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古代都有過很漫長的貴族社會。中國春秋時期的特點就是“封建制度”：國王分封大貴族，大貴族分封小貴族，形成一個貴族等級的金字塔。
中國的西周春秋，是公元前十到五世紀，這麼長的時間裡，貴族階層都是社會的管理者，要幹的工作不少。
打仗是貴族的基本功，因為貴族的來曆，就是老祖宗當年靠打仗立功，被上級封主授予了一份世襲産業，包括封邑和農奴，這才成了貴族。
繼承人還要給封主家族效力打仗，這是作為封臣的義務。沒法給封主提供軍事服務的，封主就可能把封邑收回去，再封給其他能出力打仗的人。
是以對于貴族，打仗是基本功。
既然古代東西方的貴族都要會打仗，春秋貴族的特色又是什麼呢？那就是駕着馬車，打車戰。
春秋時候的馬車是用四匹馬拉一輛車。而且，車輪很高大，車廂很小，也沒有封閉的頂棚。這都是為了能夠高速馳騁。
這種馬車，不打仗的時候是貴族用來代步坐的車，打仗的時候就是戰車。春秋時候當貴族的入門條件，是必須會駕駛馬車打仗。
春秋的戰車，标準配置是三個人：駕車的人站在車廂中間，弓箭手和長戈手分别站在左右兩邊，在馬車高速奔跑的時候作戰。遠了用弓箭射，近了用長戈砍。這三個戰術分工，當時都有專門的職務名稱，就是禦（駕駛員）、射（弓箭手）和車右（長戈手）。
二戰時期的坦克作戰也是這樣，一輛坦克裡面，有駕駛員、炮手、裝填手、車長，四個人要很密切的配合，一輛坦克才能開動起來作戰。
春秋時候的一輛戰車也是這樣，需要車組密切配合。每一名車組成員，還要熟練掌握自己的專業技能，或者是駕駛馬車，或者是在奔馳的馬車上射箭，或者是使用長戈。
孔子自從成為貴族之後，也必須掌握駕駛戰車作戰的必修課。再到後來，孔子當了老師給學生們上課，也要教授戰車作戰技能。
所謂孔門的“六藝”，禮樂射禦書數，這裡的“禦”，就是指駕駛戰車的技術。“射”也跟打仗有關，春秋時候打仗，主要是在奔馳的戰車上面射箭。
後世人說起孔子和儒家，覺得都是一群文化人，手無縛雞之力，應該跟打仗沒什麼關系。這個印象确實有些道理。
就說孔子本人，他從小跟着單親的農民媽媽長大，小時候一直很低調，不愛惹是生非，長大了也不太喜歡暴力和戰争。
但為了适應貴族社會的要求，孔子和弟子們還是要學習戰車作戰的技能。
比如《論語》的《子罕》篇裡記載，孔子曾經對弟子們說：“我是應該當‘禦’呢，還是應該當‘射’呢？”，這個禦就是戰車的駕駛員；射是戰車的弓箭手。孔子自己的回答是：“我還是當駕駛員吧。”
從這段話看，這是中年以後的孔子在給學生們教授戰車作戰的技能，孔子不喜歡上戰場殺人，是以他主動擔任駕駛員。
春秋貴族學習打仗的基本功，就是在戰車三人組裡面，至少能勝任一個職務。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就是擁有一輛自己的馬車。
能駕駛着自己的馬車追随上級去打仗，他在貴族圈子裡的地位就又提高一些了，靠打仗立功獲得晉升的幾率也更大。
在春秋的時候，還沒有國家财政供養的專業軍隊。
那時是金字塔形狀的貴族社會，每一級貴族都要靠自己封地的收入，自己置辦軍事裝備，最重要的就是戰車。
如果自己沒錢置辦戰車，就要搭乘上級貴族或者自己同宗親戚的戰車，這地位就低很多了。
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士人有輛屬于自己的戰車，他就可以允許其他的士人來搭乘作戰，别管是同宗的親屬或者私交朋友。這些搭乘的人就成了他的下級戰士，身份高低一下子就展現出來了。
是以在春秋時候，衡量一個貴族的家産，最主要的就是看他有多少輛馬車。因為這不僅是财富，也是武裝力量，是他能為上級貴族效力的名額。
其實在人類古代，貴族自己配備戰車，或者騎士自備戰馬，是一種很普遍的情況。
南北朝民歌《木蘭辭》，花木蘭替父從軍，需要自己從市場去買戰馬和裝備。
漢朝給這種自備戰馬的騎兵叫“良家子”，也有點像春秋時候的貴族士人，他們比一般士兵的地位高很多。
春秋時代列國打仗的時候，還要遵守貴族社會的禮節。比如，見了對方國君的戰車，要有禮貌地打招呼、問候。
如果打赢了，哪怕是俘虜敵人國君的時候，也要行禮、說客套話。因為列國貴族的等級序列是一樣的，敵國的國君也是國君。能做到這些的才算是“君子”，在國際貴族圈子内才被瞧得起。
《左傳》裡面有一場“鞍之戰”，發生在孔子出生前38年，是晉國和齊國之間的一次戰車大會戰，裡面就有這種彬彬有禮的戰鬥細節。
那時貴族在戰場上，偶爾還會發生“單挑”，有點像歐洲騎士的決鬥。兩輛馬車對面停好，你射我一箭，我射你一箭，兩邊輪流來，直到一方被射死為止。
還有風格更高、更自信地，先讓對手射三箭，都沒射中，自己這才擡手還他一箭，把對方射死了。
在貴族時代，打仗關鍵不是輸赢，而是規則，他們就是要打很昂貴的戰争，這需要很多的戰車或者重裝騎兵，隻有貴族才玩得起。
是以，春秋時候國家間打仗，都是國君或者大貴族們鬧意氣、耍威風的成分居多，不是非你死我活不可，戰争也不太傷害老百姓。翻翻《春秋》和《左傳》，那時候的國家差不多年年打仗，但對老百姓過日子影響不大。戰國以後的戰争可就不是這個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