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紅岩》，我們不禁對于賣國求榮的浦志高的仇恨非親手挫骨揚灰而不能解，對正義果敢的革命英雄江姐，許雲峰的英雄氣概無限崇尚。
往事勾陳，曆史不應該被我們所遺忘。浦志高在關鍵時刻背叛信仰，出賣同志，為人不齒。甚至于出賣自己的妻子，徹底喪失政治底線，走向深淵。
這種令人深惡痛疾的叛徒，緻使衆多革命黨員慘遭殺害，使自己的妻子也遭到反動派的殘害。那麼他最終的結局是怎樣的呢？
小說原型
浦志高是集蒲華輔，冉益智，任達哉，劉國定，塗孝文這五位叛徒為一體的綜合人物，對于這五位叛徒，浦志高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新中國成立前後，國民黨頑固派依然負隅頑抗，作為強弩之末的他們企圖能夠改變自己失敗的結局，窮途末路之下，這些反動派更加惱羞成怒，他們的手段更加兇殘狠毒。
蒲華輔二十年代就加入中國共産黨，作為一名老黨員，曾經上司過縣農民武裝的暴動起義，被捕之前曾經是川康特委書記，他以中學曆史老師的身份為掩蓋，化名鄭老師。
被捕之前，黨内的許多黨員對他膽小怕事，貪圖繁華的小資主義很有意見，再加上奢華的物質生活的腐蝕，使他堅定的革命信仰有所動搖，他的家住在一個舒适的公館之中，當他處于危險的境地，同志們都勸他立刻轉移的時候，他卻因為不願吃苦，貪圖享受而拒絕搬家。
這正與小說中浦志高作為銀行會計貪圖繁華的性格相同。浦志高不慎被反動派抓進監獄，他貪生怕死，害怕自己目前所擁有的一切被國民黨反動派所剝奪，精神意志完全崩塌，信仰全無。
馬識途曾說：“蒲華輔的腐化問題，就是他貪圖享受和怕死導緻的。”一天晚上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和地下黨員們正在油印我黨的宣傳刊物，遭到特務們的跟蹤檢查，一時無處躲避，就背負着油印機以及宣傳刊物跑到了蒲華輔的家中。
蒲華輔見狀不但不給黨員們提供躲避場所，反而十分驚恐，甚至請馬識途迅速離開，以免是自己暴露，馬識途十分無奈，冒着被捕的風險，和同志們帶着油印機和宣傳刊物離開。
1949一月的一天，他準備和黨内同志前去接頭開會，讨論黨内川康特委擴大會議的相關事宜，卻被冉益智所出賣，他為了逃避追捕，慌不擇路，躲在了黨員韓三思的家中，以至于自己的暴露連累了同志韓三思，是以兩人一起被捕。
在反動派的審訊室中，韓三思堅定信仰守口如瓶，敵人甚至将滾燙的木炭，又将油桶背在了韓三思的身上，韓三思仍毫不畏懼。但是蒲華輔見狀，甚至是還沒受任何刑罰，就主動将自己的黨内職務群組織上同志的情況都迅速交代，甚至把自己的妻子，郭德賢也向反動派出賣。
這樣被視為走狗的叛徒，失去利用價值，便也性命難保，在蔣介石處于不利的局面後，企圖以和談的方式解決問題，蒲華輔就此性命難保，死有餘辜。
這個冉益智更是毫無信仰，他被國民黨特務抓住之後，僅僅是被用棉被蒙住了頭一頓毒打，特務們還沒有對他施行什麼酷刑，冉益智便無從招架，對特務立時服軟，對特務求饒：“我說，我全都說”。
他為了活命，向特務招供，但是又明白自己如果當了叛徒，不僅會受到黨内的清算，還有世人的厭惡，于是他欺騙自己，對于特務的逼供企圖蒙混過關。
他僅僅承認自己是一位候補黨員，沒有什麼職位，但是狡猾的特務肯定不會是以善罷甘休，便把他送進了特務的審訊室之中，他一見到那些陰森的刑具，内心防線崩塌，為了能讓自己活命，他将劉國定黨内的真實職務供認出來，還出賣了一衆黨内同志。
但是由于叛徒冉益智為了保命，把江姐的蹤迹全部供了出來，冉益智甚至和叛徒一起去抓捕江姐，給特務們帶路，在法院街上，冉益智假裝自己是組織派來的，與江姐假意讨論組織工作。
江姐瞬間感到危險，如此緊要隐蔽的工作，卻在大街上讨論，江姐立即朝着前方快步走去，企圖擺脫冉益智，但是冉益智為了活命，緊緊抓住江姐，江姐也是以落入敵手。
在敵人的審訊室中，敵人不惜将最殘忍的刑罰用在了江姐身上，江姐依然守口如瓶，意志堅定，甚至連自己是共産黨的身份都不向反動派特務透露。
後蔣介石敗逃台灣，留下這些走狗，被我們一一抓獲，臨刑前，冉益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愧對戰友，要求将自己的屍體抛之荒野，死無葬身之地，如此卻也難以洗刷他出賣戰友的罪孽。
劉國定在黨内也是問題百出，1947年黨組織上對于其挪用黨内組織的經濟私用，生活上不簡樸，沉迷城市舒适奢華的生活等，經過一些列的讨論，決定派他去農村工作。
1948年4月被捕，同樣是因為經濟生活的腐化再加上本不堅定的信仰，他被冉益智指認後即叛變，他的叛變不僅造成了多數的地下黨員被捕，而且是重慶的地下組織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毀滅性打擊，甚至威脅到了其他地方的地下黨組織。
他也因出賣組織，被國民黨授予了軍統中校軍銜，解放前夕，企圖逃脫香港沒有，新中國解放後，他自知自己出賣戰友，出賣革命，罪孽深重，不得不向重慶的公安機關投案。
他在自己的犯罪交代中寫道：如果黨和政府的處分和懲罰不至于肉體的毀滅，則我請求能速做決定，我背叛了黨，這都是貪生怕死的結果。足以見得，此人仍然心存僥幸，企圖逃脫人民的審判。
1951年2月，重慶市人民法庭對罪大惡極的劉國定公審後，判定其叛徒罪，執行槍決。
監獄之中的鬥争
郭德賢被捕被捕之後，特務的嚴刑逼供無果，便将其抓入監獄。即使在監獄，仍然不忘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鬥争，同時還有自己的學習。
為了更好地鼓舞同志，展開鬥争，郭德賢與戰友們在牢房發起了鐵窗讀書會，監獄裡無書可讀，同志們将自己所熟知的馬克思列甯著作互相分享學習。
在同志們的分享傳播之下，獄友們的鬥争精神大大提高，對于黨的信念也急劇增強，堅定了必勝的決心，随着讀書會的擴大，同志們開始組織聯歡會。
唐若虛在1949年春節曾寫下了至今為人熟知的春聯：兩個天窗出氣，一扇風門出頭的春聯，橫批：樂在其中。足以見得同志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以及勇于鬥争，敢于鬥争的大無畏精神。
“一想到解放，一想到勝利，所有的私心雜念，痛苦和煩惱都被掃得一幹二淨。”郭德賢說：“當年的革命者們在漆黑的牢房中，用紅色的被套制作了一面紅旗，他們将上面的繡花一根一根拆掉，還找到黃色的紙，做了幾個五角星貼在了上面。”
這面紅旗，便是獄友們的信仰，每天我們的黨員們在紅旗下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憧憬着解放後的幸福生活，期望着後代因為我們的鬥争，可以減少苦難。
這件紅旗本來是用來迎接我們新中國的成立的，但是中途還是有不少的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之中，這件紅旗，就是用烈士們的鮮血染成的。
1949年11月27日，窮途末路的敵人開始了他們的困獸之鬥，他們将關押在牢房内的革命者分批屠殺，渣滓洞内的革命者被大批屠殺，駐守在門口的警衛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自己如果現在進行一些補救措施，說不定還來得及。
于是便主動打開牢房門，郭德賢和被捕的同志們才帶着他們縫制的迎接新中國的紅旗，逃了出來，幸免遇難。解放後，郭德賢一直都在重慶市的廣電局工作，緻力于宣傳我黨的光輝奮鬥史，還專心為中國小生輔導功課。
但是對于被自己的丈夫蒲華輔出賣的經曆，一直都是自己心中難以釋懷的噩夢。
“酷刑并不可怕，竹簽子是竹做的，共産黨的意志是鐵鑄成的。”郭德賢以自己不屈的意志，終于等到了解放的那一天。最終安然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