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台谏官依据风闻上书言事，其言:“夏竦在陕西的时候，怯儒苟且，不肯尽力。有次去巡边，置侍婢于中军帐下，几乎要导致兵変。元昊曾经在边境张要拿三千钱换夏竦的首级，连敌人都对他如此轻蔑。后来他果然主持军务不利。当初吕夷简都畏惧他的为人，不肯引为同列。如今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尽忠之臣，何以求治？”
夏竦，是北宋派往西北主持对夏作战的主帅，但他在前线总是做事消极、得过且过、没有成效，他的做派朝廷大臣们有共睹，当时的待御史沈邈还十分思切地进言，说夏竦阴交内侍、外专机务，一旦让他得手，就是“奸党得计”，仁宗的权力恐怕就会不保。
当时朝廷里面言官们反复进言，而夏竦也着急往汴京赶。两伙人相互竞赛，言官们听说夏竦已经快到了，进言措辞更是急切，想阻拦仁宗，不让夏竦入朝。此时余靖已经重返中央，出任谏官，他就说:“之前夏竦累表引疾，现在一听说皇帝召用他，立刻就兼驿而弛，弃往汴京。若不早决，夏竦一定会坚决要求进见，在仁宗面前叙恩感泣，又有左右为之解释，则圣听惑矣”。
关键时刻，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王拱辰也对仁宗上书极言，算下来前前后后言官们一共上疏十八次，仁宗才罢夏竦相位，让作为忠武军节度使的他回归本镇，以枢密副使、礼部侍郎杜衍为枢密使。夏竦的罢相为日后他对新政的攻击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朝堂势力对夏竦的抵触这么强烈？一来，夏竦之前主军政确实不利，至少因此让不少士人觉得能力不行。庆历年间西北战事未定内政弊端凸显，非能者不足以平定局势、通变救弊，夏竦显然不能满足士林的期待。二来，夏竦一向以保守派士大夫的形象示人，是一个在政治上比较消极苟且的士大夫，这种气质和整个庆历时代那种锐意革新的风貌不相称。
除了夏竦的枢密使职被杜衍取而代之，庆历三年的四月甲辰，仁宗也终于下令对韩琦和范仲淹这两个在西北对夏作战中立下不少功劳的大臣，让他们同时赴京出任枢密副使。这固然是一种立场、态度的表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仁宗的做法也不能说考虑很周全。
当时富弼就进言，认为西北边患未平，同时召在西夏那边颇有震慑力的韩、范二人回京，不利于控制西北战局，毕竟当时西北都流传着“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谣，范、韩二人对宋朝稳定军心、把控战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富弼认为，应该在同授二人枢密副使职后只招一人入京，留另一人守边。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范仲淹、韩琦在回京后都仍十分关注西北战局，范仲淹还几次要求派他重返西北前线。
在士林领袖范仲淹和能臣韩琦入朝后，年轻的谏官蔡襄也升仼秘书丞、知谏院。另外，景祐党议中被贬的士大夫都重返朝廷，欧阳修、余靖出任了谏官。韩琦在之前虽然没太参与景祐之际的党议、党争，但和革新士人一直有着紧密的关系，是革新派的同道。
比如韩琦就有过向仁宗极力推荐欧阳修的事迹。仁宗一开始不喜欢欧阳修，韩琦就对仁宗讲，欧阳修就是北宋的韩愈，当年韩愈为士林所重，声望极高，世人都期盼他任相，结果唐朝统治者没用他。虽说韩愈任相不见得就有补于唐，但就因为统治者没顺应士林的呼声，“谈者至今以为谤”。欧阳修跟韩愈一样，陛下要是不用他，“恐后人如唐，谤必及国”，劝仁宗“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就给欧阳修一个机会来验证它的才能嘛！仁宗后来果然启用了欧阳修。
同年七月，在谏官余靖、蔡襄等人的荐举下，适逢前参政王举正被罢，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至此，北宋庆历三年中枢决策层的人事调整基本完成，这里面以改革派官员为主，全然一副革新朝政的气象。仔细分析这几个人的政始常景和立场以及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会从中发现范仲淹作为副宰相，最终却成为庆历新政的实际领袖的原因。
宰相晏殊确实是个爱贤之人，他自己当年就是被寇准赞许的神童他主政时很喜欢擢拔能士，当时天下有不少出色的土大夫诸如范仲淹、孔道辅，都出自他的门下，他还是富弼的岳丈。但晏殊同时也是个比较保守持重的人，虽然和范仲淹年纪相仿且往来甚密，但政见上并非完全相合。枢密使杜衍是馆阁才子苏舜钦的岳丈，这种亲属关系决定了他不会站在改革派的对立面。
但作为一名老政治家，他并不欣赏欧阳修等年轻谏官的轻薄、激进，杜衍对改革派多有维护，但算不上朋党，而且参知政事贾昌朝还对他有不满，因而杜衍也不能成为革新集团的中流砥柱。至于宰相章得象，他虽然不公开反对新政，但个人对新政很消极，章得象本人是在天禧五年(1021)被吕夷简举荐才晋升为直史馆的，所以即便他对新政和改革本身没有敌意，他也不会明确支持革新派，甚至在政治态度上可能与吕夷简相近，他以后对庆历新政的点评也将证明这一点。
因而，虽说在范仲淹之上还有几位德高望重的士大夫，但范仲淹却成为仁宗朝政改的实际主持者。由于宰相章得象和晏殊的为官圆滑和不作为，反而使得在仁宗时期，参知政事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宰相，起到了管理中书事务的职能。尽管“在人治社会里，制度规定有时是相对的，它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约束着权力行使人的行为”。但在一些时期，“为政作风和性格的不同、才干能力的强弱、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及其受信任的程度，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参知政事实际权力的行使和发挥”。
这种特定时期里参知政事职权的改变是晏殊等人在客观上造就的，也是范仲淹的个人能力所争取来的。仲淹虽然挂念西北军务，但对主政，他也有舍我其谁的魄力。
需要补充的是，范仲淹在革申所仰仗的與论支持主要还是来自馆阁和台谏群体中有新思想的青年官员。他劝说仁宗，“正宜广搜时彦，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时也”。此时的范仲淹是五十四岁，正逢中年，而追随他的官员多数不过四十岁，整个庆历新政集团是由中青年官员组成的。这样的组合有利有弊，年轻的面孔充满朝气和激情，这与改革的气质是天作之合；年轻的官员过于激进而缺少稳重、言论对保守派的刺激性太强，显露着他们缺少足够的政治经验，特别是欧阳修、苏舜钦等人。这为以后新政的失败也埋下了伏笔。
在范仲淹推荐的人中最显眼的，莫过于苏舜钦和孙复二人，前者是思想激进的青年才俊，后者是仲淹当年扶助过、如今已是一代大儒、泰山学派开的学问家。
关于苏舜钦，他是宋代前期名相苏易简的后人，苏家和真宗朝贤相王旦的家族以及景祐年间参知政事韩亿的家族联姻，苏舜钦还是杜衍的女婿，这种家族关系背后牵动着一系列政治力量，而王旦幼子王素是当时的谏官，韩亿也曾经是范仲淹推举过的人。由此我们看到，尽管人际关系并不能对人的政治立场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苏舜钦加入革新集团将很可能为整个革新集团政治力量的壮大起到非比寻常的推动作用，所以苏舜钦才敢在新政时期对范仲淹上书批评仲淹主政时作为较少，说范仲淹“诚之少衰，不锐于当年”“施设之事，未合群望”“有高世之名，未见为高世之事”。
而到后来庆历新政失败，也与苏舜钦的受难有关，遭人指责，便牵连到很多势力，特别是关系到杜衍。所以苏舜钦可谓范仲淹集团的萧何，成也及他，败也及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舜饮推崇古文，看其生活时代的文学生态，苏舜钦并非生逢其时，他曾自谓“十年苦学文，出语背时向”，可他仍在逆境中坚持古文写作。后来欧阳修就说，要不是苏舜钦早逝，其人必将在古文运动中大有作为。
结语
关于庆历新政，就像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许多政治运动那样，它也是有一份纲领性文章的。这箱文章的出现，来自庆历三年九月仁宗开天章阁策，这大约是庆历三年五月时欧阳修让仁宗召仲淹、韩琦“互述所见”的进言起了作用，总之此时的仁宗已经坚定地认为，国家之弊在于“习俗固而不化”，只有变革才能救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