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新近出版的《楊樹達日記（1948-1954）》，是重新了解《積微翁回憶錄》的一劑強心針。對照閱讀《楊樹達日記》和《積微翁回憶錄》，我們可以發現楊樹達如何将《日記》轉化為《回憶錄》，同時也能看見《日記》與《回憶錄》的共同關注及有意遮蔽之處。本文為對讀《日記》與《回憶錄》的劄記，分為《以日記為自傳：楊樹達如何寫回憶錄》《自我的邊界：楊樹達日記的“耀斑”與“暗痕”》兩部分。
1953年6月6日的午後，楊樹達翻開陳渠珍（1882-1952）的《艽野塵夢》，讀來頗覺喜歡，于是在當天日記中添上一筆：“閱陳渠珍《艽野塵夢》，殊可喜”。《艽野塵夢》是陳渠珍的自傳體筆記，講述辛亥末年他在西藏絕地的曆險，由于包括探險與可歌可泣的情感經曆，在抗戰期間已經頗為風行。在表達喜歡此書之餘，楊樹達卻在《積微翁回憶錄》中給《艽野塵夢》抛出了新的議題：這部書并非完全出自陳渠珍之手。《積微翁回憶錄》1953年6月6日條雲：“閱陳渠珍《艽野塵夢》，關系清末西藏史實，内容新穎可喜，文亦清爽。王原一言：此書曾經田星六、瞿崇文為陳潤色雲。”《回憶錄》較《日記》增添的文字表明，這部書在陳渠珍創作之後，曾經鳳凰人田星六（1872-1958）、永順人瞿崇文（1884-1973）兩位同鄉進行文字潤色。提出這一新說法的王原一（1896-1958）曾先後任湖北省、湖南省政府秘書長，也是楊樹達在湖南省文史館時期往來密切的朋友，其所談當有所本。自然，《回憶錄》這段掌故也為探究《艽野塵夢》提供新的材料。
《艽野塵夢》1937年版封面，圖自中華古籍資源庫
與熊希齡、沈從文并稱“鳳凰三傑”的陳渠珍，圖自《艽野塵夢》
與《日記》相比，楊樹達在《回憶錄》中添上的這一筆，表明對于不斷變化的人生而言，自傳性的回憶錄也無法永久定格。當新的故事出現，作者總是不自覺想要修飾，想要綴補，以便使人生更為豐滿。對那些不安的、不合時宜的文字，随着時間推移，他總是想要修改、扭轉。
新近出版的《楊樹達日記（1948-1954）》（以下簡稱《日記》），為研讀《積微翁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與日記的關系提供了直接的對讀材料。對日記研究而言，我們需要一些參照物，假如那個參照物是日記作者自身雕琢出來的，無疑會打開更為有趣的視窗。比較《積微翁回憶錄》和《積微翁日記》，我們很容易窺見那些被遮蔽的修飾之所，照見楊樹達内心的細微變化。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他的心态變化如何通過文字修飾傳達而出。換言之，通過對讀《回憶錄》與《日記》，有助于我們了解回憶錄如何改變了日記的一般叙事。
一、《積微翁回憶錄》的寫作曆程
熟悉楊樹達日記的人都知道，《積微翁回憶錄》是以日記為底稿，删潤而成，然而，關于楊樹達1953年6月6日閱讀《艽野塵夢》的記載，《回憶錄》卻比《日記》多出許多内容。這表明，這一時期的《積微翁回憶錄》和楊樹達日記之間存在更為複雜的關系。
在新中國成立一周年之際，楊樹達開始執筆寫作回憶錄。從體裁上看，楊樹達的《回憶錄》實際上是一種自訂年譜。其所作動因，與李抱一1933年12月31日日記為自訂年譜所作序言一樣，大概是為了留住記憶，紀念逝去的光陰。
不管楊樹達出于何種動機，總之，1950年9月29日，《回憶錄》記載是日“始寫《回憶錄》”。次日，楊樹達重新翻閱光緒三十三年旅居日本的日記，目的是為了寫作回憶錄。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關于寫作《回憶錄》的過程，《回憶錄》還有較多詳細的記載。茲錄如下：
1950年10月1日，閱旅倭丁未、戊申日記，計尚有六七冊，今僅存此三冊。
10月3日，閱民國九年八月以後日記。自餘遊北京，日有記述，直至于今，除因疾病偶斷外，大抵皆備也。
10月26日，閱民國廿一年五月廿六日日記，記黃季剛、陳寅恪兩君譽餘《漢書》之業語，頗覺興奮。此等話餘久已忘之，偶然再接，忽覺興奮者，以其語搔着癢處故也。
1951年1月22日，一九五零年止，六十六年回憶錄寫訖。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始業，凡費八十五六日。
在八十多天時間裡，楊樹達迅速地寫完六十六年的回憶錄，得益于曾經記載數量可觀的日記。以日記為底本，剪裁潤色，最終形成回憶錄，是楊樹達高效完成回憶錄的主要原因。在寫作回憶錄期間，楊樹達不斷翻閱早年日記，時有會心處，感慨頗多。最終翻閱日記、寫作回憶錄也成為《日記》和《回憶錄》的一部分。
1951年1月22日以後直至1953年6月30日，楊樹達一方面繼續寫日記，一方面也在寫作回憶錄。一般而言，在日記寫完之後一兩個月之後，楊樹達即據《日記》寫作《回憶錄》，如1953年1月16日日記雲“晨寫十一月《回憶錄》”。1953年3月23日、3月24日，“寫一月回憶錄，未訖”。3月2日，“寫二月回憶錄”。6月28日，“寫五月回憶錄，訖”。《回憶錄》與《日記》在寫作時空中重疊交織，令短暫的生活成為當下寫作與回憶性書寫的共同題材，這為對讀這兩種文獻提供非常有趣的話題。由于寫作時間距離較近，楊樹達此期的《回憶錄》充滿了對《日記》文本的幹涉，事後的記憶經常被穿插到從前的日記之中，使得這一時期的《回憶錄》和《日記》更顯貌合神離。例如1952年11月22日日記記載魯實先友人廖海廷寄書而來，《回憶錄》增補一段“廖為魯實先之友，魯遁入異邦，廖可彌此缺”雲雲。《回憶錄》1952年12月21日載有蘇聯專家與楊樹達之子楊德骧對話，并有《日記》所不及載的蘇聯專家論“專家”逸聞。——“人問某君‘何謂專家’，某君雲‘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者為專家’”。凡此種種，可見《回憶錄》的“記憶之痕”。
在《回憶錄》與《日記》寫作“雙線并行”的時段内，《回憶錄》較《日記》内容更為顯豁，有時也更具價值。例如，《日記》1953年1月21日日記雲“訪李鶴鳴，送其行。談及毛主席曾示渠餘緻毛兩書，毛精神之完固周密，為之一驚”。1月22日日記雲：“昨聞李達言，因決作緘。……再訪李鶴鳴，問毛示信詳狀。”《回憶錄》則兩天的事情歸于1月21日條下，雲：“李鶴鳴即日赴武大就職，往與為别。李告：餘緻毛主席兩書，主席曾以示渠。餘聞之大驚，以毛之周到不遺小物也。蓋毛意在了解楊榮國及餘。餘問：毛對餘無誤會否？李言曾将此事始末告毛，決無誤會。”《回憶錄》詳實寫下與李達（1890-1966，号鶴鳴）的談話，所載内容比《日記》來得豐滿，展示了回憶錄在細節上勝過日記的奇異特征。
《積微翁回憶錄》的特别之處，部分地證明了它雖然淵源于《日記》，卻已自具面目，是另一部獨立的著述。明乎此，我們就不難了解，為何源于《日記》的《回憶錄》可以與《日記》進行“自反式”對讀。何況，楊樹達的《日記》也是一部特别的日記。
二、楊樹達的日記觀念
楊樹達儲存文獻意識十分強烈，日記是其儲存文獻的重要載體。從各方面而言，楊樹達是一位有着濃厚“日記情結”的寫作者。《積微翁回憶錄自序》說：“餘生平無他嗜好，惟喜讀書。心有所會，則筆之于書，以為至樂。憶公元一千九百年，即前清光緒庚子年，餘入求實書院，有讀書日記。續為之者四五年，得六七冊；至一九〇五年（乙巳）遊日而辍。旅日時見書坊每于歲末備明年當用日記。年購一冊，取以記錄每日作業；計當有六七冊，此兩種今大都散佚，僅存辛醜《讀書日記》一冊，丁未、戊申《當用日記》二冊而已。一九二〇年（民國五年）再遊北京，八月廿九日始續日記。自此以來，除偶因病缺記外，日日有記。今方寫日記第四十八冊。此《錄》除無《記》追憶者外，大抵皆出自此五十冊日記中也。（一九三一年一月日記雲，見有庚子、壬寅、癸卯讀書日記三冊，今又皆失之矣。”）
《楊樹達日記（1948-1954）》，中華書局，2021年
從十幾歲直至晚年，楊樹達不斷記載日記，觀其自述，其日記還具有相當的時代價值。總的來說，楊樹達是一個日記觀念極其強烈者。早年在求實書院讀書時，即已遵循晚清蔚為可觀的書院日記傳統，寫下以讀書修身為主旨的日記。至于東遊日本之後，楊樹達又有日記記載，這部分日記即近代海外遊曆日記潮流一分子。1920年以後，楊樹達堅持寫作日記，為時三十餘年，幾無間斷，創造了典型的學人日記。其日記與近代以來顧颉剛、竺可桢、夏鼐等人皇皇日記相輝映，成為承載近代社會與學術變遷的重要文獻。可以說，楊樹達所為日記是近代日記發展曆史的一個縮影。
從目前披露的《楊樹達日記》來看，楊樹達的日記主要記載日常交遊、讀書寫作、家事、見聞等内容，記載事務較為簡明，兼有一些議論。這種日記的形态，追根溯源，與楊樹達身上自具的三大近代日記傳統不無關系。這三大近代日記傳統可粗略概括為：晚期以來的書院日記傳統、近代的海外遊記傳統及傳統的文人日記傳統。
除去随時代變化而積澱的三大日記傳統之外，在楊樹達身上，近代以來的湖南日記傳統也深刻影響了他的日記寫作。通觀湖南近代日記發展脈絡，則楊樹達并非孤峰特起，而是孕育于衆多湖南日記之中。19世紀以來，湖南理學複起，作日記者甚衆。道鹹年間，李星沅、何紹基等人日記已蔚為大觀。當然，此種日記風尚非僅發生在湖南一地，而是呈現全國性的趨勢，但在湖南，日記風尚有特别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日記是近代湘學在文字表達上的重要特征。陳左高《中國日記史略》已注意到道鹹以來長篇日記蔚為大興的現象，而其中湖南人所做的大部頭日記占據很大比重。著者如曾國藩、郭嵩焘、王闿運等人均有巨帙長篇日記。其中尤為典範的是曾國藩、王闿運，二人的日記在光宣以後成為許多湖南人寫作日記的榜樣。這直接影響了楊樹達等人的日記創作。
在楊樹達的師長輩中，皮錫瑞、劉人熙、餘肇康等人日記十分出衆。與楊樹達有交往的湖南人中，黎錦熙、李肖聃、楊昌濟（1871-1920）、徐桢立、謝覺哉、張舜徽等人均寫有篇幅較大的日記。在楊樹達人生的幾個階段，湖湘日記傳統對他産生了實際的影響。楊樹達早年求學的求實書院及其前身時務學堂，均有要求學生作日記的要求。當他1905年東渡日本求學時，同在日本的湖南同鄉宋教仁、楊度、楊昌濟等人均有日記存世。東遊日本的湖南人記日記之風應當影響到楊樹達。以楊樹達友人楊昌濟為例，楊昌濟在東京時，“常寫日記紀述學術，率常數千言，亦好舉其自勵語以語朋友”。（李肖聃《本校故教授楊懷中先生事迹》）楊昌濟所著《達化齋日記》現已整理出版，盡管所載不全，但可見李肖聃所言非虛。其中李氏拈出楊昌濟好寫學術日記等特點，也是楊樹達日記的重要特征。
楊昌濟《達化齋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順應近世日記風潮，植根湖南地域性的日記傳統，構成楊樹達寫作日記的主要外部動因。至其自身，則實在如楊樹達所言，他天生“喜讀書”且喜“筆之于書”，而記日記的興趣至少而老，始終萦懷于心。例如，楊樹達在《日記》中對前人日記也十分留意。《回憶錄》1936年2月8日記載閱讀周星诒《窳櫎日記鈔》，1951年4月8日注意到“方叔章桌上有何紹基《題襟日記》”，楊樹達還曾留意林宰平曾祖林春溥日記等等。
此外，楊樹達對連續性書寫日記有着相當強烈的執念。即便在生病期間，體力精力均無法支撐他寫日記，但楊樹達仍要堅持，辦法則是将字型寫大一些，直到實在寫不動了，就讓家人幫忙代筆。為楊樹達代筆日記者往往是其最親密的家人，譬如妻子、兒子等。《積微翁回憶錄》1942年4月2日雲：“三月下旬起來，時患失眠，近日益甚，手不能作小字。自二日起來至十六日日記皆改用大字書之。十七日以後，遂命豫兒代記。”（184頁）這次失眠等疾病，主要由于生活困苦，改吃菜油所緻，但卻讓楊樹達吃盡苦頭，4月5日，他甚至對自己的身體作了最壞打算，在日記冊末尾寫下遺言。（184頁）不過，把字寫大一點也不是辦法，勉強堅持到4月17日，楊樹達再也無法堅持自書日記，他甚至出現幻覺，于是隻好讓兒子楊德豫代筆。直至5月12日，楊樹達“始自書日記。”（185頁）讓兒子楊德豫代筆，在楊樹達方面較為常見。1940年代避日寇時，楊樹達居湘西，參加五溪詩社社集所為的不少詩歌，就是其子楊德豫代筆的。（164頁）
此外，有時身體不适，楊樹達也讓妻子代筆。1954年3月5日日記也明确記載這天的日記由妻子張家祓代寫。根據《楊樹達日記（1948-1954）》整理者楊柳岸的梳理，可知1954年3月5日、3月8日至3月30日，以及3月29日至3月31日數天日記均由張家祓代筆。代筆期間，也許是楊樹達口述，也許是妻子耳聞目睹、代其口吻書寫，然而文風難免有些差異，例如3月12日記載“陳天和父親來”，若楊樹達寫，當為“陳老人來”（見整理本，第209頁）。3月18日雲“龍老人夫婦及許多人來”，也不類楊樹達口吻。張家祓代筆的日記止于何日，楊樹達并未載于日記，不過據楊柳岸解釋，代筆日記多用鋼筆書寫，與楊樹達通常寫日記用毛筆有差異。看起來，楊樹達有意區分代筆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楊樹達的孫女婿孫秉偉在續接1953年7月以後的《積微翁回憶錄》時，顯然注意到楊樹達日記中“代筆”現象。如1954年3月4日條末雲，“今日日記家祓代寫。”（382頁）頗肖楊樹達口吻。
楊樹達與妻子，見《楊樹達日記》書影
楊樹達對日記如此重視，因而日記中也常常提及寫日記、補記日記、整理日記等日記相關事宜。可惜，由于楊樹達日記尚未完整披露，因而其日記是否如中山大學教授黃際遇（1885-1945）的日記一樣，生前即在學人圈中小範圍流通，尚難以推測。但是楊樹達記載日記應當為許多人所知。楊樹達1952年11月23日日記記載：“晚危克安送日記本來，新自師古齋訂也”，日記冊由本校同僚危克安代購日記本，可見楊樹達記日記在當時并非什麼秘密。
由于楊樹達強烈的日記觀念及深厚的“日記情結”，這部《日記》就不止記載了現代中國的社會變遷，也一并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日記傳統的變化，因而值得特别注意。在關注楊樹達的日記觀念之餘，我們不能不增添另一重好奇：楊樹達如何利用自己的日記？當他決定書寫自傳性的回憶錄時，他如何驅使日記服務于寫回憶錄時候的自己？
三、删潤與增補：《回憶錄》處理《日記》的方式
試圖了解楊樹達如何利用《日記》“制造”《回憶錄》，我們有必要回到楊樹達生命中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看看他如何分别在《日記》與《回憶錄》中描繪他的日常。
1948年11月2日，楊樹達拟離開長沙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日記原文雲：
十一月二日，晨清理講義。峻侄來，雲明日車票可得，遂決行。午馬宗霍、李眉壽、劉天隐、周秉鈞、謝弘毅、方則之、羅季光、潘硌基、吉西山、陶雲孫合餞于金谷春，峻侄亦以邀偕行。飯後歸，欲寝，不成寐，檢理行裝。五時半别麓山館，渡湘至清香流老屋，遂宿焉。晚九時寝。（《日記》第2-3頁）
十一月三日，晨六時起床，七時别老屋到東站。李彌六、本善侄、周汝聰、玖侄偕至。純女及鐵铮亦由麓山入市相送。十時發車，午後二時過衡山，四時過衡陽，八時入寝。
《回憶錄》當天的記載則為：
十一月二日。别嶽麓山齋入市。明日，趁車赴粵，婦張毅君及伯峻侄偕行，侄亦應中大聘也。
兩相對照，可見《回憶錄》對《日記》進行大幅删削，一日行事中的細節及瑣碎人物被删除，取而代之是更為凝練的概括。此外，《回憶錄》以事為綱，将幾天日記拼接濃縮至一天，其篇幅是以較《日記》大為縮減。不過《回憶錄》并非在《日記》基礎上一味删削，上引“十一月二日”日記的材料，可見《回憶錄》增添了妻子張家祓及侄子楊伯峻同行的資訊，并且補充了楊伯峻同行的原因。這類文字的增加，補充了《日記》的背景資訊，有助于了解《日記》所載人事内容。
事實上，一旦攤開《積微翁回憶錄》和《楊樹達日記》對讀，我們很難不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諸多差别。楊逢彬先生《從到》（上海書評，2021年12月23日）已大緻指出二者的差異，不過楊先生一文主要從兩書出版的先後看待文本差異。如果回到楊樹達創作《回憶錄》的曆史現場，則應當更為重視“從《楊樹達日記》到《積微翁回憶錄》”這一文本變化過程。
楊樹達《積微居日記》書影
日記作為近世以來中國文人的一種著述方式，基本著作庫，誕生了許許多多衍生性的文獻，但這類衍生性文獻，即便同出于日記作者之手，也與日記原始文本存在較大差異。換言之，日記與“從日記衍生的文獻”之間并非簡單的提取關系，其間文本的删削、拼接等問題，近年已經成為日記研究的重要方向。在這方面，湖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吳欽根針對《譚獻日記》所作的精細分析，提醒我們注意日記稿本與刻本之間存在複雜的“文本重塑”現象（吳欽根《譚獻的編選、删改與文本重塑》，《文學遺産》2020年第2期）。其所歸納的摘選、重組、删潤等一系列辦法，涉及語境變化、語意轉換等問題，可以視作處理此類文本的基本原則。從《楊樹達日記》到《積微翁回憶錄》，可見楊樹達寫作《回憶錄》大體采取的辦法與譚獻并無多大差别，不過二人性情及所處時世差别較大，因而針對楊樹達日記的具體删改有申說之必要。此外，楊樹達删改日記所要完成的是一部“回憶錄”，與譚獻删改日記意圖編撰“劄記之書”略有差異。
稿本譚獻日記書影
湖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吳欽根緻力于研究稿本譚獻日記，歸納日記删改的基本法則
關于《回憶錄》針對《日記》所采取的增删辦法，王元化（1920-2008）先生《談楊遇夫》一文已有揭示：
《回憶錄》中有一些避諱，如稱其為妄人，未書其名字，猶《越缦堂日記》之于趙之謙。又對某些人隻胪列其著作名稱，而隐去姓氏，如《觀古堂文鈔》、《說文籀文考證》略去著者葉德輝名字即此類。再如，作者将解放前與解放後的書籍出版審讀機構，統稱之為編譯局，顯然是用代稱。這些地方并非出于粗疏草率，讀者倘能細審，就不難蹤迹作者的用心所在。這本《回憶錄》看來似乎平闆樸拙，文字缺乏雕缛成體的華彩，但隻要從容含玩，潛心冥會，則必有所獲。（王元化《談楊遇夫》）
王元化先生讀《積微翁回憶錄》提示許多話題
王先生已經指出《回憶錄》删改的幾個條例，不過未加細說。然而王先生提示“從容含玩，潛心冥會”的方法，對發掘楊樹達的增删體例，訓示了明确的方向。在此，筆者不憚瑣碎，将《回憶錄》删改《日記》的一般方式胪列如下：
一、一般而言，楊樹達在《回憶錄》中删去大量的日常應酬、交遊記錄及閱讀情況。就讀書寫作方面的内容而言，《回憶錄》大量删除讀書情況，而增添寫作和著述的記載。此外，《回憶錄》的改動有一些統一體例，提及寫作某文時，“草”一般改為“撰”。
二、《回憶錄》在删削《日記》文字的同時，在字句、修辭等方面均加以潤色。如1948年11月10日，《日記》雲：“飯後訪容希白，少坐，以渠昔年所印鄭業斆《金石文考》殘卷一冊見贻。鄭《金石文考二集》實八卷，湖大所藏止四卷，乃不全之本。餘前撰《提要》，不知此，有誤記，當改正矣。”《回憶錄》作：“訪容希白，見贈所印鄭業斆《金石文考》殘卷一冊。”一方面删去日常瑣事，如“飯後”、“少坐”等詞語。另一方面，調整語序，精煉字句，如“見贈所印鄭業斆《金石文考》殘卷一冊”一句15個字取代《日記》中19個字表述。最後，這種删削還部分地隐去學術認識過程，如此處删除早年誤記《金石文考》的記載。
三、出于理順字句，而對《日記》進行改動。如1948年11月16日，《日記》雲：“閱行政院新聞局出版曆史語言研究小冊，舉及季豫、星笠及餘。”《回憶錄》在“餘”後增添“名字”二字，語意顯然更為完備。這種改動的原因應當是由于《日記》是為自己寫作，随意書寫乃至犯了語病也不影響了解，且寫作較為匆遽，故而有時語病頗多，而《回憶錄》是準備公開的文字，就有必要理順語句。《日記》中的一些口語，《回憶錄》中也多改為更為正式的書面語，如1949年9月1日，讀呂調陽《商周彜器釋銘》，《日記》稱該書“瞎扯不倫”，《回憶錄》改稱“妄相牽附”。
四、通過調整文字，改變《日記》語句的語氣。1948年11月11日，《日記》雲：“閱溫廷敬《毛公鼎之年代》，謂在穆公時，似亦嫌略早。”《回憶錄》則改為：“閱溫廷敬《毛公鼎之年代》，說為穆公時，似太早。”懷疑的語氣明顯加重。楊樹達對郭沫若一些學說，在《回憶錄》中有時也較《日記》為批駁更甚。1948年12月31日提及《王子嬰次盧跋》駁郭沫若之說，《回憶錄》增補一段雲“古器遷流不定如此，豈可泥耶？”1948年12月9日，《日記》評價清人陳介祺學問時說，“知陳氏僅一收藏家，于學問之事無涉也。”《回憶錄》改為，“知陳氏僅一收藏家，于學問之事關涉較少矣。”
語氣變化可能反映情感的變遷。《日記》情感為瞬時性，而《回憶錄》乃事後追憶，情緒較為平和。1949年4月21日，《日記》雲：“國共和談破裂，老百姓又苦矣，哀哉！”《回憶錄》改為：“聞國共和談破裂，為之歎息！”經曆鼎革，情緒從激越，一變而為平緩。在此，楊樹達情感并非如文天祥一樣“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而是随着時間的遷移，強烈的情感被沖淡了，舒緩而出。
五、對稱謂進行調整。《日記》寫作較為随意，有時直接稱人名，而字注于後，而《回憶錄》則統統改正。如1948年12月20日，記楊笃為“楊笃（字秋湄）”，《回憶錄》改為“楊秋湄（笃）”。《日記》原稱“蔣公”，《回憶錄》則改為“蔣介石”，如1949年1月22日等條所示。這種稱謂的變化應是政治形勢變化造成的。1949年4月9日，記載國共和談，《日記》雲：“和使到平，共黨聞提出難題。”《回憶錄》改為：“議和使到北平，聞折沖不易。”1949年4月23日，《日記》“共軍已渡江，南京人員全撤，市民劫掠無紀。”《回憶錄》改為：“聞解放軍已渡江，南京人員全撤退。”1949年7月24日，《日記》作“國軍在平江、浏陽、醴陵先後撤守，長沙在包圍中”，《回憶錄》改為“蔣軍退出平江、浏陽後，長沙在包圍中”，稱謂與語序的變化，反映楊樹達在逐漸适應新時代的表達方式。
六、删除一些情緒性的評論文字。1949年5月7日，《日記》雲：“喻正之送薪金來，金券千餘萬，僅值港币五元——經濟之崩潰已見其端矣，此國民黨人之賜也。”《回憶錄》此句改為，“友人送薪金來。金圓券千餘萬，值港币五元。此國民黨人之賜也。”時過境遷，楊樹達選擇以客觀筆調呈現當日薪酬及對國民黨的埋怨，删除“經濟之崩潰已見其端”一句及“又”字，可見濃烈的情感漸次消散。而将友人名姓隐去，大概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朋友吧。
《回憶錄》删除情緒性的評論文字，主要為周全人際關系，有時也是為了保護自己。如涉及東莞藏書家莫伯骥（1877-1958），《日記》提及莫伯骥同出葉覺邁門下，故稱“與餘有同門之雅；又曾讀餘所著書雲”。《回憶錄》删除兩人同門關系的這段記載，且直斥莫氏所著書“文字冗蔓”（《日記》作“蕪蔓無緒”）。1949年6月4日《日記》中談及莫伯骥“書蕪雜無條理，不能應之也”，《回憶錄》删除此句。1949年7月17日，楊樹達閱讀陳達《浪迹十年》，以為“叙次淩雜，文筆冗蔓”，《回憶錄》記載閱讀陳書一事，但删除了差評。1949年8月12日，《日記》記載馬宗霍所言黃侃“行徑不脫漢口流氓習氣”等事，《回憶錄》均不載。1952年12月20日，記徐桢立去世，《日記》評價“彼死遂無人能繼其業矣”，《回憶錄》删除此句。
又如，1949年1月20日，《日記》雲：“岑仲冕偕顧鐵符來訪，少坐，去。岑病重聽，談話殊不便。”《回憶錄》改為：“岑仲勉來。岑精唐史，患重聽。”凡此，可見楊樹達力圖在《回憶錄》中保持一種較為客觀的寫作态度。
七、修改《日記》相關語句的表述方式。1949年8月27日，記載閱讀武漢大學接管公報事，《日記》雲：“知其以前内部之糟殊甚。中國機構大氐如此，非如此澈底清理，絕無希望。此共産黨人發動群衆之妙用也（教員、學生、勞工參加者六七百人）。”《回憶錄》此段改為：“知其前此腐壞殊甚。中國機關大都如此，不僅武大也。非每處澈底清理，國事絕無希望。聞參加接管師生工友計六七百人，群策群力，向來徒托空言，今則見于實事矣。”這種表述的改易，可見1949-1950年間，文字表達在新形勢下的微妙變化。
為新的政治和文化空氣所沾染，楊樹達有意改變說話方式，但在學術宗旨上，他似并未讓步。如1952年12月6日，北師大校長陳垣緻書楊樹達，勸其“高郵豈足為君學？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郵何如法韶山雲雲”，楊樹達對此頗不以為然，日記随即點評雲：“固哉，援安乃欲我為壽陵餘子也”！《回憶錄》沒有提及陳垣這封來信，當是有所顧忌。但在《日記》中，楊樹達似鮮明表達自己不肯“法後王”，放棄學宗高郵王氏的旨趣，而以學術緣飾政治的堅定志向。
1949年4月17日，《日記》記載應王季思、陳闳慧之邀赴宴，“同坐有陳融、劉成禺、胡毅生。陳能詩，年七十餘，頗龍鐘；劉年與陳相若，則甚健。胡為漢民之弟。此外為詹祝南、朱少濱、孔肖雲。”《回憶錄》則删削為，“飲席遇粵陳融、鄂劉成禺。陳能詩，年七十餘，頗龍鐘；劉年與陳相若，則甚健。”删削之後，句意不明，之是以如此删削，大概因為同席有胡漢民弟弟。
1949年至1950年，短短兩年時間，政治空氣已發生極大變化。故而對照《回憶錄》和《日記》的删改變化，有助于測定此期哪些人物和事件是彼時的敏感詞。如1949年4月16日，錢穆贈楊樹達《中國文化史導論》，次日楊樹達翻閱完此書，認為“頗有獨到之處”，《回憶錄》僅提及錢穆贈此書，而略去評語。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
删改之外，《回憶錄》對《日記》的處理方式也包括增補。增補的文字主要為事後追憶及據其他材料補充而成。具體而言，《回憶錄》增補《日記》内容，有的據所作文章增補，有的則是闌入感慨和評論，有的則僅僅是為了讓句意更為完備。關于增補的基本辦法，楊樹達在《積微翁回憶錄自序》中曾明言：“餘撰文字，必于文題下記年、月、日。《積微居文錄》及《國小金石論叢》皆可見也。故有所撰文字，日記中偶遺未記者，則據文題下之月日載入《錄》中。”如此看來，楊樹達在撰寫《回憶錄》時，不僅利用《日記》，也多利用有明确日期标記的其他著述。《回憶錄》相對《日記》而言的具體增補情況，可大略歸納如下：
一、增加議論性追述。楊樹達對時間記錄的敏感，為其增補《日記》，擴充《回憶錄》中學術性文字的比重提供了幫助。此外一些增補，則是評議性文字。1948年11月11日，《日記》雲：“晨閱鄭業斆《金石文考》殘卷，考訂多精審。閱溫廷敬《毛公鼎之年代》，謂在穆公時，似亦嫌略早。”《回憶錄》則改為：“閱鄭著《金石文考》，說多精審，此為吾湘僅有之金石家矣。”評價鄭業斆為湖南出類拔萃的金石學家，顯系寫作《回憶錄》時追補，所代表的觀念顯然也非寫作日記時者。1948年11月23日，楊樹達參觀陳大年所藏器物，《日記》雲“閱其藏器，玉最多”，《回憶錄》則作“閱其所藏古玉，多而精”。又如，1949年9月23日，《日記》記載“共産黨軍紀嚴明，行動穩健切實。衰暮之年，或可及見升平乎？”《回憶錄》于此後增添“是餘之幸也”。
二、增添事實類的記憶文字。1943年3月4日，楊樹達聽聞友人李滄萍去世，頗有感慨，提及李氏“能詩”，《回憶錄》則在此後增補“最為老友黃晦聞所賞”。這些新資訊的增補，是記憶的再度喚醒的寫照。如1948年11月21日，記載在廣州六榕寺拜會虛雲法師，《日記》雲：“年已百二歲，而神明不衰，如五六十許人，口操湘鄉音。”《回憶錄》照錄這段文字，并在“湘鄉音”後增補“人極謙退”。
三、據其他文章著述等補充者。《回憶錄》1948年11月20日，“跋《郘（啟戈黑）鐘》……”一段文字，《日記》不載，顯系補錄。此類補入較多，可見楊樹達撰寫《回憶錄》實有意彰顯自身學術成就的意圖。
四、依據其他材料增補。相較于《日記》，《回憶錄》增補的内容不僅出于事後追憶、見刊文章等等，也來源于信件（如自編師友來信集《缟紵集》，1953年10月2日更名為《鱗鴻集》）。譬如，1949年9月14日記載其子楊德豫事，《回憶錄》較《日記》多出百餘字，這部分文字即據楊德豫來書增補者。另外一些材料來源尚屬不明，如1949年5月29日，《日記》與《回憶錄》均記載李肖聃“撰先君傳來”，但《回憶錄》增添“以金天翮詩文集贈之”，或楊樹達另有人情往來簿冊，據以補充。
《回憶錄》較《日記》多出文字往往學術價值頗高。如1953年6月4日、6月5日，日記載閱讀《長沙瞿氏叢刊》事，僅提及瞿元霖《蘇常日記》較好，瞿鴻禨《使豫閩日記》無味，而《回憶錄》增補擴充的一小段文字則十分詳細：“閱《瞿氏叢刊》各種，瞿元霖《蘇常日記》頗留心地理，可取。瞿鴻禨《使豫閩日記》，無味之至！昔年餘居京時，瞿宣穎曾告餘，乃翁有《漢書劄記》。今不刊彼書而印行此種但記行程之日記，何耶？”讀者由此可初步判斷《長沙瞿氏叢刊》的價值。
瞿宣穎刊行《長沙瞿氏叢刊》所收《蘇常日記》版權頁資訊
《回憶錄》較《日記》存在諸多增補情況，可能基于如下原因：
一、出于表述方式調整的需要。由于寫作時間的不同，對同一事記載，有必要增補部分文字。如1948年11月19日，《日記》記“改《釋 篇》”，《回憶錄》則作“改舊撰《釋 篇》”，可見由于寫作時境變化，《回憶錄》因之調整了表述。有時候也會補充作者資訊，如1949年1月3日，提及“閱《十六長樂堂款識考》”，《回憶錄》作“閱錢坫《十六長樂堂款識考》”，資訊更為完備。這種增補有時是《回憶錄》的“後見之明”。如1949年2月13日，記載楊樹達開始錄彜銘中人名見于經籍中者，此時尚未有拟名，而《回憶錄》則明标為“名《彜銘中之古人》”，似乎當時抄錄時已經定下論文篇名。
二、出于政治環境、社交要求等其他情況變化而須增補。因政治空氣發生變化，楊樹達有意識地調整了部分表述。如1949年8月8日，《回憶錄》在叙及其子楊德鑫時，增添了《日記》不曾記載的“抵抗倭寇，遇險多次”，而删除了對楊德鑫“生活甚苦”的表述。此外，《回憶錄》增補文字有時為了社交需求。如1953年6月20日記載與徐特立談話，《日記》十分簡略，而《回憶錄》增補一段：“徐雲‘王介甫詩“春風又綠江南岸”，此文法句子，改“到”為“綠”，則文學的句子矣。’語頗有見。”無從判斷這出于否楊樹達本意，還是對徐特立的虛美。畢竟這段回憶錄時作于半個月後的7月4日。
綜上所述，盡管有《日記》為基本材料，但楊樹達仍不斷删改與增添，以完成《回憶錄》。這表明，回憶總是當下的回憶，而日記盡管是記載當下的，但在寫作回憶錄之時，反而是曆史的。
通過摘選、重組、删潤等方法，楊樹達将《日記》從私人著述轉化為個公開出版物。在這一過程中，楊樹達完成了自我的重塑，也一并建構出一個“想要成為的”自我。無怪乎王元化在與邵東方信中說，“此書系作者據日記增訂而成，倒是可稱為一部學術著作。”經過這樣的精簡，這部日記學術的一面被放大了。這種印象是楊樹達有意為之的結果，《日記》1953年4月15日、4月23日、5月2日等條，《日記》記載所作學術論文僅寥寥幾筆，而《回憶錄》卻均以數百字摘要詳細說明。日記是一件任由作者修飾的雕塑，盡管是心愛的雕塑，但總是不但增删，仿佛是一件永遠無法完成的雕塑作品。《回憶錄》作為《日記》雕塑而成的一份衍生性文獻，雖定格了作者某一階段對人生的整體看法，卻也大大壓縮了《日記》的豐富性。
四、《回憶錄》與《日記》的關系
以《日記》為自傳，楊樹達寫下了他的《回憶錄》。當他決定把自己作為解剖材料後，他又不免改動了從前的自己，于是《日記》和《回憶錄》就成為并行的兩個文本。這樣一個問題也就擺在了讀者面前：在《日記》和《回憶錄》之間如何選擇？丁東認為：“比較起日記來，回憶錄有靠不住的一面。不管什麼人，寫回憶錄總會以當下的需要取舍過去，甚至重構過去。”對楊樹達而言，情況卻有些不同。
盡管楊樹達不斷修飾日記，試圖在《回憶錄》中展現更為學術的自我，但是《日記》已經勾勒了人生的大緻面貌，使得《回憶錄》盡管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另起高樓，重構另一個楊樹達。換言之，日記部分地限定了作者的人生叙事。楊樹達因日記而獲得了更為豐富的關于人生的記載，卻使得他喪失了另外想象人生的可能。想一想蒂姆·波頓（TimBurton）的電影《BigFish》，如果電影中的父親創作了詳實的日記，他又如何理直氣壯向他兒子虛構夢幻般的一生呢。不過《積微翁回憶錄》和《楊樹達日記》互有優劣，存在較為複雜的關系，茲略述如下：
一、《回憶錄》參考了其他著述，豐富了《日記》細節。1949年4月18日，楊樹達參觀嶺南藏書家熊潤桐藏書，日記記載為“有宋本三種，元本一種，外明本及精鈔本數種。”次日又補記所見書，而《回憶錄》将其連綴為一日所記，消除時間延宕的痕迹。《回憶錄》擴充雲：“有宋本小字《五經》、楊子《法言》（秦敦複舊藏）、《王荊公集》（徐乾學舊藏），元本《列子》、明本趙蕃《味經堂王弼易注》，《唐僧弘秀集》（海源閣舊藏）、永樂本《羅豫章先生集》、孫大雅《滄螺集》（汲古閣本）、精鈔本宋蘇泂《泠然齋集》（放翁弟子，《四庫珍本》已景印）、明《唐子西詩文集》（海源閣藏）。”不難發現，《回憶錄》較《日記》詳盡許多，可見别有所本。
二、《回憶錄》有時與《日記》呈現互釋關系，顯示楊樹達希望《回憶錄》和《日記》配合使用的意圖。1949年3月24日日記提及《郋園學行記》相關内容，《回憶錄》解釋雲“已詳見民國十七年三月八日記”。當然，《回憶錄》可以箋釋《日記》，如1948年12月14日，日記雲“正方氏題敏父甗之誤”，《回憶錄》直接将“方氏”寫作“方濬益”。通過《積微翁回憶錄》，楊樹達日記不斷被解釋，不斷被充足，有助于讀者認識日記中出現的人、事、物。又如1953年3月4日，《日記》提及“劉啟益”來，而《回憶錄》作“中南發掘員劉啟益來”，顯然具有注釋效果，也可見《回憶錄》記載更為詳細。自然，這一特點也為整理者所注意到。在《楊樹達日記》中，整理者大量利用《回憶錄》注釋《日記》，如第57頁注釋“田星六”等等。
三、《回憶錄》盡管時間線索較為明細，但相對《日記》而言，時間屬性更顯模糊。如1924年9月、10月、11月，1925年1月、2月等月份的《回憶錄》部分均無具體日期，而僅僅表明這是一月間事。楊樹達有意模糊時間屬性，可能是為了叙述一件完整事情，也可能另有隐情，對這種模糊時間屬性的剪裁，有待于《楊樹達日記》披露。
四、《回憶錄》改動了《日記》原意。有時候，《回憶錄》簡括大意，綜括一段時間的内容，但不免轉換意思。如《回憶錄》1949年5月12日雲：“時局不安，廣州人心皇皇，中大同人紛紛作應變之計，餘遂決定北歸。”将時局影響下決定北歸長沙的情況幾筆寫出，然而，《日記》并未提及廣州人心惶惶，中山大學諸同僚應變等。又如1949年7月21日，《日記》記載“鄒（曼支）、高（笏之）來書，邀往台灣任教。”《回憶錄》則為“鄒曼支來書邀往台灣任教”，删除了高鴻缙（字笏之，1892-1963）也曾來書邀楊樹達往台灣任教一層意思。1949年8月4日，《回憶錄》記載“連日有飛機來，今日炸省政府湘雅路四五處。蔣介石不樂湘人之愛和平也。嗚乎！”而《日記》于8月5日追述昨日被炸情形，“聞陳明仁新移居湘雅路，故爾見炸”，所陳述的是事實，與《回憶錄》抒發感歎有差別。《日記》相對《回憶錄》而言，蘊藏更為豐富的資訊，值得重視。
五、《日記》與《回憶錄》可以互相訂正訛誤。一般而言，《回憶錄》改正了《日記》記述的一些錯誤。1948年12月24日，“倭戰犯東條英畿、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松井石根共七人昨晨由盟軍絞死。”《回憶錄》改為“倭戰犯東條英畿、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松井石根等凡七人昨晨由盟軍絞死。”當然，《日記》也有訂正《回憶錄》錯誤之處。如1949年12月26日記載九曜園事，《回憶錄》誤為“十二月廿九日”，顯系筆誤。1948年11月29日，記載觀看廣東名人書畫，提及海瑞，《日記》作“海忠介”，而《回憶錄》筆誤為“海忠解”。
六、《回憶錄》有時随意性改動《日記》的語序。如1948年11月22日，楊樹達和商承祚在廣東文獻館參觀陳白沙誕辰紀念展覽會，記陳獻章遺物，《日記》記載順序為“琴及茅制筆、墨迹及遺像等”，《回憶錄》則作“墨迹、遺像、琴及茅制筆”。這表明《回憶錄》未必十分精審。
七、《回憶錄》比《日記》更增添一層記憶之色。一些感慨性修辭加入之後，原有的日記漸染回憶的抒情色彩。1943年1月12日，《回憶錄》記載了楊樹達獲聘教育部部聘教授稱号，先是湖南大學推薦楊樹達、曾運乾、熊正理（1893-1983，字雨生），而楊樹達一人獲任，曾運乾、熊正理均有詩稱賀。抄錄賀詩之後，楊樹達不禁感慨道：“今星笠已作古人，雨生言歸故裡，言笑歌詠之樂，不可複尋，令人怅惘不已。”（198頁）所抒發的已然是寫作回憶錄的1950年代的情愫了，而非《日記》原初面目。
八、《回憶錄》比《日記》更具公開性，但仍存一定私密特征。有時，楊樹達也混淆了這種公開和私密的界限。《回憶錄》1949年3月24日，“王季思（起）送吳江金天翮詩文集三冊來，系金君之弟托緻者。内有《葉郋園先生傳》一首，雲據餘兄弟所撰《學行記》為之。此記本師門子弟所撰，已詳見民國十七年三月八日記。大約金君所見記文仍署餘兄弟之名，故雲爾也。”《回憶錄》1928年3月8日：“日本鹽谷節山溫博士率彼邦高等學校教授多人來京，宴國學界同人于中央公園水榭。博士于清末留學長沙一年，曾屢遇之。距今十七年，非複當時慘綠少年矣。”卻并沒有提及葉德輝傳記一事，可見對楊樹達而言，《回憶錄》仍有相當部分為自己服務，并沒有特别考慮讀者。
總體而言，《日記》較《回憶錄》更有價值處，主要在儲存更多資訊，但《回憶錄》也有助于理清《日記》雜亂的資訊。1949年4月14日，《日記》雲：
晚嚴學宭來談，雲聞之香港友人、郭沫若讀餘叔夷鐘、曾侯簠兩跋，皆表示佩服之意。郭曾贻書于餘，略不及此，以餘論金文于渠有微詞，故雖然（上陶下革）叔之釋渠仍示不滿。此君雖從事學問，仍不免政客習氣也。（此段中“、”當标點為“，”）
《回憶錄》作：“嚴學宭來談，渠聞之在香港友人雲，郭沫若讀餘叔夷鐘、曾侯簠二跋（《中山大學校刊》所載），皆表示佩服之意。”
兩相比較，可見楊樹達寫作《回憶錄》時調動記憶，增補校刊資訊，也清楚表述嚴學宭的朋友是在香港者，非香港人。
劉寶俊著《嚴學宭評傳》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回憶錄》也是删節版的。誠如《積微翁回憶錄》“整理後記”指出：“這次整理，基本保持了原稿面貌，僅極少幾處作了必要的删改。”由于無法确知楊伯峻先生整理《積微翁回憶錄》時究竟删改了哪些地方，本節的一些推論也許就不那麼可靠。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叙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首發。]