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深夜，正在天津的东北最高军政负责人张学良接到了沈阳东北军老巢打来的电话，向他报告说，日军突然进攻北大营，进攻东北军，请示该怎么办，是不是要抵抗？张表示，先等一下，我先请示一下南京的委员长。
东北军遭到进攻，为什么要先请示正在关内的张少帅呢？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最高军政负责人，必须要向他汇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东北军总部搞不清楚日军的意图，所以是一边打一边撤，如果接下来要打，那就是要反攻，而当时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跟随少帅正在关内，帮南京的委员长弹压华北冯玉祥一系蠢蠢欲动的军阀们。
张紧急致电南京的蒋委员长，报告了大体的情况，然后就开始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这时候蒋委员长首先要考虑的也不是该怎么办，而是先判断日军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是制造摩擦呢，还是要真的赶走东北军，占领整个东北？但对委员长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时候都不是与日军全面开打的好机会。
因为这时候委员长才刚打赢中原大战，但四川、云南、广西、广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地都还有军阀势力存在，并不服从中央的命令，整个华北地区虽然看上去平静，但也暗流涌动，冯玉祥系的韩复榘、石友三等人正在秘密联络，随时准备再次公开反对南京。如果不是忌惮二十多万在华北的东北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早就动手了。
所以委员长的第一选择并不是马上开打，而是先寻求国际调停。按照一战之后华盛顿公约的约定，列强在华秉持势力均衡原则，门户开放，利益共享，谁也不能掀桌子。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东北军这时候回援东北，反击日军，收复东北，那么华北的局面就又不好收拾了。而蒋系的中央军，这时大部分都用在江西围剿红军，腾不出手来去再在华北大打。
在这个意义上，张少帅这时候询问蒋委员长的态度，目的有二。第一层意思是，如果我现在回援东北，你是不是同意？因为这会牵扯到华北局势的变化和动荡。第二层意思是，如果东北军回援东北，演变成全面战争，委员长能给他什么样的支持，是否能够支援？因为这时候中日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是明摆着的，东北军没有把握战而胜之。
委员长思索之后，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劝张少帅要隐忍，要攘外必先安内。至少从表面上看，目前的局面是对委员长比较有利的，保持国内目前的局面，只要能够剿灭江西的红军，那么委员长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就比较稳定了，然后再逐步收拾各地的军阀，完成全国的统一，再谈攘外的事情。
而且，从委员长的角度来看，东北其实对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虽然东北早已改旗易帜，但东北始终完全控制在张少帅手里，东北军也不允许中央军和南京政府染指东北的事情。所以，东北丢与不丢，对委员长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紧要的事。即便是在后来的全面抗战中委员长说的抗战到底的底，也是要求日军退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而不是九一八之前。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虽然这时候南京政府已经得到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但在思想上，南京政府并没有把保卫全国领土都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至少那些还有军阀在继续割据的地方，南京政府并不特别在意其得失。相比之下，南京政府更加在意的是江浙沪一带核心利益的得失。
从政治上来讲，即便是因为东北全境沦丧而承担一定的政治压力，这个压力也主要是由东北军和张少帅来承担的，而不会过多的责备南京政府和蒋委员长。而张如果率领关内的东北军反攻东北，那么就有可能牵动整个国内全局的动荡，也就会直接影响到南京政府的利益。换句话说，这时候蒋与张二人在关内在利益上是休戚与共的，但在关外，则是完全不同的，蒋得不到好处，也不承担责任。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全境沦丧，被日本人占领，虽然南京政府在国际上也在极力寻求国际仲裁，甚至向国际联盟申请进行调查，但这只是一方面，南京并没有考虑过军事收复东北。甚至到1935年华北事变的时候，日本策动所谓的华北自治，因为这一带是西北军宋哲元部的地盘，南京政府也只是和日军妥协，并没有主张进行坚决抵抗。
当时的国内舆论确实也对蒋张二人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为了缓解舆论压力，最终二人不得不同时辞职下野，蒋在几个月后又马上复出，而张则远游欧洲，两年多之后才又回到国内，为二十多万东北军四处寻找落脚之地，最终进入了陕西。各地军阀在此后也纷纷通电要求抗日，甚至连西南一隅的桂系都要求亲中央的湖南、湖北让开道路，他们要去华北和东北抗日。其实这都是说说而已，并不是真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