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叫翠花的村姑，走出了大山……

大概是胡适說的，提議少琢磨人，多琢磨事。不知他是在什麼語境之下說的，但用心是不錯的。

早些年，機關有位資深總工也說過類似的話：一隻手護着腦袋，另一隻手幹活。言下之意，時不時提防着有什麼人背後搗鼓，幹活哪能專心？

分心于人，最有感觸還是曾國藩，他在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詩句：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随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曾國藩畢竟曾國藩，大人宏量，一般人是難以承受這種謠诼诽謗壓力的，是以，一般人也畢竟一般人，也做不出超過一般人氣魄的事業來。

話又說回來，錯綜複雜的社會交集或機關社會，能否具有這種人人自安的生态環境呢？

答案是肯定的，有。

還說早些年，一個機關風清氣正的時候，一好百好，薪水相差不大，職位關系融洽，甚至上司見了工廠中的房間裡以前的師傅，師傅依舊是師傅，上司尊重師傅，師傅對權高位重的昔日小徒也毫不拘謹，一口一個收徒時的稱呼“小張兒”。當然了，上司是不會因為曾經的師傅而格外照顧他。

一般講，老一點企業屬于熟人社會，彼此的關系維護，更多的靠各自的為人、人品、口碑，制度的作用相對弱一些，除非大是大非面前。

人熟是一寶。

所謂熟悉，不僅資訊對稱，而且共享一套行事風格。費孝通先生曾說，鄉土社會的信用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那是的企業就是這樣。

比如說，上面要提拔誰，根本用不着這考察那測評的，結果一出來，大家一點不驚奇，就該是他。假如人選出多數人意料，不爆驚雷才怪呢！

公認的力量非常大，但公認又是一種很難達成的認知境界。白居易詩雲：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這就是熟人社會的一些無法替代的優勢。

人際關系一簡單，大家的精力就集中在幹事上了，集中在琢磨事上了。由人到事的轉換，益處頗多，比如心情普遍比較愉快、關系和諧，幹勁都不會差。尤其是那時，競争上崗、競聘、考勤考核、末位淘汰、模糊獎金（俗稱紅包）尚未流行，都在憑能力、良心幹活，機關像個透明的魚缸，連各自家境都不神秘，大家不存在互相羨慕嫉妒恨等許多問題。大家覺得，機關如家，下班多呆一會兒，上班早來一會兒，你多幹一點，我少幹一點，也沒啥不情願的。

真誠的談心、家訪等人際交往，也就是那時有了。

更令人意想不到，寬松淳厚的企業生态沃土，還會出産美術家、作家、詩人、攝影家等社會人才。企業的社會屬性可見一斑。

當然，那時，市場經濟尚未充分發育出來，競争的硝煙尚未燃起。等到經濟多元之後，個體、私營經濟，合資企業等雨後春筍出現，收入以及福利差距逐漸露出“猙獰”面目，原來風平浪靜的湖面，投進了一塊塊石頭，開始波紋漣漪，之後便是風起雲湧，波浪洶湧……

非常清晰，彼時，在效率與公平的天平上，指針傾向于公平。

人是目的，這是康德學說裡的一個重要命題，是其倫理學系統的基礎，也是最具進步性和現實性的成果之一。但是，康德并沒有完全否定人作為手段的一方面，每個人都應做到在任何情況下把人當作“目的”，而不僅僅當作“工具”。

彼時，在“手段”與“目的”的選擇上，指針也十分純樸、簡單地傾向于“目的”：大家都過上好日子。

當西方的一些市場觀點逐漸傳了過來，人們慢慢腦洞大了，心思也急劇複雜起來。

後來知道有個叫亞當•斯密的，他說了這麼一句話：“屠夫、釀酒商、面包師給我們提供食品，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為了從我們這裡得到回報。”······

由此，“自由競争”這個今天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概念，成為亞當•斯密學說的奠基石。

這是很厲害的一句話，或者一種觀念，單獨拎出來讀，基本上否認了人天生還有良善、利他的一面，或可能。遺憾的是，我們的思維當中，尤其喜歡斷章取義，或者忽略前提的了解方式。

昔日的村姑，純淨如一抹朝陽、一溪甘泉，一朵潔白芬芳的栀子花，一旦走出大山，她不再叫翠花了。

至此，無非想說，我們真的是環境的産物、文化的産物，也是觀念的産物。一項事業怎麼走，會有各種選擇和可能，這也取決于我們的觀念，就如我們曾經經曆過的一樣。

（文原創 圖檔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