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深夜，正在天津的東北最高軍政負責人張學良接到了沈陽東北軍老巢打來的電話，向他報告說，日軍突然進攻北大營，進攻東北軍，請示該怎麼辦，是不是要抵抗？張表示，先等一下，我先請示一下南京的委員長。
東北軍遭到進攻，為什麼要先請示正在關内的張少帥呢？一方面是因為他是最高軍政負責人，必須要向他彙報，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東北軍總部搞不清楚日軍的意圖，是以是一邊打一邊撤，如果接下來要打，那就是要反攻，而當時東北軍的主力部隊都跟随少帥正在關内，幫南京的委員長彈壓華北馮玉祥一系蠢蠢欲動的軍閥們。
張緊急緻電南京的蔣委員長，報告了大體的情況，然後就開始讨論下一步該怎麼辦的問題。這時候蔣委員長首先要考慮的也不是該怎麼辦，而是先判斷日軍的意圖究竟是什麼，是制造摩擦呢，還是要真的趕走東北軍，占領整個東北？但對委員長來說，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這時候都不是與日軍全面開打的好機會。
因為這時候委員長才剛打赢中原大戰，但四川、雲南、廣西、廣東、山西、陝西、河北、山東等地都還有軍閥勢力存在，并不服從中央的指令，整個華北地區雖然看上去平靜，但也暗流湧動，馮玉祥系的韓複榘、石友三等人正在秘密聯絡，随時準備再次公開反對南京。如果不是忌憚二十多萬在華北的東北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他們早就動手了。
是以委員長的第一選擇并不是馬上開打，而是先尋求國際調停。按照一戰之後華盛頓公約的約定，列強在華秉持勢力均衡原則，門戶開放，利益共享，誰也不能掀桌子。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東北軍這時候回援東北，反擊日軍，收複東北，那麼華北的局面就又不好收拾了。而蔣系的中央軍，這時大部分都用在江西圍剿紅軍，騰不出手來去再在華北大打。
在這個意義上，張少帥這時候詢問蔣委員長的态度，目的有二。第一層意思是，如果我現在回援東北，你是不是同意？因為這會牽扯到華北局勢的變化和動蕩。第二層意思是，如果東北軍回援東北，演變成全面戰争，委員長能給他什麼樣的支援，是否能夠支援？因為這時候中日兩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是明擺着的，東北軍沒有把握戰而勝之。
委員長思索之後，權衡利弊，最後還是勸張少帥要隐忍，要攘外必先安内。至少從表面上看，目前的局面是對委員長比較有利的，保持國内目前的局面，隻要能夠剿滅江西的紅軍，那麼委員長在東南地區的統治就比較穩定了，然後再逐漸收拾各地的軍閥，完成全國的統一，再談攘外的事情。
而且，從委員長的角度來看，東北其實對他并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雖然東北早已改旗易幟，但東北始終完全控制在張少帥手裡，東北軍也不允許中央軍和南京政府染指東北的事情。是以，東北丢與不丢，對委員長來說其實并不是一件非常緊要的事。即便是在後來的全面抗戰中委員長說的抗戰到底的底，也是要求日軍退回到七七事變之前的狀态，而不是九一八之前。
這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雖然這時候南京政府已經得到了國際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但在思想上，南京政府并沒有把保衛全國領土都視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至少那些還有軍閥在繼續割據的地方，南京政府并不特别在意其得失。相比之下，南京政府更加在意的是江浙滬一帶核心利益的得失。
從政治上來講，即便是因為東北全境淪喪而承擔一定的政治壓力，這個壓力也主要是由東北軍和張少帥來承擔的，而不會過多的責備南京政府和蔣委員長。而張如果率領關内的東北軍反攻東北，那麼就有可能牽動整個國内全局的動蕩，也就會直接影響到南京政府的利益。換句話說，這時候蔣與張二人在關内在利益上是休戚與共的，但在關外，則是完全不同的，蔣得不到好處，也不承擔責任。
是以，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全境淪喪，被日本人占領，雖然南京政府在國際上也在極力尋求國際仲裁，甚至向國際聯盟申請進行調查，但這隻是一方面，南京并沒有考慮過軍事收複東北。甚至到1935年華北事變的時候，日本策動所謂的華北自治，因為這一帶是西北軍宋哲元部的地盤，南京政府也隻是和日軍妥協，并沒有主張進行堅決抵抗。
當時的國内輿論确實也對蔣張二人造成了比較大的壓力，為了緩解輿論壓力，最終二人不得不同時辭職下野，蔣在幾個月後又馬上複出，而張則遠遊歐洲，兩年多之後才又回到國内，為二十多萬東北軍四處尋找落腳之地，最終進入了陝西。各地軍閥在此後也紛紛通電要求抗日，甚至連西南一隅的桂系都要求親中央的湖南、湖北讓開道路，他們要去華北和東北抗日。其實這都是說說而已，并不是真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