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可以說是新加坡快速穩定發展的關鍵一環，李光耀的人才思想對其有着深遠影響。通過引進外來人才大力發展經濟，政治上培養新生力量，為未來幾屆上司層鋪路。
受疫情影響，新加坡在收緊入境措施時期損失了大量的外來人才，财政部長黃循财表示2020年有着一定的人才問題，在亞洲發展經濟的話，人員流動是很重要的。
時至今日，半個多世紀前的人才思想還發揮着怎樣的作用呢？看完本文相信會找到一些答案。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1963年與馬來西亞合并，1965年退出馬來西亞聯邦，成為獨立的國家。作為一個自然資源匮乏的小國，如何在世界上取得生存和發展，是建國領袖所面臨的關鍵問題。
1959年6月，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政府首任總理，至此之後的50多年間，他的理念和眼光，為新加坡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新加坡自治開始，李光耀就認為新加坡最重要的課題就是發展經濟、穩定政治，而這兩者都需要人才。是以，對人才的重視及引進外來人才，就成為李光耀人才思想的核心。
本文将具體分析李光耀的人才思想，以及其思想對于新加坡多年來的人才政策及發展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所産生的影響及成效。
一、李光耀的人才思想
新加坡在戰後重新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與戰前不同，新加坡人民開始要求在政府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1963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聯合邦、沙撈越和沙巴共同組成馬來西亞聯邦并退出英國統治。
成立聯邦後，發展經濟就成為重中之重，人才是發展經濟的基礎。李光耀的人才思想主要有三個核心，即發展高等教育、精選上司層、吸引外來人才。
高等教育是培養人才的必要條件，是以李光耀首先将重點放在高等教育上，力圖通過教育培養經濟發展的各方面人才。在1962年參加新加坡大學學生會的常年晚宴時，李光耀就強調：
1. 必須設立高等學府，栽培新馬人才，以實作工業化社會的目标。
2. 為配合裕廊工業區的發展計劃，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計劃。
3. 必須對擴充哪一類的學府，做出正确的判斷，以便在未來12年中吸收我們的青年，訓練他們，使他們日後能夠幫助我們建立一個工業社會，這一點是每一個新興國家所希望做到的。
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隻是短暫的兩年，由于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沖突，新加坡不得不于1965年脫離自治邦，成為獨立的國家。這時的新加坡，面臨着更為嚴峻的考驗，住宅短缺、自然資源缺乏、失業率高都是當時的困境。
為了生存與發展，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高等教育、培養人才，并重組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成立裕廊鎮管理局和新加坡發展銀行等，都有效的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新加坡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其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躍升為僅次于日本的亞洲四小龍之一。
在建國初期的經濟發展期，穩定的政治是必要的基礎。李光耀也注意到人才與政治的密切關系，在1966年巴耶利峇區補選群衆大會上，他就提出了幹練人才推行計劃，他認為：
1. 人民行動黨人不要以為反對黨的勢力崩潰便松懈下來，他承諾将吸取更多幹練人才，協助推行政府的計劃。
2. 長遠的政治運動是不能光靠一兩個人的，要盡可能的多找一些幹練人士來協助推行政府的計劃，這也要貫穿到選舉當中去，希望能夠有更好的人才來代表各選區的同胞，這樣新加坡的政治才會有新的血液，政治鬥争才不會因任何意外而忽然中斷。
李光耀的這一理念也一直展現于他對人民行動黨招攬人才的指導原則上。
1984年，在行動黨幹部大會上，他表示找領袖不能碰運氣：“行動黨一旦停止羅緻人才，就會變得脆弱，而能幹者将會外流或向行動黨的政治權挑戰。”
如果我們沒有挑選最能幹和最肯獻身的人才，如果我們隻讓我們自己喜歡的人或者随波逐流的人填滿國會，我們一定失敗。
我們把最好的人才延攬進來，這樣做使反對黨找不到傑出的人才，那些有聰明才智的人就算不同意我們的政策，也一樣可以加進來，他可以說服我們修改政策，為人民做好事。
吸引及招攬人才固然重要，但對人才的界定同樣重要。1988年，李光耀在向新加坡國立大學及南洋理工學院學生發表演講時，是這樣論述所需要的人才類型的：
“我們所需要的是能力比把一家公司轉虧為盈更強的人。必須能夠感受人民的情緒、感覺和抱負；必須能夠動員人民，使人民能和你共同争取所要求的生活。”
為了幫政府争取到合适的人才，李光耀甚至提出與私人部門争人才。李光耀在1989年國會辯論法定職位的薪金調整聲明中解釋部長應獲加薪的理由時就指出：
“繼續享有穩定、良好的政府、良好的政策以及經濟的增長是很重要的，這要求政府做到從每年的100名最優秀的學生中，吸收至少30名進入民事服務的各個部門，不管是行政、工程、繪測、會計或法律等，如果做不到的話，政府将無法為私人企業提供成長條件。
政府向來都是大專畢業生與勞工的最大雇主。在50年代雇傭的人數達到50%。今天，私人部門卻起着帶頭作用。如果我們付出的工資無法和私人部門相比的話，我們所得到的将是别人所剩餘的。”
在吸引優秀人才到政府部門工作的同時，還需要完成領袖陸續接班的平穩過渡，這樣才能讓年輕的專才發揮最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第二代領袖陸續接班開始于八十年代初期，1982年，李光耀在人民行動黨的幹部大會上說明接棒工作進展時表示：“老一輩仍守着崗位，年輕人先汲取經驗。”
對此，李光耀的解釋是：“在一個完全改觀的世界裡—— 在經曆過巨大變化的新加坡 —— 我們的傑出人才必須面臨考驗，汲取經驗，以便使上司層能夠制定有效和實際的辦法來解決幾乎無法解決的難題。我們必須發掘更多能夠解決問題的領袖，這些領袖要有能力傳達他們所制定的解決方案，以及号召和動員人民大衆支援他們的解決方案。”
人才的吸納非常重要，但新加坡國土面積有限，隻有幾百萬人口，又面臨着出生率逐年下降的問題。光是依靠本地人才，遠遠達不到社會發展的需求。
正如李光耀曾經形象的指出：“堪稱社會中流砥柱的人約300名。他們挑起策劃和執行政策的重擔。如果這300人共乘的珍寶客機不幸墜下，新加坡社會必将瓦解。這說明本地領袖人才是很有限的。”
對于人才短缺的問題，李光耀也非常有前瞻性。早在20世紀80年代，李光耀便意識到吸引全球精英的重要性。1980年5月20日，在南洋大學與新加坡大學合并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之前， 李光耀向兩校的教職員講話，深入談到國大未來的水準與發展方向。
他強調須聘請更多資格更好的講師來改善大學的素質，以訓練更優秀的畢業生。他指出：“在政府部門，有許多敏感的工作需要由新加坡人來做；對于大學來說，不管教學人員是白人、黑人、黃色人種、褐色人種或者是混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幹，他是否熱忱？是否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
之後，他又多次肯定外來人才的貢獻及提議要吸引外來人才。1982年8月12日，在全國職工總會《繼往開來》論文專輯發表獻詞時，李光耀指出：“如果沒有這些外地出生的傑出人才負責掌管主要的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 新加坡就沒法取得今天的成就。”
在1989年8月20日的國慶群衆大會上，李光耀指出，政府吸收外國移民，包括香港移民，是為了我們經濟、社會及政治利益，不會有任何新加坡人在攀登社會階梯時吃虧。
李光耀一系列的人才思想，對于新加坡政府50年來的人才政策及發展戰略的制定有很深的影響，新加坡政府所實施的一些相關的政策，都是其人才思想的展現。
二、新加坡的國際人才發展戰略
在李光耀人才思想的指引下，新加坡确立了以人才立國為重點的發展戰略，新加坡政府所實施的人才政策也是圍繞這一重點而進行的，它為新加坡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對于高等教育的重視，使得新加坡政府多年來都大力發展本國的大專教育，并努力提高整體的教育水準。繼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三所政府公立大學之後，政府又于2010年确定成立第四所大學，即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
之後，新加坡科技學院和新躍大學也轉型為本地第五和第六所政府輔助學校。在2013年的一次發言中，李顯龍總理就提到：“我國近幾年積極擴充大專教育領域，随着新加坡科技學院和新躍大學轉型為本地第五和第六所政府輔助大學，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把獲政府津貼的大學學額，增加到相等于同屆學生人數的四成。”
除此之外，新加坡還有多所理工學院和工藝技術學校，確定大部分的學生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或專業技術教育，學得一技之長， 應對今後的工作需求。
在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新加坡也提供政府獎學金，資助優秀的學子升讀大學或到海外留學。這些獎學金得主在學成後，大部分進入政府部門服務，成為未來上司層的新生力量。
同時，新加坡政府也提供優厚的薪金，吸引人才，培養接班人，確定未來上司班子的平穩過渡。李顯龍總理在2011年一次以“上司層更新：第四代及以後的上司班子”為主題的演講中，就提到他已為未來的新加坡集合了一支年輕的A隊。
然而，作為一個缺乏任何天然資源和國内市場的小國， 新加坡的國際人才戰略即吸引外來人才是整個國家發展戰略中至關重要的一環。這一政策的産生和實施主要是為了應對因出生率下降所帶來的人口短缺的壓力以及适應國家的經濟轉型。
與其東南亞鄰國不同，1965年獨立之後的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元種族和文化政策，這有助于它推動與實施開放的移民政策。
（李光耀在劍橋大學圖書館，圖源：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總理李光耀明确表示，“新加坡要建立一個多元種族國家。我們将建立個榜樣。這不是個馬來國，這不是個華人國，也不是個印度國。讓我們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論種族、語言、文化、宗教，團結一緻。”
在獨立後初期，新加坡實行“兩個就夠了”的生育政策；與此同時， 越來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崗位，生育率因而逐年降低：從4.93(1960–65年)，降到2.62(1970–75年) 和1.57(1995–2000年)。盡管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的獎勵生育措施，情況并未改善。2010年新加坡的生育率為每個女性居民1.15個子女（遠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
從宏觀經濟政策和程序來看，新加坡的經濟全球化步伐在1970年代之後明顯的加速，它對世界市場以及外來投資均十分依賴。例如，制造業對新加坡的國内生産總值貢獻通常在25%的水準、所雇用人員在總就業市場的20%左右。在制造業投資承諾中，海外投資占了78%，本地投資僅占22%。
在二十世紀末期之後，新加坡經濟發生了顯著的結構性變化；勞力密集型的制造業已無法成為經濟增長的亮點，惟有依靠高增值、高技術含量的新經濟才能夠成為日趨區域化和全球化的新加坡經濟的動力。
由于以上原因，加之新加坡多元文化和多元種族的傳統，國際人才戰略成為新加坡政府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 并構成了移民政策的核心内容。筆者認為，這一戰略有以下四個重要特點：
(1)作為國家戰略由政府最高上司層直接推動；
(2)針對性和政策性地引入外來人才，并圍繞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戰略進行适時調整；
(3)政府指導、與市場緊密結合；
(4)建立相關的政策配套機制，對人才進行有效的甄别和管理。
從八十年代末開始，政府上司人就一再強調外來人才的重要性。吳作棟總理在1999年國慶群衆大會上指出，“最重要的是人才。沒有人才，我們不可能成為一個第一世界的經濟體和世界一流的溫馨家園。我們必須從海外引進人才來輔助本地人才”。
内閣資政李光耀在2009年明确表示，“如果我們不能達到2.1的人口替代率，我們将有麻煩”。他強調：“新加坡需要源源不絕地從中國、印度、東南亞引進聰明能幹和充滿活力的新移民。有了新移民的加入，新加坡才能繼續保持動力與活力，才能在各個領域繼續攀登高峰。”
新加坡的人才政策有具體的内涵和界定。吳作棟總理在1997年國慶群衆大會上宣布了“外來人才政策”(Foreign Talent Policy)，強調外來人才可以在三個不同層面為新加坡經濟做出貢獻。它們包括：一、頂尖人才，如公司總裁、科學家、學者、藝術家；二、專業人士，如工程師、會計、資訊人員、教師、行政人員；三、技術勞工，如巴士司機、技工等。
由上可見，新加坡政府上司人将國際人才戰略列為國家戰略，從最高層對該戰略加以定位和推動。新加坡一黨獨大的政治結構以及任人唯賢的精英制人事政策，使這一戰略能夠迅速而有效地在島國推廣并取得直接的成效。其明顯标志之一是新加坡在2010年前的近十年間外來人口（永久居民和外國人）的急速增長（參看表一）。
表一：新加坡人口增長（1980–2010）
毫無疑問，新加坡所要争取的“外來人才”是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人士，但由于曆史、種族和文化的因素，加之近二十年來中、新經濟關系的日益密切（中國成為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投資對象之一），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成為當地新移民中的多數，已是不争的事實。
據估計，目前在新加坡的中國大陸新移民（公民、永久居民和一年以上簽證持有者）達至少50萬之衆。其中有不少屬于高技術人才。以新加坡國立大學為例，2001年全職教學人員有1,671人， 其中887人（53%）為新加坡公民，其餘的784人為外籍人士（46.9%）。在後者中，中國公民（其中不少為新加坡永久居民）為110人（14%）。在國大的842名全職研究人員中， 新加坡公民為221人（26%），其餘621人（73.7%）為外國人，其中中國人329名（39%）。
新加坡對新移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具備“可攜帶技能”的專業和技術移民以及勞工（後者通常以合約勞工的方式引入，但一般無法取得永久居留權）。
2007年，政府希望改變外來人口格局，吸引更多受過教育的移民，以填補私人銀行業和金融等服務行業、生物科技和教育方面的職位。
政府希望他們中許多人成為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目标是在未來5年讓其中24萬人獲得上述身份。而新加坡的人才引進則是圍繞着國家經濟發展這一目标下展開的，是以， 也是随着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自從1999年以後，政府就緻力于創造條件鼓勵高科技發展，以使經濟最終朝向知識經濟的轉型，并同制造業和服務業相得益彰。在這種政策指導下，二十多個具體措施和大量的資金援助計劃先後出台，旨在鼓勵科技型企業家在金融、資訊、科技、商業創新、人力資源等方面的發展。
一些新移民企業也獲得經濟發展局的起步資金援助 (SEEDS, Start-up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cheme)，該基金總額達一千三百萬新币。高科技起步企業的總數已經從2001年的326家增加到2002年的762家，增長率為134%。來自中國的有60家，其中就有8家企業得到了該基金的資助，約占13%。
截至2011年1月，共有157家中國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市值達540億新币。中國新移民企業家史旭表示，“如果中國創業者想要資金、新技術、合作夥伴，或者需要走向世界市場的平台，那麼新加坡自然是一個能夠讓中國企業過渡、并逐漸走向國際化的地方。新加坡擁有世界一流的設施，科技開發的成本也比許多國家低，這能夠讓起步企業更具有競争力。”
（圖源：roots.gov.sg）
除了引進企業界的創新人才之外，新加坡還注重通過在教育界實施相關的獎勵措施，為國家培養和儲備人才。在2001年的“資政論壇”的講演中，李光耀透露，“為了要更好的了解中國人，我決定吸收聰明的中國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和學習，以便他們了解新加坡人，并成為新加坡的一分子”。
新加坡教育部自1992年起開始就在中國推出了一系列的獎學金計劃，主要分為三類，SM1, SM2和SM3（SM是Senior Middle School 的縮寫）。這三類計劃所招收的學生分别是初三畢業生，高二在讀生，及大一在讀生。
SM1的生源來自全國各省市的一些特定的重點中學應屆優秀初三畢業生。SM2針對的是中國高二理科畢業生，也是在各省市的重點高中招生。SM2學生的生活費為每年6000新币，同樣不包括學費、住宿費及夥食費，SM2學生在大學畢業後要為新加坡公司或機構服務六年。SM3則招收國内一些名牌大學的大一新生（基本都是理科生）。
據抽樣調查，參與SM3項目的學生在畢業後有74%已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這一計劃可謂一箭雙雕，既有助于提高新加坡人口數量，又能夠增強其科技和經濟競争力。
新加坡國際人才政策的最主要特征是政府政策與市場機制的有效結合，政府提供政策優惠和指導原則，但并不是包辦一切，而是通過一整套相應的制度和措施，從全球吸引人才。
由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和人力部共同成立的“聯系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可視為新加坡的國家獵頭公司， 它旨在吸引國際人才到新加坡工作、投資和生活。
它在亞洲（包括北京和上海）、歐洲和北美設立辦事處，為有意探讨新加坡的職業發展機會的全球精英以及到新加坡投資或開拓全新商業活動的個人和企業家提供一站式的服務。該機構也與新加坡私營企業合作，幫助有意到新加坡投資的人士。
“聯系新加坡”提供有關新加坡就業機會及行業發展的最新資訊，并積極建立平台為全球人才和新加坡雇主牽線搭橋。例如，“聯系新加坡”的大中華區域主任柯志聲在2010年介紹，“即将舉行的專場招聘活動，就是為中國電子業的優秀人才和在新加坡的知名企業牽線搭橋，為中國的精英提供具有國際化的職業發展平台。”
參加專場招聘的均為國際知名半導體企業，招聘的職位包括內建電路設計師、封裝工程師、應用工程師等。其他職位還包括清潔科技、生物制藥、金融、保健等。
它還為不同類型的人才提供有針對性的措施。例如，“Careers@Singapore” 面向有工作經驗的人士，而“Experience@Singapore” 則主要面向即将畢業的大學生；其中包括“電子行業體驗參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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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互相協調的政策配套機制，對外來人才進行高效能的甄别和管理
國際人才的引入和管理必須有一整套相配套的行政機制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新加坡政府對人才的界定、甄别、獎勵和管理有其顯著的特點。盡管人才引進管道多元化，但它們既有分工又有協調。
人力部以吸引專業與技術人才為主， 專設“國際人才局”（現改名為國際人力局），負責全球人才招聘。人力部根據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需要，負責每年制定和更新“關鍵技能清單”(Strategic and Skills-in-Demand List)， 例如，銀行和金融業、生物醫藥、化工、電子儀器制造、衛生保健服務、資訊通信産業、互動式數位媒體、法律業、海運、旅遊業都屬于新加坡需要引進專業技術人才的行業。
擁有以上關鍵技能的外國人在申請就業準證(P-pass)和S準證時将予以優先考慮。人力部還推出“就業準證自我評估系統”， 免費線上評估工具，其作用是讓新加坡的用人機關包括申請人在内，了解其要申請的就業準證是否會獲得準許。
财政部則負責實施免退稅等優惠措施。為了鼓勵企業招納外國優秀人才，政府規定，企業在招聘、教育訓練外來人才方面的支出，以及為外來人才提供高薪和住房等福利待遇的支出，可以享受減免稅。
而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方向的主導機構，經濟發展局（EDB）則負責确定戰略性産業和方向，推動産學研結合，并為國際人才的引進提供政策性的指導。
政府在引進外國人才之後，還注重他們的社會融入，并試圖通過改變他們的政治忠誠而使他們效忠于新加坡，以使之成為國族建構工程的一部分。2007年，總理公署内設立了公民與人口辦公室，負責整合新移民到新加坡社會中來并且做出貢獻。
2009年9月，由政府、私人企業及民間組織共同組成了國民融合理事會(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提出“開放門戶、敞開胸懷、開闊思想”的“三開”口号，要從不同方面協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會，促進各社群間的互相信任。政府還為此撥款1000萬元新币，設立“社會融合基金” (Community Integration Fund)。
三、李光耀人才思想的地位及新加坡人才發展戰略的成效
毋庸置疑，五十年來，李光耀是新加坡政府政策及發展戰略制定的關鍵人物，他的思想有着指導性的影響。從建國初期，李光耀就清楚明白新加坡所面臨的問題，就是自然資源匮乏，是以需大力發展經濟。在資源缺乏的情況下發展經濟，就必須以人才立國為重點的發展戰略。
李光耀一開始就提倡發展高等教育，這也成為新加坡政府幾十年來一直重視的項目。從1955年的南洋大學，1962年的新加坡大學，1980年的新加坡國立大學，1991年的南洋理工大學，1999年起逐漸建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學及2012年正式運作的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等。還有新加坡理工學院（1954年）、義安理工學院（1963年）、淡馬錫理工學院（1990年）、南洋理工學院（1992年）、共和理工學院（2007年），五十年來新加坡的高等教育逐漸的完善與多元化，學生的求學機會也由此增加。
在李光耀剛開始上司團隊的時候，目光就非常長遠，意識到需要不斷的為政府吸納幹練人才及新生力量。可以說， 從那時起，他就已經考慮到第二代上司層、第三代上司層甚至更遠之後新的上司層的平穩過渡及順利接班。
是以在李光耀在任的長時間裡，他及政府都在持續不斷的貫徹這一理念。在建國之初，李光耀的上司班子就有拉惹熱南、吳慶瑞博士、林金山等一批精英分子。1990年，李光耀卸任後，吳作棟接任總理一職，在1990年至2004年的14年間，他與上司團隊繼續帶領新加坡向前進，同時他也效仿李光耀，為上司層的更新作鋪陳。
2001年大選後不久，當他表明準備卸任時，李光耀對他說不需要這麼急，但他解釋說“時任副總理李顯龍都快50歲了，我希望給他充足的時間上司和培養第四代上司班子。”
現任總理李顯龍的上司團隊裡也有許多優秀的人才，如副總理張志賢、尚達曼等。李光耀認為，執政黨應繼續為選民推出年輕、可靠、認真的人才，向新一代選民伸出觸角，争取信任。
人民行動黨在2011年就引進幾位優秀的候選人，之後相繼入閣。其中，教育部長王瑞傑，是曆來的首席秘書長中最好的一位。此外，還包括陳振聲、陳川仁、黃循财等。
在李光耀任人唯賢、推進上司層更新的思想的指引下，新加坡政府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實作了平穩的過渡，同時也有更多年輕的新面孔加入，成為未來上司層的候選人。
引進外來人才是李光耀很早就提出來的理念，在這一理念下，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都較為的寬松及簡便。例如， 政府一直都提供優厚的獎學金吸引外國的優秀學子到新加坡留學，其中部分獎學金的獲得者需在畢業後留下服務六年， 借此留住人才。
當中大部分在六年後都會決定長期留在本地，成為永久居民或公民。在2010年前，新加坡移民與關卡局每年都會向一些就讀于本地大學和理工學院的留學生發放永久居民（PR）邀請信，邀請他們在開始工作後申請成為永久居民。
此外，新加坡對于投資移民的門檻要求也相對于其它國家低。通過這一系列的鼓勵措施，新加坡成功吸引了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而新加坡整潔、安全的生活環境及中英雙語教學的教育模式也使其成為最受移民歡迎的國家。2007年，國際著名的投資家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也選擇定居新加坡。
當然，任何一項政策的實施，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由于大量引進新移民，不少當地新加坡人認為新移民（包括來自中國大陸）與他們之間存在顯著的社會與文化的差異性，而他們的大批到來，也使整個社會對有限資源（工作、住房、交通、學校、醫療）競争更為激烈；他們也質疑新移民對新加坡的效忠度。
移民問題成為2011年5月議會選舉和8月總統選舉的主要課題，對政府移民和外來人才政策的不滿是人民行動黨僅獲得60%選票（獨立以來最低）和反對黨獲得40% 群眾支援的主要原因。
同樣地，在總統選舉中，前副總理陳慶炎僅以7000多票險勝其競争對手。此後，政府推出了“新加坡人優先”的政策，在放慢外國人才引入步伐的同時提高移民門檻。從2011年起，新加坡政府開始收緊移民政策，如減少了每年加入的新的永久居民的數量，提高了工作準證的申請條件，移民與關卡局也不再發邀請信給在讀留學生等。這些措施使得2011年到2014年，永久居民和外國人的增長速度開始放緩甚至下降。
面對引進移民所帶來的負作用，李光耀有很清楚的認識，但仍認為需從實際的困境來考慮這一問題，尋求解決方法。他指出：“盡管移民政策的局限清楚地擺在眼前，我們必須明白，短期内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案。我們必須以開放的胸襟看待新移民所帶來的多元面貌。如果在學習、在工作場所，能把這多元關系處理好，又助于我們開拓視野，促進思想交流。永久居民都可能成為公民，隻是現階段，也許我們國家或他們自己尚未就成為公民與否做出最後決定。我們應該逐漸幫助他們融入，使他們認同我們的價值觀和社會規範，讓他們成為潛在的公民。”
四、結語
新加坡有今天的成就，李光耀功不可沒。他的遠見及非凡的上司才能，使新加坡成為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留學生；五十年來未出現政治動亂，人民安居樂業；成為國際人才的中心，最受移民歡迎的國家。
雖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能夠取得積極的效果，但這是他在特定的曆史時期、面臨困境時所必須做出的選擇。曆史無法再現，新加坡也不可能再出現一個李光耀。
今天，我們能做的是将李光耀放回他特定的時代裡，思考他的理念，并有所借鑒及反思，為今後的發展找出更符合時代要求的方向。正如李光耀所說：“我建構了一個清廉開放、任人唯賢和開放的體制，我的任務已經完成。”未來則是屬于新一代的上司人。
（作者：劉宏、張慧梅）
◇ 劉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陳嘉庚講席教授、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南洋公共管理研究所學生院院長。
◇ 張慧梅：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本文收錄于《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作者劉宏、張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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