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台谏官依據風聞上書言事，其言:“夏竦在陝西的時候，怯儒苟且，不肯盡力。有次去巡邊，置侍婢于中軍帳下，幾乎要導緻兵変。元昊曾經在邊境張要拿三千錢換夏竦的首級，連敵人都對他如此輕蔑。後來他果然主持軍務不利。當初呂夷簡都畏懼他的為人，不肯引為同列。如今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盡忠之臣，何以求治？”
夏竦，是北宋派往西北主持對夏作戰的主帥，但他在前線總是做事消極、得過且過、沒有成效，他的做派朝廷大臣們有共睹，當時的待禦史沈邈還十分思切地進言，說夏竦陰交内侍、外專機務，一旦讓他得手，就是“奸黨得計”，仁宗的權力恐怕就會不保。
當時朝廷裡面言官們反複進言，而夏竦也着急往汴京趕。兩夥人互相競賽，言官們聽說夏竦已經快到了，進言措辭更是急切，想阻攔仁宗，不讓夏竦入朝。此時餘靖已經重返中央，出任谏官，他就說:“之前夏竦累表引疾，現在一聽說皇帝召用他，立刻就兼驿而弛，棄往汴京。若不早決，夏竦一定會堅決要求進見，在仁宗面前叙恩感泣，又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聖聽惑矣”。
關鍵時刻，禦史台的長官禦史中丞王拱辰也對仁宗上書極言，算下來前前後後言官們一共上疏十八次，仁宗才罷夏竦相位，讓作為忠武軍節度使的他回歸本鎮，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杜衍為樞密使。夏竦的罷相為日後他對新政的攻擊埋下了伏筆。
為什麼朝堂勢力對夏竦的抵觸這麼強烈？一來，夏竦之前主軍政确實不利，至少是以讓不少士人覺得能力不行。慶曆年間西北戰事未定内政弊端凸顯，非能者不足以平定局勢、通變救弊，夏竦顯然不能滿足士林的期待。二來，夏竦一向以保守派士大夫的形象示人，是一個在政治上比較消極苟且的士大夫，這種氣質和整個慶曆時代那種銳意革新的風貌不相稱。
除了夏竦的樞密使職被杜衍取而代之，慶曆三年的四月甲辰，仁宗也終于下令對韓琦和範仲淹這兩個在西北對夏作戰中立下不少功勞的大臣，讓他們同時赴京出任樞密副使。這固然是一種立場、态度的表達，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仁宗的做法也不能說考慮很周全。
當時富弼就進言，認為西北邊患未平，同時召在西夏那邊頗有震懾力的韓、範二人回京，不利于控制西北戰局，畢竟當時西北都流傳着“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的歌謠，範、韓二人對宋朝穩定軍心、把控戰局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是以富弼認為，應該在同授二人樞密副使職後隻招一人入京，留另一人守邊。後來的情況也确實如此，範仲淹、韓琦在回京後都仍十分關注西北戰局，範仲淹還幾次要求派他重返西北前線。
在士林領袖範仲淹和能臣韓琦入朝後，年輕的谏官蔡襄也升仼秘書丞、知谏院。另外，景祐黨議中被貶的士大夫都重返朝廷，歐陽修、餘靖出任了谏官。韓琦在之前雖然沒太參與景祐之際的黨議、黨争，但和革新士人一直有着緊密的關系，是革新派的同道。
比如韓琦就有過向仁宗極力推薦歐陽修的事迹。仁宗一開始不喜歡歐陽修，韓琦就對仁宗講，歐陽修就是北宋的韓愈，當年韓愈為士林所重，聲望極高，世人都期盼他任相，結果唐朝統治者沒用他。雖說韓愈任相不見得就有補于唐，但就因為統治者沒順應士林的呼聲，“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跟韓愈一樣，陛下要是不用他，“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勸仁宗“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就給歐陽修一個機會來驗證它的才能嘛！仁宗後來果然啟用了歐陽修。
同年七月，在谏官餘靖、蔡襄等人的薦舉下，适逢前參政王舉正被罷，範仲淹出任參知政事。至此，北宋慶曆三年中樞決策層的人事調整基本完成，這裡面以改革派官員為主，全然一副革新朝政的氣象。仔細分析這幾個人的政始常景和立場以及互相之間的人際關系，會從中發現範仲淹作為副宰相，最終卻成為慶曆新政的實際領袖的原因。
宰相晏殊确實是個愛賢之人，他自己當年就是被寇準贊許的神童他主政時很喜歡擢拔能士，當時天下有不少出色的土大夫諸如範仲淹、孔道輔，都出自他的門下，他還是富弼的嶽丈。但晏殊同時也是個比較保守持重的人，雖然和範仲淹年紀相仿且往來甚密，但政見上并非完全相合。樞密使杜衍是館閣才子蘇舜欽的嶽丈，這種親屬關系決定了他不會站在改革派的對立面。
但作為一名老政治家，他并不欣賞歐陽修等年輕谏官的輕薄、激進，杜衍對改革派多有維護，但算不上朋黨，而且參知政事賈昌朝還對他有不滿，因而杜衍也不能成為革新集團的中流砥柱。至于宰相章得象，他雖然不公開反對新政，但個人對新政很消極，章得象本人是在天禧五年(1021)被呂夷簡舉薦才晉升為直史館的，是以即便他對新政和改革本身沒有敵意，他也不會明确支援革新派，甚至在政治态度上可能與呂夷簡相近，他以後對慶曆新政的點評也将證明這一點。
因而，雖說在範仲淹之上還有幾位德高望重的士大夫，但範仲淹卻成為仁宗朝政改的實際主持者。由于宰相章得象和晏殊的為官圓滑和不作為，反而使得在仁宗時期，參知政事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宰相，起到了管理中書事務的職能。盡管“在人治社會裡，制度規定有時是相對的，它在一個大緻的範圍内，限制着權力行使人的行為”。但在一些時期，“為政作風和性格的不同、才幹能力的強弱、與皇帝關系的親疏及其受信任的程度，這些因素都影響着參知政事實際權力的行使和發揮”。
這種特定時期裡參知政事職權的改變是晏殊等人在客觀上造就的，也是範仲淹的個人能力所争取來的。仲淹雖然挂念西北軍務，但對主政，他也有舍我其誰的魄力。
需要補充的是，範仲淹在革申所仰仗的與論支援主要還是來自館閣和台谏群體中有新思想的青年官員。他勸說仁宗，“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此時的範仲淹是五十四歲，正逢中年，而追随他的官員多數不過四十歲，整個慶曆新政集團是由中青年官員組成的。這樣的組合有利有弊，年輕的面孔充滿朝氣和激情，這與改革的氣質是天作之合；年輕的官員過于激進而缺少穩重、言論對保守派的刺激性太強，顯露着他們缺少足夠的政治經驗，特别是歐陽修、蘇舜欽等人。這為以後新政的失敗也埋下了伏筆。
在範仲淹推薦的人中最顯眼的，莫過于蘇舜欽和孫複二人，前者是思想激進的青年才俊，後者是仲淹當年扶助過、如今已是一代大儒、泰山學派開的學問家。
關于蘇舜欽，他是宋代前期名相蘇易簡的後人，蘇家和真宗朝賢相王旦的家族以及景祐年間參知政事韓億的家族聯姻，蘇舜欽還是杜衍的女婿，這種家族關系背後牽動着一系列政治力量，而王旦幼子王素是當時的谏官，韓億也曾經是範仲淹推舉過的人。由此我們看到，盡管人際關系并不能對人的政治立場起到決定性作用，但在某種程度上，蘇舜欽加入革新集團将很可能為整個革新集團政治力量的壯大起到非比尋常的推動作用，是以蘇舜欽才敢在新政時期對範仲淹上書批評仲淹主政時作為較少，說範仲淹“誠之少衰，不銳于當年”“施設之事，未合群望”“有高世之名，未見為高世之事”。
而到後來慶曆新政失敗，也與蘇舜欽的受難有關，遭人指責，便牽連到很多勢力，特别是關系到杜衍。是以蘇舜欽可謂範仲淹集團的蕭何，成也及他，敗也及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蘇舜飲推崇古文，看其生活時代的文學生态，蘇舜欽并非生逢其時，他曾自謂“十年苦學文，出語背時向”，可他仍在逆境中堅持古文寫作。後來歐陽修就說，要不是蘇舜欽早逝，其人必将在古文運動中大有作為。
結語
關于慶曆新政，就像古今中外曆朝曆代的許多政治運動那樣，它也是有一份綱領性文章的。這箱文章的出現，來自慶曆三年九月仁宗開天章閣策，這大約是慶曆三年五月時歐陽修讓仁宗召仲淹、韓琦“互述所見”的進言起了作用，總之此時的仁宗已經堅定地認為，國家之弊在于“習俗固而不化”，隻有變革才能救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