動的一部分，被抛磚引玉。

終于在100多年後，引出哥倫布來。據說，哥倫布懷裡就揣着那本遊記，嚷嚷着“到中國去”，但他并未沿着馬可·波羅的路線前進，因奧斯曼帝國阻擋，他決定走出地中海，走向大西洋，于是，從意大利來到了西班牙，同蒙元時代反其道而行了。

歐洲提防青花瓷

這些都是後話，可以暫時放下。還是回到汪大淵這裡，再問一聲：為何不向歐洲邁開那決定性的一步？這一問，不是問向他那個時代，而是問向他本人，蒙元時代的格局到此為止了，他本人為何也在此裹足不前？這有可能跟青花瓷貿易有關。

我們試看一下《島夷志略》，100來個篇章，有40多篇記載了瓷器貿易，其中，又有20多篇談到了青花瓷貿易。對于青花瓷的命名，以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最早出現在《島夷志略》裡，汪大淵稱之為“青白花瓷”、“青白花器”，書中寫道：在加裡納，今伊朗，貿易之貨，用青白花瓷碗，在天堂，指麥加，貿易之貨，用青白花器。

當然，也有人認為，汪大淵說的“青白花瓷”，是指青白瓷，而非青花瓷，這樣說來，原無不可，但基于兩點原因，我們選擇了青花瓷一說：其一，汪大淵出行時，青花瓷已經成熟，此前，也不見有人稱青白瓷為青白花瓷；其二，若汪大淵未帶青花瓷，很可能就邁出那關鍵的一步了，可為什麼帶了青花瓷就邁不出那一步呢？因為那時的歐洲人不需要青花瓷，需要的是青瓷、白瓷，是以，去了，也是白跑一趟，還有可能生敵意。

為什麼會生敵意？這就跟青花瓷的來曆及其所蘊含的意義有關了。

青花瓷，要以白瓷打底，飾以藍彩，而藍彩，則以钴料生成。還在古埃及和巴比倫王國時期，藍彩就已出現。在中國，出現也很早，戰國時，可見外罩藍彩的陶胎珠子，到了唐代，給钴料加上助熔劑，使釉上發出藍彩，因而産生了藍釉唐三彩。

除了藍釉，還要有白瓷，而白瓷之于中國，在東漢墓葬中就有出土，至唐代，便已成熟，以始于北齊興于隋、唐的邢窯為代表，相對于南方越窯，形成了青、白兩種格調——“越青邢白”，陸羽《茶經》，基于品茶，比較它們，稱“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認為青瓷更宜于其茶道。

詩人皮日休，就沒有陸羽那樣偏好，其《茶瓯詩》雲“邢客與越人，皆能造瓷器”，他以為邢越皆妙，當齊驅，一者“圓似月魂墜”，一者“輕如雲魄起”。

唐人重青瓷，亦好白瓷，形成了“南青北白”兩大體系，尤其是對于新興的白瓷，更是推廣有加，以至于李肇《國史補》說“天下無貴賤通用之”，不但破了青瓷一統天下的格局，而且遠銷日本和阿拉伯世界，對于邢瓷品質，阿拉伯商人蘇來曼在遊記中，稱“中國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裡面裝了酒，從外面能看到”，其所言者即為透影邢瓷。

唐人魄性大，不經意的就在“類銀類雪”的白瓷上，來了幾筆藍花花，這應該就是青花瓷的源頭了吧？唐青花遺物，那些白地藍花殘器，有的在揚州出土。看來，那是準備從揚州港出口的貨物，阿拉伯世界是它們的去處。

1998年，從印度尼西亞勿裡洞島所屬海域，打撈出阿拉伯沉船黑石号，在出水器物中，就有三件唐代釉下彩青花瓷，據說，它們就出自東都洛陽附近鞏縣窯。

有人将這三件出水瓷與揚州唐城遺址出土的青花瓷碎片作了對比，發現紋樣相似，而其紋樣，在唐代器物中少見，卻同一道打撈出來的金盤紋樣類似，當為同一批出口器物，黑石号上的發現表明，唐代不僅可以燒造青花瓷，而且已經用于出口了。

中國首批外銷瓷，應該是銷往阿拉伯地區，先是青瓷，被阿拉伯人青睐，認為有食物偵毒功能，觸及有毒食物，會冒汗，會變色，甚至斷裂，故有警示效用。

阿拔斯王朝時，為仿青瓷，伊拉克工匠于陶胎塗白色錫釉，伊朗工匠繼以钴藍飾之，這才啟發了中國工匠，以白地藍花的品位，用白瓷飾以钴藍，開出青花。

但唐代青花還是跟着伊斯蘭化的口味走的，中國本色尚未開顯。盧浮宮裡藏有一件八世紀的伊斯蘭藍花陶器，從表面看，與黑石号出水的唐青花類似，相比之下，僅有質地的差異，一為陶器，一為瓷器，而其精神氣質的樣式則與伊斯蘭風格一緻。

宋代青花，開始低調轉型，中心産地從北方轉往南方，從洛陽轉到浙江，龍泉、紹興兩地，已有這一時期的青花瓷殘片出土，觀其工藝表達，則從釉上青花轉入釉下，其紋飾特征亦從伊斯蘭化轉向中國化，或曰，唐有青花，而兩宋未興，何也？識者多以審美言之，以為宋貴素瓷，不尚繪事，故難免于此，實亦由其中國化未完成所緻。

當景德鎮窯興起時，其轉型便以兩條路線，一條是青瓷與白瓷融合路線，由此産生了青白瓷，不但在工藝技術上，更在審美品位上，完成了南北兩大瓷系的綜合；另一條是白瓷與藍彩相加的路線，産生了青花瓷，完成了伊斯蘭化與中國化的結合。

青花瓷的完成，要到元、明時期。馬可·波羅來中國時，還是元初，青花尚未成熟，是以，被他注目的并非青花，而是白瓷，因為“國朝尚白”，亦稱“中國白”。

他在泉州港，觸目所及，也是多為白瓷，其遊記提到，泉州附近，别有一城，名曰“迪雲州”即今德化，德化瓷，以白瓷聞名于世，如其所言，“既多且美”。據說，他還帶了一隻白瓷罐回到威尼斯，以此來證明他所說的“中國”是真的，對此，我們還是有點存疑，作為商人，他會隻帶一隻瓷罐回去？他可是來追求财富的，順便才傳播一下文化，何以對貿易懶得一提，難道元世祖忽必烈對他另有賞賜？

到了元朝，青花瓷就推廣開來，作為文化傳播，成了蒙元大一統的一個顯著标志——中國白與阿拉伯藍相結合，而這一結合，正是天主教的歐洲要謹防的。

以“東方”為假想敵的羅馬天主教，在文明的沖突中，難免要将蒙元大一統視為整個“東方”——中國式天下與阿拉伯世界在蒙古人的統治下的一次總集合，這恐怕也是汪大淵萬裡航渡而至，卻徘徊于歐洲的地中海門口，過其門而不入的深層原因吧。

要到了16世紀，等到文藝複興運動完成以後，蒙元時代也早已時過境遷，青花瓷這才源源不斷輸入歐洲，輸入兩個世紀以後，青花瓷的青花作為“中國圖案”，在18世紀歐洲的洛可可風格中大出風頭，遺憾的是，蒙元時代的王大淵看不到了。

作為個體的汪大淵，差一步就到了歐洲，這一步确實有點遺憾。可代表了國體的鄭和，差得何止一步？簡直連遺憾都談不上了。但他們都遺憾了嗎？沒有，連一點感覺都沒有。漢唐時期，還有個羅馬帝國時不時來招呼一下，留個念想給東方。蒙元時代，卻沒個對等的國家來互訪。

是以，在汪大淵們看來，歐洲不是要非去一趟不可的地方，我們替他遺憾，是因為我們知道後來歐洲的曆史有多麼重要，他隻要往前走一步，就走入意大利文藝複興了，如果在文藝複興運動中出現了一位中國人，想想吧，那樣的文明該多麼美妙！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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