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天下動蕩不安，董卓之亂後，玉玺也在紛亂中丢失。一天，孫堅在行軍途中發現一口枯井頗為詭異，散發着奇異光彩，遂命人打探究竟。
士兵在井底撈出來失蹤多時的玉玺。沒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袁術得知玉玺的下落，以孫堅夫人性命為要挾奪走了玉玺。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孫堅就此錯失玉玺，無形中也躲過命中一劫。
袁紹因為玉玺加身，更加堅信“天命”，迫不及待想要登基稱帝。誰知他皇帝沒做成，反被曹操派來的劉皇叔截殺，誤了卿卿性命。
就此，玉玺歸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并随着朝代的更疊，颠沛流離，淪落到不同的皇室貴族。
為何玉玺有着如此大的魅力，可以讓普通人憑借它平步青雲，一步登天？
江隐龍先生在《法律博物館：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這樣寫道：“從宏觀角度來看，玉玺之是以被曆代君主所吹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家天下’之外成功開拓了一條通向法統之路，為各朝提供了‘天命’的邏輯起點。”
也就是說，玉玺在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王位繼承之外，過渡到外姓家族的唯一合理憑證。
江隐龍先生指出：“玉玺是一項‘權利證書’，它意味着皇權可以突破血統與世系，在新的君主身上紮根，進而開創新的時代。”
不論是奉天承運，皇帝诏曰；是尚方寶劍；是免死金牌；還是玉玺；這些中國曆史上重要的法統權利證書，都承載着王朝的更疊和曆史的發展，也寓意着“天命不可違”的權威與迷信。
江隐龍先生對中國曆史及法律頗有研究，他在政府部門任職，也是權威法律文化專欄的特約記者。
他潛心編著《法律博物館》，從帝王的權杖、廟堂的符号、律法的線條、獄谳的規矩四個方面，帶我們全方位解讀了中國曆史文物中的法律故事。
在《法律博物館》殿堂的符号一節中，江隐龍先生講述了中國曆史上唯一“正統”女皇武則天的小發明。
這項小發明被稱為“打給女皇的小報告”。它是一件影響了中國司法制度數百年的法律器物：銅匦。
為加強耳目，收集情報，武則天在朝堂東、西、南、北四面分别設定青、丹、白、黑色四個銅匭，以達到“申天下冤滞，達萬人之情狀”的目标。随後江先生講述了匦函的前世今生，中國千年的直訴制度中的經驗教訓。
在第三章節，律法的線條中，江隐龍先生為我們講述曆史中的婚姻。它不是愛情的墳墓也不是兩情相悅，而是綱常名教的宗法要求和門當戶對的現實考量。
在中國傳統的婚姻關系中，婚書不隻是法律的限制和權利的保障，更是等級森嚴的階級壁壘。
就像江隐龍先生所說：“婚書雖與婚姻相關聯，卻終究與感情無關。”
除此之外，他還講述了古代身份證符牌、傳信與戶籍制度，漢朝王杖制度的興衰，清朝尊老制度，夜半宵禁，鄉飲酒禮，盛唐的春江宴，兩宋的瓊林宴等。
在《法律博物館》的第四個章節獄谳的規矩中，江隐龍先生講述了人類古老的法律“萌獸”，中國神仙體系中的異類，明鏡高懸的多重解讀，廟堂與江湖的兩張面孔，法内法外的生死文書等。
江隐龍先生用詳盡的故事案例，條理清晰、言簡意赅地将幾千年的中國曆史知識與藝術經典向我們攤展開來。在他娓娓道來中，20多件中國法律文物生動活現地書寫着中華法律文化的華章，在文字中煥發着曆史的光輝和文化的璀璨。
曆史是一種銘記，文化是一種傳承。讀完這本書，我們會對中國文物有了一層深刻的了解，對幾千年的文明和法律，由衷地崇拜與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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