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古代都有过很漫长的贵族社会。中国春秋时期的特点就是“封建制度”：国王分封大贵族，大贵族分封小贵族，形成一个贵族等级的金字塔。
中国的西周春秋，是公元前十到五世纪，这么长的时间里，贵族阶层都是社会的管理者，要干的工作不少。
打仗是贵族的基本功，因为贵族的来历，就是老祖宗当年靠打仗立功，被上级封主授予了一份世袭产业，包括封邑和农奴，这才成了贵族。
继承人还要给封主家族效力打仗，这是作为封臣的义务。没法给封主提供军事服务的，封主就可能把封邑收回去，再封给其他能出力打仗的人。
所以对于贵族，打仗是基本功。
既然古代东西方的贵族都要会打仗，春秋贵族的特色又是什么呢？那就是驾着马车，打车战。
春秋时候的马车是用四匹马拉一辆车。而且，车轮很高大，车厢很小，也没有封闭的顶棚。这都是为了能够高速驰骋。
这种马车，不打仗的时候是贵族用来代步坐的车，打仗的时候就是战车。春秋时候当贵族的入门条件，是必须会驾驶马车打仗。
春秋的战车，标准配置是三个人：驾车的人站在车厢中间，弓箭手和长戈手分别站在左右两边，在马车高速奔跑的时候作战。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长戈砍。这三个战术分工，当时都有专门的职务名称，就是御（驾驶员）、射（弓箭手）和车右（长戈手）。
二战时期的坦克作战也是这样，一辆坦克里面，有驾驶员、炮手、装填手、车长，四个人要很密切的配合，一辆坦克才能开动起来作战。
春秋时候的一辆战车也是这样，需要车组密切配合。每一名车组成员，还要熟练掌握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者是驾驶马车，或者是在奔驰的马车上射箭，或者是使用长戈。
孔子自从成为贵族之后，也必须掌握驾驶战车作战的必修课。再到后来，孔子当了老师给学生们上课，也要教授战车作战技能。
所谓孔门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里的“御”，就是指驾驶战车的技术。“射”也跟打仗有关，春秋时候打仗，主要是在奔驰的战车上面射箭。
后世人说起孔子和儒家，觉得都是一群文化人，手无缚鸡之力，应该跟打仗没什么关系。这个印象确实有些道理。
就说孔子本人，他从小跟着单亲的农民妈妈长大，小时候一直很低调，不爱惹是生非，长大了也不太喜欢暴力和战争。
但为了适应贵族社会的要求，孔子和弟子们还是要学习战车作战的技能。
比如《论语》的《子罕》篇里记载，孔子曾经对弟子们说：“我是应该当‘御’呢，还是应该当‘射’呢？”，这个御就是战车的驾驶员；射是战车的弓箭手。孔子自己的回答是：“我还是当驾驶员吧。”
从这段话看，这是中年以后的孔子在给学生们教授战车作战的技能，孔子不喜欢上战场杀人，所以他主动担任驾驶员。
春秋贵族学习打仗的基本功，就是在战车三人组里面，至少能胜任一个职务。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是拥有一辆自己的马车。
能驾驶着自己的马车追随上级去打仗，他在贵族圈子里的地位就又提高一些了，靠打仗立功获得晋升的几率也更大。
在春秋的时候，还没有国家财政供养的专业军队。
那时是金字塔形状的贵族社会，每一级贵族都要靠自己封地的收入，自己置办军事装备，最重要的就是战车。
如果自己没钱置办战车，就要搭乘上级贵族或者自己同宗亲戚的战车，这地位就低很多了。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士人有辆属于自己的战车，他就可以允许其他的士人来搭乘作战，别管是同宗的亲属或者私交朋友。这些搭乘的人就成了他的下级战士，身份高低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在春秋时候，衡量一个贵族的家产，最主要的就是看他有多少辆马车。因为这不仅是财富，也是武装力量，是他能为上级贵族效力的指标。
其实在人类古代，贵族自己配备战车，或者骑士自备战马，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
南北朝民歌《木兰辞》，花木兰替父从军，需要自己从市场去买战马和装备。
汉朝给这种自备战马的骑兵叫“良家子”，也有点像春秋时候的贵族士人，他们比一般士兵的地位高很多。
春秋时代列国打仗的时候，还要遵守贵族社会的礼节。比如，见了对方国君的战车，要有礼貌地打招呼、问候。
如果打赢了，哪怕是俘虏敌人国君的时候，也要行礼、说客套话。因为列国贵族的等级序列是一样的，敌国的国君也是国君。能做到这些的才算是“君子”，在国际贵族圈子内才被瞧得起。
《左传》里面有一场“鞍之战”，发生在孔子出生前38年，是晋国和齐国之间的一次战车大会战，里面就有这种彬彬有礼的战斗细节。
那时贵族在战场上，偶尔还会发生“单挑”，有点像欧洲骑士的决斗。两辆马车对面停好，你射我一箭，我射你一箭，两边轮流来，直到一方被射死为止。
还有风格更高、更自信地，先让对手射三箭，都没射中，自己这才抬手还他一箭，把对方射死了。
在贵族时代，打仗关键不是输赢，而是规则，他们就是要打很昂贵的战争，这需要很多的战车或者重装骑兵，只有贵族才玩得起。
所以，春秋时候国家间打仗，都是国君或者大贵族们闹意气、耍威风的成分居多，不是非你死我活不可，战争也不太伤害老百姓。翻翻《春秋》和《左传》，那时候的国家差不多年年打仗，但对老百姓过日子影响不大。战国以后的战争可就不是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